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300万保安生存状况调查：期待社会认同感

　　(本刊记者)张亦嵘于呐洋/文

　　24年前，深圳市蛇口区成立了旨在为社会和企事业单位提供安全保卫服务的保安公司，由此，标志着一个新兴的产业——保安服务业在中国广阔大地上诞生了。

　　保安业已经存在了24年，在这些年里，无论是保安行业的主管机关，还是从业人员，都在为中国保安业的健康发展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保安业务已由单一的人力防范，发展成为集人防、技防、犬防、押运、保安咨询、劳务输出等为一体的全方位的保安服务网络；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保安服务管理条例》(草案)已经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保安事业已经真切地走进了每个人的生活中。

　　如今，保安组织已是一支拥有300万人的大军，他们在维护社会治安、服务经济、满足公众安全需求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人民公安不可缺少的帮手。社会需要保安，保安也需要法律的规范和保护。

　　保安员的生存现状

　　一个夜总会保安的酸楚

　　陈金山，22岁，蜀中乡下人，当过兵，现在苏南昆山一家夜总会里当保安。晚上6点上岗，凌晨两点下班，他的工作就是，行走在满是KTV包房的楼道里，看到酒后无德闹起来的客人管管；“小姐”间起了纠纷，他也劝劝；“妈咪”间有磨擦，他提示公关经理摆平。这些事不大，可弄不好，就会酿出事端。“小姐”和“小姐”、“妈咪”和“妈咪”吵吵闹闹不可怕，可怕的是她们身后的男人，这些男人要是被“受了委屈的女人们”叫来，可就不是三言两语能化解得了，恐怕要报警了。

　　因此，在没闹出事端前，他就要把事儿平掉。陈金山当过武警，有功夫，三、两人近不了身。客人来了，要机灵点，看穿戴、做派，听嗓音，就要知道来人善不善，有毛病的盯得紧点儿，要交代服务生，送酒水，眼睛灵光些，看看吃不吃“粉儿”。毒品是大事，老板、服务生和保安捆绑提防，KTV里吸了毒，大家都不得好。

　　年前，有一天进来一伙客人，有个“蓝头发”，他看那家伙就不顺眼，后来，服务生和他说，“蓝头发”手里有“粉儿”。他推开门，“蓝头发”正往外走，他没有将“蓝头发”拦下，因为他没权利搜身。

　　陈金山在夜总会干了两年，只遇上这一次“准吸毒”。他说，这种事儿最好别碰上。

　　打架的事遇上过几次，有客人之间喝点酒红了脸的；也有外面的人寻进来，为某个“小姐”长脸的，都让他平了。能调则调，调不了就报派出所。派出所威望高，来闹事的，听见派出所仨字，就不闹了。

　　客人大多尊重他，也有人冲他指指点点的，他都忍了，他不愿失去工作。虽说从KTV里挤出五音不全的怪调和嗲声嗲气浪语他不太喜欢，可他分得清，这些人只要不犯法，也是他服务的对象。

　　每月一千四五百元的工钱，够他在家乡挣半年，自己煮饭，月底能攒上千儿八百，他挺知足。可是，每每客人结账，甩出大把票子，他心里又会冒出些许酸楚，随便一个包房的消费都高过了他一个月的工钱。

　　一个小区保安的幸福观

　　孙立鹏第一次离开家乡才19岁，眼下已经7年了，他家在辽宁一个贫困县的乡下。那会儿，他的想法简单，就想让日子过得比父辈们多些色彩。

　　孙立鹏一到北京，老乡就介绍他到望京小区当了保安员。在小区里巡逻，白天夜晚“四班倒”，日子单调，可孙立鹏喜欢，他喜欢分辨每个从眼前过来过去的业主，他会试着从他们的衣着、举止猜测他们的身份。日子长了，他就能认出哪个是小区里的人，哪个是外来的。7年后，他成了望京A4小区最有“资历”的保安员。

　　当年和孙立鹏一起来这儿当保安的没剩下几个，可孙立鹏没动窝儿，他喜欢这工作。作为班长，孙立鹏手下有160 多名保安员，这些人通过对讲机向他汇报情况，他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挺神气。

