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还是一介书生

　　政治家，还是一介书生？

　　他有参政党领袖成熟的一面，比如说“识大体，顾大局，有作为”，但也有学者执拗的一面。有人质疑他没处理好国家领导人和学者的身份关系。但他依然故我。有一回，一个权势部门在他发言后不久，即公开宣称，成思危的言论仅仅代表他个人。他似乎也不忌讳。

　　在远离政治舞台前的最后日子里，我请他评价自己的一生，究竟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介书生？

　　他停顿片刻，说，是一个学者型政治家。

　　他的言行举止，让我们这些媒体人经常忽略他的官方身份，不自觉地将他看作一个学者。但他毕竟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不是一介可以妄议国政的书生，而是一个参政党的领袖，一个有着明确具体分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从政、做政治家，是他人生中不可分离、不容置疑、不可儿戏的事实。

　　1995年，成思危60岁，依照中国的退休制度，当时担任化工部副部长的他，很快就可以退休了。他已经开始谋划退休之后的生活，他可以一边做学问，一边周游世界，看望远在异国他乡的姐姐妹妹。

　　他的四个姐妹都在各自领域中卓有成就。大姐成之凡精通音乐，定居法国，曾三度竞选法国总统；二姐成幼殊，那个当年接他自香港回广州的姐姐，不仅是解放前的中共地下党员，还是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诗人，出使联合国、印度的新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大妹成嘉玲，在夏威夷大学获经济学博士，曾任台湾东吴大学商学院院长，后接过父亲的家业，出任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现为世新大学董事长；小妹成露茜，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学博士，台湾《立报》发行人兼社长。

　　成长于这样一个华人世界中的名门望族，成思危无需担心退休后的自己，会不会像有些不再掌权的退休官僚，在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景象中慨叹人走茶凉怒骂人心不古品味孤寂落寞。

　　1994年底的一天，准备愉快告退的成思危，受到时任民建中央主席的孙起孟的宴请。孙动员无党无派的成思危加入民建。

　　当时，孙起孟说了一段让成思危怦然心动的话：你在全国政协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最高层根本听不到，你想，一年中，有多少政协委员在发言，领导不可能都看到都听到。但是，你如果作为一个党派发言，那就有机会把你的意见传达到最高层，你不是想报效祖国吗？这是最好的方式。

　　多年后，成思危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说，“这段话打动了我，作为知识分子，最大的希望是我的意见能够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

　　渴望有所贡献的成思危，很快成为民建会员。

　　1995年底，他在一天之内连续当选为民建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

　　又一年，他在民建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

　　1998年3月，成思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位居国家领导人之列。

　　他对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吴小莉说：“我觉得我能扮演的角色，就是能够用我的知识，用我的思想，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来促进国家的发展。”他援引了孟德斯鸠说过的那句话：“如果我的思想能够影响到很多人的话，我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

　　坐在他的对面，我看得出，信奉治学乃从政之本的成思危，对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成就是满意的，对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成就也是满意的。

　　治学从政，摸着良心过河

　　从政路上，成思危是个感情细腻得可以为属下刚生的宝宝取名字的爷爷，但在是非问题上，他又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政治家。

　　2008年度全国“两会”召开前几天，民建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纪念“风险投资”一号提案10周年。19 98年，九届政协一次会议上，成思危领导民建中央提交了建议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个提案，被大会列为一号提案。如今，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已拥有360家风险投资机构、管理资金超过1206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获得风投资本的国家。

　　我谈到媒体送给他的“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冠冕，他说过誉了，他不赞成这个称呼，他只愿意说，他是中国风险投资的积极推动者。

　　成思危说，治学和从政都是为了报国。作为学者，治学是参政的基础。发表意见也好，推进人大立法、监督工作也好，他都要以治学为基础。“我的工作涉及经济立法比较多，没有学术研究，是做不好的。”他说。

　　比如说公司法修订的时候，他就坚持要把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这一条，从“任意性规则”变成了“强行性规则”。

　　从政路上，成思危是个感情细腻得可以为属下刚生的宝宝取名字的爷爷，但在是非问题上，他又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政治家。2003年春天的一天，成思危做客人民网，一个网名“摸着良心过河”的网友问他：像你这样的大官打个电话就可以把亲戚朋友变成百万富翁的经济，属不属于虚拟经济？虽然这个问题并不属于虚拟经济问题，以虚拟经济研究见长的成思危诚恳地回答：第一，他并没有这么大的权，可以打个电话就把亲戚朋友变成百万富翁；第二，他也没有这样大的胆，来做这种受百姓们“千夫所指”的事情；第三，他个人的良心也不允许自己做这样的事情。

　　他很坦诚地说，他当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后，遇到不少亲戚朋友托他打电话、写条子，截至当时，他说，他没有打过一个电话，写过一个条子。

