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与异同

　　特征与异同

　　纵观这些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书写，可以管窥到一些共同特征。从研究者来看，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史进行研究的大都是学院体制内的自由知识分子，或者学院体制外的认同自由民主价值的学者和作家，这个研究群体多数是少年时代经历过“文革”，在恢复高考上接受教育，并且大都在1980年代参与过新启蒙运动，在对于反右、“文革”的反思和文化热中重新确立自由和民主作为普世价值的现代理念，其知识结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与话语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若仔细考究，却存在一种认同、发掘与扩展启蒙价值的“态度的同一性”，对于代表世界潮流的自由与人权有着大体一致的认可，他们都自觉地与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抱持着或者拒绝或者疏离或者反抗的姿态。

　　从研究对象来看，这些历史著述绝大部分集中在民国知识分子中偏向自由主义的群体，或者是对民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重新书写，这样研究注重分析在以往的官修史书中被忽视的两个重要分支，通过对这些知识分子的言论、学术精神、自由意识、交往网络、思想观念、公共活动、政治选择等各个层面的分析，试图展现其整体性的或个体性的人格气象与真实面相，从而使得民国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或者完全两极化(非左即右)的知识群体，让历史中的知识分子挣脱其强加于其的标签与符号，呈现其内在的紧张与精神的多元。

　　从研究志趣与写作特征来看，这些历史作品大都具有可读性，充满细节与叙述，强调让叙述“说话”，强调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行为、言论与选择有一份“同情之理解”，知识分子的历史书写日渐脱离政治意识形态的油彩，也摆脱被理论话语宰制的被动状态，知识分子史首先是关于在“不是生，就是死”的大时代里的个人或群体的故事史，讲故事或者说历史叙述的艺术重新成为写作者关注的焦点，自然，这种知识分子的故事不同于说书艺人的故事或者虚构性的历史小说，而是建立在对于研究对象的所有相关材料的细致的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是用可靠的史料串联而成的故事，而不是以自身的价值与判断来裁剪历史。这也是民国知识分子史为何能获得读者广泛认可的原因，它们让读者在一个个知识分子的故事里获得启蒙、感受气节、认识历史。

　　从学院体制内外的比较视野来看，学院体制内的学者所撰述的知识分子史往往有一种比较明确的、甚至是比较固执的问题意识，他们探寻历史真相时有着浓厚的知识取向，换言之，他们常常在严格的学术标准下强调核心概念的界定与分梳、材料与论述的结合、局部细节的透视与整体历史的观照的相融合，而学院体制外的学者和作家的知识分子史写作，往往更注重在历史材料里发掘跟我们固有的认知模式相异的部分，他们大都没有将知识分子史理论化、学术化的冲动，而喜欢讲述不同历史时空的知识分子的个人或群体的故事，尤其注重采掘知识分子在面对政治强权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精神，以及如何争取民主和自由的细节。

　　因此，可以说学院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史具有鲜明的道德取向，致力于发掘具有道德人格完整性与纯粹性的知识分子历史。或许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前者往往不满足于仅仅讲述故事，而倾向于分析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的来龙去脉，后者往往对于所研究的对象的人格有着一份深切的认同，或者批判，侧重对于知识分子在历史夹缝里的心境与心态的描摹。这就导致前者的文本的政治立场往往是草蛇灰线，无迹可寻，后者的文本则如梁启超的时务体，“笔锋常带感情”，痛快凌厉，直指人心。

　　从知识分子史热的时代背景来看，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在面对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和全面兴起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犬儒主义文化时，他们在阅读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时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共鸣。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诉求的自由、民主、科学与博爱等普世价值仍旧没有深深地扎根于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之中，民国知识分子重建其作为社会重心的努力、以及建设一个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学术社会的奋斗历程，都让今天内外交困、进退失据的知识分子有着深切的理解与认可，民国知识分子在面对当时的政治与社会困境所展现出来的智慧、经验乃至教训，也成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接续“启蒙运动”的起点，甚至包括民国知识分子所使用的知识资源与道德话语，都成为这群知识分子史写作者批判性地直面今天的中国现实的精神与意义之源。换言之，民国知识分子史热，表面上是“历史的热浪”，其实背后翻腾的是“现实的潜流”，是知识分子在新的语境下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方式。

