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有争论才有创新的希望

　　主持人曾子墨：下面我们的同学可以和台上的嘉宾进行互动。

　　学生：今天非常荣幸能够第一个获得体验的机会，通过听几位青年领袖对于自由还有创新的评价以后，我自己突然之间，我延续姚洋老师刚才提到的百年发展，咱们国家这么多年百年中国发展，因为我们在座的青年领袖都是上个世纪出生的，中国是不是在走一种政治自由，经济创新？我希望北大未来空间更大，空间大才能争取更多的自由，创新的话，人才有更多的就像一代一代青年企业家的诞生，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谢谢。

　　白云峰：我干企业这么多年，我觉得对当今的社会，刚才一虎有一句话特别好，不要再愤青了，就是要积极地面对这样一个社会，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创新无外乎包括科技的创新，包括管理的创新等等，这就不像我们评论家说的这种违反规则的创新了。我们现在做着的环保事情，刚才我们跟罗教授也在讲，环保的问题很多都是在不停地搞技术创新，如果说我们用的一些高耗能的，或者说是一种落后的环保技术的话，那么我们做的环保实际上越来越没有意义，由于技术落后导致我们环保效能很差，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创新，真正理论上的创新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技术，管理文化，这种创新是必须不停需要进行的。

　　主持人曾子墨：现场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提问：各位嘉宾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听了几位嘉宾的想法，我们讲的创新和自由应该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是依附在一定的背景下，你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创新和自由，也可以说是经济上的创新和自由，或者意识上的创新和自由，如果只是泛泛地谈创新和自由的话不是很实际的。我也注意到台上几位很多嘉宾都是有很深厚的经济和法律背景的，比方说我们的姚先生和叶女士，还有我们的主持人，我想问一下这三位，你们能不能细节地谈一谈创新和自由你们是怎么认为的？或者和其他的创新和自由有什么区别？

　　叶檀：当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有各种各样的形态的经济形式出现的时候，或者持各种思想的企业家，或者是与经济相关的人士出现的时候，我想这个时候才是一个创新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到来了。只能简单地这么说，如果说我们看到的都是大家在台上高呼我们要创新，我们要建立一个创新社会，事实上我们呼吁的正是我们没有达到的，应该是这么理解。

　　姚洋：我们应该问一点，通过市场所发挥作用之后，最后的结果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所满意的？所以在这个层次上，经济和政治，和社会，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我们应该再退后一步说，我们要达到每个人都自由地在市场里头打拼，游泳，我们应该做什么？这里头我觉得可能我们就要考虑平等的分配自由的问题。我们如果单纯看这个市场给我们的自由还是远远不够的。

　　叶檀：我特别希望看到，尤其是最近我们知道资本市场有一个大辩论，就是关于救市。大家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呼吁政府干预的人，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先天的投资者之间他的自由分配度是不均等的，他的财富分配机制是有非常大的缺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呼吁政府来干预，这就是一种在别人看来你是一种非市场救市的，我认为有这种争论，争论的两派拿出自己的观点来，这种时候我们才有了创新的希望。

　　提问：我向各位嘉宾问一个不太像刚才大家问的那样严肃的问题，就是问一个大家现在目前比较热闹，然后刚刚在讨论自由和创新，现在大家可能都是60后和70后的，我想问一下大家怎么看待对80后和90后的过度自由，大家都说80后、90后是一代有问题的人，我想看看前辈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主持人曾子墨：我们想补充一下，请问你是80后还是90后？

　　提问：88年的。

　　罗敏敏：我有好多学生都是80后、90后，我的感觉这帮学生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用功，很多人觉得独生子女不用功，他们非常用功，但是他们非常以自我为中心，这是我最担心的，我的感觉没有理想主义，非常急功近利，这是我觉得新一代人最需要考虑的事情。