　　将“摸着良心过河”的提问视为提醒的他，还举了他在湖南省人大代表团表态的例子。他说，他在代表团会上说过，他确实有点怕回故乡湖南，因为不少故乡人要求他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他说，他希望家乡的父老们支持他做一个清官，做一个好官。

　　领导民建中央的11年中，他做出了许多决策。他说：“尽管这些决策还有一些不够完善之处，甚至可能影响到个别地方组织和某些同志的利益。但我敢向大家保证，这些决策都是出自公心，都是为了民建事业的大局而作出的。”

　　他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理解和谅解。

　　眺望未来，他说，如果那些陈年决策确有不当之处，欢迎民建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予以纠正。

　　回望自己以参政党领袖身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11年，他说不虚此生。去年12月20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民建中央九大的闭幕式，在七大就提出任期制的成思危，在新老交接的历史关头，做了一个演讲。回忆当时的情景，他对我说，从政的11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11年，这11年里，他没有偷懒，他践行了报效国家的诺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以，有了这11年就不虚此生了，没什么遗憾了。

　　四多四少随遇而安

　　他喜欢打太极拳，不过，言语中没有太极拳的影子，他也没有庙堂上“大人”们常见的威仪，在大词串联的国家叙事中，夹杂了“年轻，孩子，冲动”这样的民间语文，没有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也没有“臣光曰”的正襟危坐，有的是一个学者的严谨表述，一个古稀书生的人生感悟。

　　“再过两天，你就要卸下繁重的政务，离开参政议政的政治舞台，此时此刻，你愉快么？”我问他。

　　他笑着回答说，官员是暂时的，学者是永恒的，从学界出来再回到学界，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伤害。他现在退出来回到学术，对他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某种程度是很高兴的事情。

　　我注意到，他说话时的表情，淡定，从容，就像说别人的事。

　　“我是否可以用如释重负这个词，来描绘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我追问他。

　　他回答道：“我有一种从做我必须要做的事，转向做我喜欢做的事的喜悦。从这一点说，可以说是如释重负。因为退下来把我从责任中解脱出来了。虽然说对社会，我还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是不同于职务给我的压力。”

　　他相信并尊重自然规律。2007年12月20日上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在民建九大闭幕式上，他开口就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长江前浪推后浪，一辈新人换旧人。这是不可违抗的历史规律。

　　闭幕式上，他向与会者表示，退下来之后，他还有四个层面的事情要做，首当其冲的是学术研究，他将继续从事复杂科学、虚拟经济和风险投资三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为国家和社会献计献策。

　　其余三个层面的事情是：作为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理事长，他将努力整合民建会内外的资源，将实事办好，好事办实；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剩下的两年任期内，尽力推进职业教育事业；利用他在境外的关系，为祖国的完全统一等事务，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人生七十古来稀”，说完这两句，他跟昔日同事们说，他已经活过了我国男性的平均年龄，多活一天就多赚了一天学习和工作的时间。他说，今后，他一定会注意保养身体，争取多赚得几千天，使他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丰富多彩。

　　百余日过后，成思危跟我谈到告别政治舞台后的计划，再次表示，他将返回学术界，他说：“我还有两个学术基地。一个是中国科学院，我是它的虚拟经济和数据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还是它的管理学院院长。另一个是我的华东理工大学，我是它的名誉校长。它成立了一个系统工程研究中心，我也会到那边去指导工作。”

　　他边笑边说，他笑得清爽明朗，说得干净利索。他喜欢打太极拳，不过，言语中没有太极拳的影子。

　　像大多数学者一样，他总是显得简单而随便，没有庙堂上“大人”们常见的威仪。采访的时候，他依然还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在职领导人，但是，没有秘书在场，没有下级官员陪同，他就像一个教授在等几个讨教的同仁。我希望专访他的电子邮件发给他后，讲话从不用秘书起草稿子的他，当即回复说可以，并定下时间地点。我过去的经验中，采访党政要人，按照常规模式，起码也需要一份盖好单位公章的采访函件。他什么也没要。

　　学者们往往讲究片面的深刻。他似乎也是。他在回复我的电子邮件中说，我的采访提纲问得太宽泛了，他什么都可以回答，但他希望问题能够集中些。这样的回复，让我想起导师给研究生指导论文。

　　采访结束后，我们的摄影师给他拍照。拍照总是需要背景的。他站在国旗边拍了一张，站在两幅字前拍了两张，一幅字是：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另一幅字是“四多四少”：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

　　整理采访笔记时，我发现，我们的采访并未依据最初的提纲照本宣科，“超纲”的问题他也回答了。以他的胸怀，这一点我并不觉得惊讶。我惊讶的是，他在大词串联的国家叙事中，夹杂了“年轻，孩子，冲动”这样的民间语文，没有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也没有“臣光曰”的正襟危坐，有的是一个学者的严谨表述，一个古稀书生的人生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