　　防微杜渐

　　不容否认的是，民国知识分子史热并非白璧无瑕。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其实在笔者前述文字的分析中已然初露端倪。民国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极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指称，就其所包含的知识群体而言，从宏观方面而言，至少有左、右之分，也就是左翼文人与自由派知识分子。众所周知，从90年代以来，自由、自由派、自由主义等语汇是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核心词汇，乃至朱学勤在1998年宣称“自由主义浮出水面”，顾准热、陈寅恪热、胡适热等都应该在这个历史语境来理解。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民国自由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写作成为知识界和出版界的一个持久热点，受到自由主义社会思潮的影响和鼓励，对民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或者底色是自由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研究成为诸多学者、尤其是学院体制外学者乐此不疲的兴奋点。谢泳就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针对记者所引述的一些批评者认为谢泳与研究对象之间缺乏必要的距离、太过于正面肯定胡适等人、而丧失了批评的力度时说：“他们都倒霉，太倒霉了！历史愧对他们！”而其朋友丁东更是直言不讳地说，谢泳并没有拔高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是为其正名，从其一再被贬斥和侮辱的历史里拯救出来。

　　这样一来，可以看见民国知识分子里的左翼阵营遭到有意或无意的淡化、忽略或否定。这样自然就损害了民国知识分子在整体上的完整性，导致“左膀萎缩”而“右臂发达”的不对称状况。这从谢泳、傅国涌、邵建等人的自由主义式的价值追求来说自然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现象，民国知识分子史热应该更多元，更丰富。退一万步而言，在我们重建今日中国的精神世界的时候，从民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寻求知识资源和精神力量自然是至关紧要，但是左翼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思想习性与行为模式，从其民国时期与政党政治文化的关联，尤其是建国后直接与政党文化的联姻，其实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巨大，不对这一翼过去的选择站在历史的角度同样持“同情之理解”，同时，对后来的演变进行刮骨疗毒式的精神反省和历史反思，既非直面历史的精神，同样也会制约自由、民主、平等等普世价值在当代社会的生根发芽。

　　其次，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热潮虽然是出版界和知识界的一股“劲流”，但是这些作品大都依据知识分子所留下的日记、书信、言论、报刊杂志、相关档案、公文来展开的，这些研究者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史的历史脉络大都有“具体而微”的了解，对于相关史料也比较娴熟。对于知识分子的兴趣是引动他们进行阅读、分析和写作的基本驱动力。但是，我们仍旧得注意，知识分子史是无法脱离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的，如果对于近代中国历史之变动以及发展之方向，包括各阶段之差异，缺乏一种宏观的理解与审读，仅仅就知识分子而探讨知识分子史，则会限制知识分子史的胸襟与气度，最后就似乎变成知识分子在“自说自话”了，这就导致知识分子史的作品显得琐碎与断裂，缺乏一种史华慈所言的在处境、意识与行动的三维架构里来理解历史的张力。从这个角度而言，知识分子史研究需要与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者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与交流，尤其是学院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史研究者，更需要与学院体制内的近现代史研究者进行互动。而这些目前显然做得不够。

　　再次，尽管民国知识分子史成为一个热点，写作者也赖此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但我们可以看见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者虽是一个多元的群体，但却并非一个能够形成共识且能有效交流的群体。这里，最突出的是学院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史研究者跟学院体制内的研究者缺乏必要的互动，甚至出现前者认为后者是在无意义地炮制“学术八股”和“学术黑话”，而后者也常常会觉得前者的作品虽然“叫座”，但却不会去“叫好”，因为那些仅仅是历史随笔，而非严谨的有开拓性和典范性的学术研究，甚且认为前者往往是为了达到文章“可读”而“以词害意”或“过度修饰”，他们会认为前者是“短平快”，产量惊人而质量良莠不齐，甚至进行重复性的写作，他们推崇的是慢工出细活。其实，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理解，前者是依靠读者市场、面向出版界寻求经济独立，所以得考虑编辑、受众和出版商的需求与喜好，而后者生活在学院体制内，基本上有一个生活保障，应对的是学术共同体的标准，以及学术刊物的尺度，自然得更靠拢“学术行规”来进行写作。 (唐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