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猪事：悲喜金猪年(2)

　　从土猪到洋猪 “穷不离猪，富不离猪。”

　　4月18日晚上10点来钟，胞衣出来了，一窝猪娃儿算是下完了。有一只新猪娃儿不对劲，一接下来，兀坤顺的哑巴婆娘就“嗯嗯呀呀”地叫他，他一摸，有点凉，还不停地喘，“好像上不来气”，赶紧拿电热毯焐起来。弄好以后，才抓了两个凉馍，就着咸菜吃了几口。

　　这当口儿，他的哑巴婆娘在黑漆漆的晚风里，守着正下猪娃儿的母猪。每下一个，女人就喊起来，用手指向他比划着数字：五，六，七……

　　母猪下猪娃儿，是个繁难活儿。快要下了，就得时不时注意瞅着；开始下了，要赶紧把刚下的猪娃儿拿开，大猪不小心可能给压死；要用大竹筐垫上茅草，让猪娃儿热乎着；要一个一个把奶头对到小猪嘴里，吃了头一口娘奶，小猪两下就硬邦了，“摸着就不一样了”。

　　天快亮时，那只小猪娃儿最终没能保住，这窝活了8只。

　　这8只，属于“三元杂交”猪，就是说：它们是用“二元杂交”的猪和品种猪再交配，生产出来的。至于它们的母亲是几分“长白”、几分“约克”，一轮一轮地杂交下来，兀坤顺早都说不清了。

　　早年间人们形容什么东西少，会说：“稀罕得像白猪似的”。如今，猪圈里满眼都是白猪——白色的洋猪，黑色的土猪反而几近消失。

　　从“大集体”时候算起，兀坤顺喂了二十几年的猪。

　　在他记忆的起点，“养牛为耕田，养猪为过年”。每家喂着一两头猪，人吃红苕，猪吃红苕蔓儿。后来粮食够吃了，再后来养猪成了致富的副业，人们知道猪吃粮食比吃红苕蔓儿长得快，于是改喂苞谷了。再后来，混合饲料出来了，用这东西喂猪，长得更快。而且，洋猪种也来了——本地的土猪要一年出栏，与洋猪种杂交后的品种，七八个月就可以出栏，而且“土猪杀不出多少瘦肉，洋猪屁股圆圆的，肉多”。再到现如今，在混合饲料、药剂、品种的作用下，四五个月就可以出栏上市。

　　兽医老余参观过的一个养猪厂正在研究五元杂交猪，据说只要三个月零10天就可以出栏。老养猪人老张几乎不能相信：“三个月，200斤，那是啥样的猪？”

　　年纪不大的养猪人也知道：土猪皮实，洋猪金贵。“土猪就会闹个猪瘟，洋猪的病可就多了。”

　　但是，土猪长得慢，洋猪出栏快。出栏快，就意味着卖钱快。

　　最早到来的洋品种，名字还比较形象——叫“长白”，后来就索性是洋名字了——“约克”。今年，据说有了新的“杜洛克”，屁股槽子跟“约克”长得不一样。当然，品种差别不是这么简单，尽管人们已经能用陕西话，熟练说出“品系”这样的词了。

　　紧挨着国道的故京村，十年前，这里是远近闻名的生猪交易集散地。“除了东北，哪里的猪都贩来了。”

　　一下子打开的市场，使得不明来路的品种混杂，几乎没有节制。

　　尽管已事隔两年，马积安仍在为他死去的三十几只小猪惋惜不已。兽医老余说，他买的那批猪，来时就带着猪瘟。

　　这又是一批从外地贩来的猪，甚至有传言说，这是从南方边境贩进来的外国猪。老防疫员恒利说，咱说不清，但人家有检疫证、检验证、出境证，手续齐全。

　　老马吃了个哑巴亏，他也听到传言，知道猪贩子“脑瓜活络，检疫过关的时候，要是查出来该罚2万的事儿，给人家手里塞上几千，啥也就都办下来了”。

　　养了二十几年猪的老张，是如今极其稀罕的养猪人。他说：“咱养猪的人，穷不离猪，富不离猪。”

　　他家那头11年的土母猪，至今还在下仔，谁听了谁瞪圆了眼说厉害。如今一般的杂交母猪，也就是繁殖四五年，就该淘汰了。

　　“它就像是我家里一个人一样，穷也舍不得卖，再咋说它那粪还能肥田。”“猪灵得很呢，老母猪压死自己的一个猪娃儿，你把尸首在那块放一会儿，它就知道了，再往后再都不咋踏那一块地方，都小心呢。它自己的娃下的猪娃儿，跑到它圈里它就不咬，还给喂奶，旁的猪下的猪娃儿来了，往死里咬。”“我走到圈门口，‘口罗口罗口罗’吆喝两声，它们就知道我来了，就安心了。冷不丁一个生人进去，猪惊呢。”

　　老张知道：小猪拉稀，就给母猪圈里撒点草木灰，这是农家最简单易行的消毒办法。大猪奶水太稠，就给兑一点小苏打。

　　像他这样的养猪人，已经极难寻觅。而这老人，如今也不再敢给猪的毛病下结论。

　　过去的土猪圈里，大猪吃饱了就爱在地上刨，如今都是水泥砌了——为的是收拾起来省事。猪没得刨了，也沾不上土，就得给吃药补钙。

　　曾经房前屋后知根知底的猪，如今变得难以捉摸——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不知道会不会很快死掉，不知道来年能卖多少价钱，不知道……