　　许志永：我真的不算特别了解，但是我就是凭着一种直觉，我感觉到这新的一代在解脱很多束缚，包括礼仪规则都在打破，我觉得中国正在迎接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白云峰：我是70后的，虽然很多人都说我是80后的，看着我像80后的我很高兴(笑)但是实际上我觉得80后的这帮孩子其实是蛮可爱的，因为我的外甥，因为我姐姐比我大很多，我外甥比我小12岁，所以他是80后的一个很典型的孩子，我的感觉里头80后算是我的晚辈了(笑)但是80后就像刚才我们罗教授提到的这样，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很自我，但是我觉得自我这个挺好的，只要有一个好的引导就好了。我觉得现在这代年轻人的创造力是很强的，他总是能够给我一个，在我公司里有很多这样80后的学生，我感觉这帮孩子其实对企业的忠诚度很高，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原来以为他们会对企业的忠诚度很差，觉得随时都可以离开这个公司，但是恰恰不是这样，我觉得反而是70年代的人对组织的归属感非常弱，80年以后的孩子反而非常愿意集中在一个企业里头认真地成才，慢慢地学习。这部分孩子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引导，我觉得相信你们自己吧，但是一定要学会学习别人身上的优点，把自己的心理挫折承受力提高，学的大众一点儿，公众一点儿，别那么自私，自私是这代孩子没办法形成的一个规律，因为从小那么多人关心他，所以他容易形成一种死死，所以就今天下午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机会，包括我们的徐主编提到的，这帮孩子应该对这个社会多一些爱心，多一些奉献的精神，我觉得只要引导好应该是非常好的一帮特别好的群体。

　　我曾经在一个场合说过，这个社会，五、六十年代的人掌握社会的主流，可能七十年代的人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八十年代的人就像一虎说的这个话特别好，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这代人还没起来就被推倒了，所以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真的是这样。

　　提问：我想问一下，今天为什么出这个自由与创新这样一个话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是不是从自由与创新这个话题中，就认为是自由的束缚导致了创新的滞后？第三个话题，是不是真正获得自由之后，就真正能够提高创新意识？我想日本的思想束缚或者道德的束缚可能是全世界最强的，但是日本的创新能力是不是最后的呢？就这三个问题，谢谢。

　　文建明：我来试着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确定这个主题？因为我想我们今天是青年领袖论坛，青年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创新，就是没有那么多陈规节律，就是心灵比其他年龄的人来说更加自由，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这些青年领袖取得了比较大成绩，实际上他们都是有非常旺盛的创新能力的，这是青年这一代领袖人物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我觉得选择这个题目是比较切合今天的颁奖典礼场合的。

　　至于创新和自由的关系问题，刚才老师们都讲了很多了，我觉得还是要分清两个层面，一个是价值层面的，一个是最基本的生活领域，从价值层面来讲，没有自由我觉得就没有创新，从理论上讲是讲得通的，创新是我们民族进步的灵魂，那么什么是创新的灵魂呢？我觉得创新的灵魂就应该是自由，这个从价值层面来讲应该是这样的。从具体的生活领域，比如说失去了自由的情况下出不出得来创新的东西？比如司马迁没有自由了，或者说受到什么限制了，他写了史记，这些都跟失去了自由有关系的，这是从历史上传下来的。刚才有一位老师讲，少部分个体，但是我们社会整体来说还是大家都要有了自由以后，才能有更大的创新能力，我就简单说这么多。

　　秋风：我补充文总的话，其实也跟刚才几位同学提到的有关系，我觉得我们思想可以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人管你要你的思想，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不光是思想，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跟人表达，要跟人沟通，我们要做生意，我有一个新点子，然后我要去筹集资金，我要雇佣工人，然后我要去投放市场，或者说我要去申请项目，所有这些东西都会涉及到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一个外在的自由，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我们有没有这个自由。比如这个企业家我能不能自由地获得资金，这个法律对我有没有限制？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从社会的层面来谈的时候，可能法律意义上的自由，外部的限制被控制到最小限度这种层面的自由是根本性的。其实即使没有这个自由我们也可以坐在房子里享受伟大的作品，但是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个是不够的。

　　主持人曾子墨：感谢我们北大同学的提问，这场论坛先到这里，提问环节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接下来的论坛大家还可以继续讨论。在我们这场自由与创新的论坛接近尾声的时候，我请台上的7位嘉宾，每个人用最简单的一句话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环节的论坛。