　　7年的保安生活，孙立鹏有过快乐：当他和同伴们抓到小偷送到派出所，当他和同伴们把非法张贴小广告的人送到城管队时，他快乐；他也有过委屈：当看到业主违规乱停放车辆，他去劝说反而遭到辱骂时，他委屈；他也有过自豪：去年一栋楼里公用天燃气阀门在凌晨突然漏气，火苗从一楼的设备间窜到五楼，孙立鹏和同伴们边报警边救火，还要一户户敲开熟睡中业主的门，指挥他们平安撤离，这是他的自豪！

　　孙立鹏更多的感受还是对职业的满足，公司管吃住，上各种保险，每年还有半个月的探亲假，报销来回路费。公司从不欠薪。他说，人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应该干一行爱一行。

　　孙立鹏26岁了，刚结婚，妻子是他老乡，也是他探亲时带出来的，也在望京小区做家政。孙立鹏是村里第一个走出去的年轻人，7年里，他不仅把妻子、妹妹带到了北京，还把十几个年轻人带出了偏僻贫困的小村，他挺幸福。

　　一个学校保安的美好记忆

　　范强松，24岁，河北沧州乡下人，来北京这所高校做保安前，在家乡做过3年保安，现在正参加自学考试想改行。

　　从乡下来，又在高校，范强松本来并没想急着改行，他初中毕业，文化不高，保安员的文化程度要求又不高，他为什么急着改行呢？

　　一个是经济原因；另一个是他把自己的尊严看得太重了。关于前者，他说：我挣得太少了，一个月才千把块钱，也就顾了自己的嘴，要想成个家就难了；关于后者，他说，因为去年的一件事，他感到了屈辱，才下定决心改行。

　　学校有规定，出租车不能进出学校。但作为门卫，范强松通情理，要是看见出租车给学生拉着行李，下了车实在不好走，他也会放行的；碰到有些只拉人的车一定要进，只要登记也会让进。可要是车上只坐着人，没有行李、又不肯登记，他就会和他们理论。

　　问范强松究竟受了什么屈辱？他不愿意再讲过程，只说了结果：要坐出租车进校门的一位先生不但和他发生了争执，辱骂了他，还动手打了他，把他打进医院，住了7天。那天，是去年5月2日。他们保安有纪律，不能还手，要是能还手，他肯定打得过那个人。

　　事后，打他的人为他付了住院费，可他也不想再干了。他要脸面和尊严。

　　做了4年保安的范强松过得平淡，没有遇上值得自豪的事，甚至连给警方提供破案线索的事也没遇上过。但他还是对这份工作有过美好的记忆，这记忆是：一个学生因为他排放好他们乱停的自行车，对他报以微笑。

　　一个把抓贼当成事业的保安

　　沈福元的家在苏州工业园区，今年38岁了，他干保安10年了，他说，准确说法是做派出所协警，也叫守望队员，因为这里新加坡投资的企业多，那些企业里喜欢把协警叫成守望队员。

　　沈福元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他以前当工人，厂子10年前改制了，他28岁就下岗，年纪轻轻去给外企看门，郁闷。后来派出所里要协警，把他招去了。这就有了他抓小偷的才干。小偷多是流窜到园区的拾荒人进入企业盗原料、产品的，也有去工地偷建材、电缆的，这些人的破坏性强，该抓。一路抓下来，沈福元当上了园区湖东派出所的协警队长。

　　沈福元说，抓着小偷的那个瞬间最有成就感，那真叫快乐，比喝老酒还美。派出所对协警抓着“坏人”根据处理的情况分别奖励，一案一奖，都是现金，从不拖欠。沈福元挺赞同这做法，说能调动大伙的积极性。

　　抓小偷有危险，派出所给协警上了保险，而且要是和犯罪分子搏斗时负了伤还算工伤。沈福元的难处是，和那些不能确定的犯罪嫌疑人发生了冲突怎么办？比如，晚上巡逻时，他认为人家有问题，人家可能也以为他是“坏人”，双方发生了纠纷。保安没有执法权，有时身边没警察，遇见形迹可疑的人，要盘问，人家跑，他怎么办？控制住，人家肯定不干，不控制住，万一是个“坏人”，他不就是放了“坏人”么？沈福元说，他没专门学过法律，但干了10年保安，还是希望能有个保安法，告诉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来源：法制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