　　一切变得像天气一样神秘难测。他们能够把握的，只有眼前活生生的猪。

　　一切变得像天气一样神秘难测，人们不能够把握的，是猪栏里到底有多少活生生的猪。2007年7月23日，农业部在原有10个督导组的基础上，组织20个生猪生产督导组，分赴20个生猪重点省份的60个主产县市。2007年9月，农业部的一位专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没有疫情发生，农业部对价格走势的判断应该不错，但是出现了疫情以后，供给发生了变化。“你不知道补没补栏，补了多少，补了后有没有死，这都是未知数。”

　　“理赔”不如“处理” “不是咱心黑，它有人要啊！”

　　2007年的病害，兽医小崔估计全镇病死四五十头。而做收猪生意的冯国民估计，全镇因病杀掉的猪，在1000头左右。

　　这两个数字差别的关键，在于人们的“处理”。“处理”，就是低价卖掉。2007年夏秋病害肆虐时，收猪的三轮蹦蹦车子，“来一趟就拉得满满当当。”崔福平说，“一看猪不行了，说不准两下就断气，赶紧找人呀。只要赶在断气前宰掉，肉还能杀出来。”

　　老成家女人去年卖了两头病猪，猪贩子的车没开多远，其中一头就死了。成家女人松了一口气：总算没有砸在手里。

　　2007年，这里也推行了农业保险，要是家里有猪病死，给赔1000元。每个人都在心里算过这样一笔账：照现在的价钱，“处理”病猪也能卖到1500元。跟好猪的三四千元是没法比，但总比1000元多。

　　于是，2007年全镇只有一起理赔。

　　保险公司来给赔了钱、给猪做了无害化处理，埋好。哪知半夜里这家人又把死猪挖出来，想卖掉，多亏被人发现了，才没卖成，有人猜是周围的同村人不愿让他们获得卖死猪的利，眼红举报，要不然大半夜的，怎么可能拦得住他去卖。

　　“(生猪保险)要这个手续、那个手续，等手续齐了，猪都死硬了！难道还等到那时候给它拍照片？还不都是赶紧处理？”2006年曾经卖过死小猪的一个喂猪人说：“不是咱心黑，它有人要啊！”

　　2007年12月，西安市近郊一个私宰点受到查处，当场查获的13头死猪，皮肤出血，明显有病。

　　知情人说：这个私宰点已经办了4年。猪肉一部分卖到农贸市场，大部分进了附近的饭馆、饺子馆、包子店等，很多病肉是绞碎后卖的。到了肉贩子那里，有人会专门将其与好肉混在一起。

　　养猪户马积安说：“我喂猪这么多年，要是混到一起，我也看不出来。”

　　在病害的重灾区崔家坪，人们不约而同说自己不认识收猪的人。同时，他们又援引猪贩子那里听到的传言，来说明病害的严重：“听说杀出来，肠子都是黑的……”

　　喂猪人自己很少吃肉——都是用来卖的。2004年，尽管这里并未爆发口蹄疫疫情，但传言使人们减少了猪肉消费，市面上甚至跌到1块钱6斤肉。兀坤顺说：“人家都不吃肉了，我偏那时候买着吃。为啥？便宜啊。我跟我老婆子说了，咱就这时候吃，多多地吃，吃到腻歪，等价钱上去了，就不馋了。”

　　今天，猪价上去了，兀坤顺端着他的清汤面条，把辣子夹到馍馍里，就着前一顿剩下来的胡萝卜丝吃。

　　这一顿，他吃得很美——一夜之间，多了那8头小猪娃儿，45天后，就是4000元钱了。

　　这个春天，高昂的猪价还在导演着一幕幕农家悲喜剧。

　　张红计两口子搬回了早年的土坯房，方便照应四头猪。一周前大猪下仔，子宫脱垂，张红计两口子坐立不安，把猪挪到了自己屋子边上的房间，几乎寸步不离。他们是在随时观察和准备：万一不行就赶紧“处理”。

　　至于最早遭贼的李李养治，丢失的14头小猪的母亲——那头大猪，已经在一个月后，再次赶圈怀上了新的猪仔。

　　这一轮猪市波动带来的政策“阳光雨露”，更集中地洒向了规模养殖猪场。在珠海，政府拿出了500万元，每个规模猪场获得30万元；在山东，637家养猪场分享1.45亿补贴，最高的可以得到80万。在崔家坪和兀家岩村所在的陕西省，政府对年出栏3000头以上的规模肉猪场，补贴10万元。政策的用意，是鼓励大型养殖。

　　养猪老人兀坤顺恍惚地明白这一点：“国家是不太想给我们这些小户？”

　　但是他再一次念叨着那句老话：“咱喂猪的人，不会干别的。穷不离猪，富不离猪。”

　　这一夜，这个年届六十的老汉，是在沙发上半睡半坐地窝过去的。他的床上，睡着那头生下来就体温偏低的小猪，它身下垫着崭新的电热毯，还盖着老两口浅蓝色的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