　　文建明：还是我刚才讲的那句话，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自由是创新的灵魂。

　　罗敏敏：我觉得我们应该经常反省自己，我们这个时代是最自由的时代。

　　许志永：希望每个人获得更大限度的自由，选择一个职业化去推动公民自由的职业。

　　白云峰：还是接着我一直的观点，让我们思想最大程度的自由起来，让我们的行动最大限度的创新。

　　秋风：我是希望我自己吧，还希望同学们，当你有自由的时候你去帮助别人获得自由，如果你没有自由的时候你自己努力地去争取自由。

　　姚洋：我希望我为最广大的人民获得最广泛的自由。

　　叶檀：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成为司马迁这样的人物，但是我们应该坚信一点，如果说当有10个人受到司马迁这样刑罚的时候，我估计有9个人会躺倒不干，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帮助另外9个人获得一般的自由。

　　主持人曾子墨：感谢我们台上的7位嘉宾，谢谢大家的参与。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就是今天的第二场对话，有请我们的论坛嘉宾，有请我们的嘉宾，我们第二场论坛的主题是可持续成长，而谈到可持续发展，我想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个体，尤其是落实到青年人身上。而所有的青年，大家又有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大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稍候大家会共同为我们分享他们成长当中的故事。

　　台上几位其实我们所有的同学，青年朋友都应该非常熟悉，首先我们谈可持续成长，我想请几位各自讲一下，在你们的成长过程当中，让你们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情，或者是对你影响特别大的一个人，对你们成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周泽：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什么人对我的影响最大？好像我这个人从小就不受什么影响，自己在做自己的事情，很难说会有什么影响。

　　主持人曾子墨：或者你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有没有什么转折点，和我们现场同学分享一下？

　　周泽：我以前从小的时候总是感觉很恐惧，对这个社会，很不安，很没有安全感，所以说我至少在上学的时候，一直到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填的志愿所有都是法律，那时候我选择学法律主要是考虑到以后有一天想做一个警察，做一个法官，做个检察官这样的一种职业，穿上这样一身服装，或者成为这样一种角色之后可以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安全感。结果上了大学以后我就参与了学生的活动，特别是今天是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参与学校的学生活动，办学生办刊，后来我认为新闻职业是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一个职业，我觉得一个社会的进步，一个制度的完善，都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所以我爱上了新闻职业。所以大学毕业的时候，虽然我是学法律的，我求职的过程中找的全部都是新闻单位。有时候看到社会里有很多事情，看到其他人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其实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如果我去做这种事情我应该怎么做，所以说有时候作为一个记者在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会特别着急，就是说问自己应该做一件什么事情？后来我就离开报社，出来做职业律师，出来做一个公民行动者，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事情，特别是对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事情，我们要积极地付出行动。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包括在公民维权方面，还有制度建设这样一些方面，我天天在观察政府机关的活动，观察出台的法律，观察我们现在在实施过程中的规章制度，就是把这个作为自己的职业，研究的一个中心，随时准备着对不合理的事情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做了一些活动，特别像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在06年的时候我们提出了养路费征收是违法的，后来我们又对评选中国名酒，这样的活动我们认为也是违法的，在去年我们认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推行的行政许可是违法的，现在我们还在关注，像广电总局，还有信息产业部等等若干部门制定的若干规章制度，实际上是侵害公民自由的，我们随时准备着对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提出批评，提出我们的建议，改变社会一切不公平与非正义。

　　周云蓬：我觉得触动很大的，有一件事情，刚来北京的时候，95年在东直门那个地铁里卖唱，坐在地铁边上，也过来两个盲人，夫妇俩，因为我在那儿唱歌，他们过来，我不知道是盲人，他就走到我前面摸到我装钱的盒子，他扔了硬币，然后站起来就走了。他可能不知道唱歌这个人是一个盲人，这个事情我印象很深，我也说不清具体有什么意义，但是我觉得可能人都是你也看不见，我也看不见，偶尔有那么一点点很温暖的东西，你会记得很长久。

