长江学者朱彤:见证中国环境科学的春天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30日15:31 北大新闻网
长江学者朱彤:见证中国环境科学的春天
图:朱彤在野外科考(2002,北极)

长江学者朱彤:见证中国环境科学的春天
图:非典时期的特别组会(2003,静园)

  北大新闻网 赵琬微

  1999年3月,不到37岁的朱彤从加拿大回到阔别13年的北大。当时,他已拥有德国乌帕塔尔(Wuppertal)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以及在加拿大约克大学、加拿大农业部等国外研究机构近10年的工作经验。而国内多数人对环境科学的理解,还处于科普宣传阶段。能够将提高空气质量问题提上发展日程的城市,更是罕见。

  “这十年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变化,比我想象的还要迅速。如果一句话概括总体的感受那就是——我如此幸运。”朱彤教授一贯沉着的表情里,隐藏着一份动情。

  回国:唐孝炎院士劝我“回家”

  80年代末,尚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朱彤就打算回祖国发展。95至98年间,他先后多次回国了解国内专业方面的研究情况,当时首选的城市是父母所在地上海。经过反复考虑,朱彤最终还是选择了母校——北京大学。这个转变与他的硕士导师、大气化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唐孝炎院士的劝说有很大关系。

  当时北大环境科学研究方面的院系设置与现在不同,名称是“环境科学中心”。当时中心学生以研究生为主,只有97级98级两届本科生。中心所在的老地学楼,年久失修,精密的大气研究仪器常常难以正常工作。正在进行的研究常被迫中断。坐在墙皮斑驳的办公室内,对比在国外工作优越的研究条件,朱彤的心情也曾无奈过。

  2002年,北京大学由原环境科学中心、城市与环境学院和技术物理系共同组建环境学院。短短几年,北大对改善科研环境、项目投资等各方面的经费投入不断加大。在211和985二期的经费支持下,硬件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硬件永远是需要钱的。在学校资助购买的仪器上,他们将仪器分析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一年前,有同学说一个美国来访的同学对他的实验装置很感兴趣,不断拍照。他面有不悦,我也有被人偷学方法的警觉。后来猛然顿悟,宽容地说照吧、照吧。” 让别人学,正说明对自己的实力充满信心。

  目前,北大的大气化学在全国居领先地位。在一些领域中,已经走到了国际前沿。

  2005年竞标成功的项目《北京与周边地区大气污染物输送、转化及北京市空气质量目标研究》,是迄今为止国内覆盖区域最广、参加单位最多的大气环境观测项目。北京大学作为技术牵头单位,朱彤出任技术组组长。项目开始后,陆续有来自中国、德国、日本、美国的20多个研究团队加入。其中一些团队,早在2004年就在环境学院珠江三角洲开展的大气污染研究项目中与北大结缘了。

  与朱彤当初预料的一样,在不断重视环境保护的社会大背景下,中国环境科学研究的春天终于来到了。

  科研:从珠峰到北京的晴空

  没有去过珠峰的人,一定会对神秘的雪山心向往之。曾经去过的,恐怕都会对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心有余悸。2002年,朱彤教授作为“珠峰环境监测2002”科考负责人之一,进入日喀则地区后,就一直处于高原反应的痛苦折磨之中。到定日县后,他一样与科考队一起为野外监测站选址。这段故事,被记录在当年《信息时报》6月1日对西藏的报道中。

  在此后的2004年,朱彤又率队前往七一冰川实地考察,2005年,2006年又两次到了珠峰检测。最近一次是2007年夏天去的玉龙雪山。

  朱彤对北大宽松的科研环境心存感激。偏重理论研究的珠峰和极地考察,是他兴趣所在。学校不仅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对论文的压力也比较小。正是这段时期的积累,使研究小组对大气污染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后来做应用型课题时,感到游刃有余。

  2005年,总经费达2600万元的“北京与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项目启动。06年寻找北京污染的源头,07年研究北京机动车限行,08年对评估各种控制手段的效果进行评估。”任技术组组长的朱彤用“很累”形容这三年的时光。按照国际惯例,如此大规模的观测项目通常隔年进行,中间一年休整和数据整理分析。但为中国奥运成功助力这一目标,他们必须马不停蹄地工作。

  2008年3月,北京空气质量问题受到举国上下的瞩目,也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46岁的朱彤,作为“奥运空气质量保障研究课题组”的专家、大型国际合作观测项目CAREBEIJING的首席专家,不可避免的频频出现于各种媒体当中。

  师生:不了燕园情

  1979年9月,朱彤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放射化学专业。本科毕业后选择继续在本系环境化学专业攻读硕士。回忆在燕园度过的17岁到24岁的时光,他掠过一丝淡淡的笑意。只说,那时候的校园,真安静。

  曾经的校园非常安静。“80年代的北大理科生,每天忙于学习,课外娱乐活动选择很少。”与现在丰富的校园生活,各种娱乐方式相比,学生的生活也很单纯。读读“马克•吐温”,去五四操场打打排球,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相比之下,现在的学生有个性。很活泼,也有些浮躁。不过,朱彤深信只要将心比心地真诚地对待学生,就能和学生相处得很好。“和他们沟通很重要,要尊重每一个人。”

  1999年回国后,朱彤的科研小组每年都有包括硕士、博士在内的十余名学生。学生们称这个小组是ztgroup, 将导师的名字简拼纳入其中。他们每周有小组组会,还举行不定期的聚会。2008年2月,朱彤将这几年毕业的学生们都召集回来,在北大附近的咖啡厅开了一次特别组会。

  教学方面,朱彤仍然强调学术能力的培养。“主张系统的训练。在重视基础的前提下,让学生们认识到应用的价值。”朱彤觉得现在北大的教学很重视知识面的拓展,但在学科的系统训练方面比八十年代要稍差一些。在他小组中,有的学生一开始不理解基础研究有什么用。在后来讨论中,终于发现“基础理论让他们站得更高”。

  2003年非典时期的教学生活,令朱彤颇为欣慰。当时与学生沟通的机会很多。现在课题多了,由于忙碌,对学生们的了解反倒少了,朱彤自己也感到有一些遗憾。

  “九十年代,我在国外的时候就觉得中国的环境科学一定会有大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环境问题受重视只是迟早的事。而且国内当时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开展,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回想起自己当初的决定,朱彤仍然带着一丝兴奋。

  “我很庆幸回到国内。国家对科技的投入越来越大,环境保护对于国家也变得更加重要,在北大有宽松的科研环境,有唐孝炎院士等老一辈人打下的坚实基础,有同事之间的良好合作……这九年我还是非常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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