　　王小帅：主要感谢我父亲吧，因为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小时候，还不到5年级的时候，我感觉我的数学不行了，1加1等不等于2都有点算不出来了，那个时候拿回去的功课居然有不是100分的，特别是数学，我爸那会儿就说，没事儿，这是好事儿，你跟我一样都没有数学头脑，咱就不学了，咱就搞点儿别的吧，咱就画画，咱就搞搞音乐，所以比较感谢他，没有给我数理化方面太大的压力，然后我就爱上画画，拍电影，到今天这个情况。

　　主持人曾子墨：可能很多人都特别羡慕，羡慕有这样的父母。

　　田沁鑫：我非常感谢我的朋友，在我成长过程中，我那时候也是听不太懂老师说话，我小时候学习就不好，听不懂老师说的话，然后我毕业以后，我就想做什么呢？我有一个朋友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开了一个电脑公司，然后他给我钱做的第一部戏，我第一部戏是做的动漫，当时是20万，我全部票房都收回来了，所以我是从体制外做到体制内的，后来中国话剧院院长觉得这小孩做戏不错，就把我拿到体制内。所以我今天说这个，票房双赢什么什么，我运气还比较好，我那个朋友结束了10年的爱情，他自己特痛苦，因为我那个戏是跟爱情有关的，所以他就很愉快地帮助了我。我认为中国目前的话剧，如果大家在一个大屋子里坐一个梦的话，电影是一个，话剧也是一个，因为话剧是国人表演的艺术，可能演到这个地方都需要全体的创作人员共同的努力，一次一次地去印证它，所以说我觉得话剧的市场开拓是更重要的，所以在我的成长道路中我特别感谢你，第一次在市场中领我走路的朋友，感谢你。

　　赵晓：2002年我去美国考察，本来想做一个题目，就是美国的市场经济跟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然后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还能学美国什么东西？结果我发现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到处是教堂，中国到处是澡堂。有一篇文章对我的改变是很大的，首先使我自己从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变成一个有信仰的人，也使得我的研究有了变化，过去我基本上是一个市场经济的研究者，在此之后我对中国的一些变革的看法也更多的从制度转向如何来应用这种制度。开始看待中国的一些问题，现在我要提出实际上人类的变革分成两种，一种是有实质价值的，一种是没有实质价值的，这次就是会有实质价值的。还有一点，这次也正是因为这个发现，包括这次写的文章，所以后来就被南方人物周刊所看见，然后他们就把我抓到了今天的台上，所以有这个机会跟各位交流，谢谢。

　　徐列：补充一下，赵晓老师是我们2005年第一届的青年领袖。和赵老师有相同点，有本书改变了我，那时候我知道一个人的信仰和他的价值，和他的人格是能改变这个世界的，或者也改变了我。所以创办这个杂志的时我首先想做一个人物周刊，我希望它不仅仅是这个社会的一个物质化产品，而且更是一个精神的产品，也许它的多元化还远远不够，我们一定要有一种信仰。

　　主持人曾子墨：谈到可持续成长，我想我们现场北大的同学们也一定有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们嘉宾进行交流，所以我们会留更多的时间给现场的朋友。请工作人员递一下麦克风。

　　提问：刚才徐列前辈刚才致辞的时候，有一些内容我很认同，这个问题我主要提给他，第二个，我想认识一下他，因为我觉得徐列前辈应该有很多东西可以教给我。我的问题，但是在最近的两个月中整个中国掀起了一股爱国热潮，这里面有很多不理性的东西，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的青年应该怎样理性地去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怎么引导大家去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这种爱国热情，这个社会应该怎样去把这种爱国热情持续下去，变成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转折点？

　　赵晓：这个问题从我上大学到现在，可以说是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代人所能够接受的到目前为止，几乎是惟一的一次就是爱国主义，就是民主主义，所以这个问题大概能够激发起我们许多人的共鸣，它也是牵挂着我们心头的许多爱，许多共鸣问题，但是这个问题非常不简单，就像有一本书，叫《叫父亲太沉重》，我想改一下，《叫爱国太沉重》。我们看到在爱国主义这样一个大的题目下，其实有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熟悉的，还有我们不熟悉的，我这里边讲一个我们不熟悉的。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德国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当二战之前，希特勒登上全民的顶峰，并且在德国提起纳粹主义的时候他其实不在德国，他完全可以逃避掉一场即将到来的劫难，但是他说我一定要回德国，如果我不回德国我就没有任何权利以后再跟别人讲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知识分子，在重大问题面前保持沉默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已经死亡，所以他回到了德国。

　　回到德国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大概今天中国许许多多年轻的爱国主义者都不会想到，他的目的是让德国失败，让他的祖国失败。他没有采取暴力的手段，而是告诉希特勒，他的做法是错误的，会把德国拉下深渊，也会把世界拉下深渊，正如大家想像的他被抓起来了。在监狱里面他对每一个人都很友好，那是那样的善良，那样的友好，那样的真挚，他像一位圣人，所以所有的人都喜欢他，那些监狱的警察也都喜欢他。最后他被希特勒枪毙了，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我们看来他是一个叛徒，德国正在积极备战，所有人都说德国要崛起，请大家记住，希特勒是德国人民选上来的，选上来的那些人都是爱国的，而这个人的目标是让他的祖国失败，然后他用他和平的方式，用他正义的方式，用他个人的力量在做一个在我们看来是螳臂当车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然后我们知道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有了希特勒德国的失败，然后我们也知道有了德国的重建，包括今天德国的复兴，德国依然成为一个大国。我想它能够促使我们反省，我们如何不做一个狭隘的人，而是理性的人，而是一个好的爱国主义者，谢谢大家。

　　提问：首先向各位嘉宾表示一下祝贺，祝贺你们成为2008年青年领袖获奖者。刚才说这次论坛的问题是可持续成长，然后听到这个问题我就在想，什么是可持续成长？我首先想到的是可持续发展，我觉得可持续成长是不是用当今一个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和谐的成长。但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可持续成长是非常可笑的，太不实际了，因为比如就拿我表弟来说，他现在上小学4年级，他现在每周上课都特别特别忙，星期六、日还要上奥数，还有英语等等，所以经常是早上6点多起床一直到中午1点半才能回家，就没有时间按时吃饭，然后他不是在北京，他是在西安，在西安不是那种竞争特别激烈的城市都这样，特别小的年纪就为了将来的一种，可以说事业上的成功就付出那么大的努力，在北京那些孩子也是这样。现在孩子大部分从小被剥夺了快乐的童年，我觉得这就不是一种和谐的成长，我还在想，中国跟美国比起来，美国的竞争应该比我们国家更为激烈，但是美国的那些孩子他们不会这么累，他们完全有自己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为什么中国的孩子一定要这么累，我们根本不能实现一种可持续的成长？我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实现一种可持续成长？而且在你们看来，到底什么是可持续成长？谢谢。

　　周云蓬：我觉得这种教育的压力完全是大人作为一种失败者，他那种强大的功利心附加给下一代，我觉得应该就是一种功利心，到了小学就进入一种流水线，一直到大学毕业，然后这种利益一环扣一环的把你牵着往前走。以后社会评价你的价值也是靠这种流水线来评价，这种价值不可能是孩子决定的，如果教育部长选一个孩子的话，他会把所有的学校都拆了，建成游乐园挺好。但是大人把他一生的功利，那种很违法的，或者很被迫的强加给孩子身上，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他们大人这一代可能没得到什么乐趣，他们童年可能教育很痛苦，或者在事业上总是事业无成，他就把所有的希望强加给孩子身上，主要社会不要太功利，社会应该允许人做一点傻事，或者做一点非功利的事情，或者允许人说错话，只有这样孩子才能有一个很游戏的、很快乐的、很有意思的童年。另外我觉得可持续发展，不是发展了，是成长，我想因为我了解那个火箭在升空的时候，得推动它一下，然后当它这个燃料结束还会再继续向前推动，所以我理解可持续成长应该就是一种自己不断地反省，把反省作为一种反作用力，把自己不断地向前推。

　　周泽：在某种意义上讲，在这个社会里我们随时有不安，有恐惧，这时候我们就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或者按照他本来的规律进行成长，再一个，如果我们有一种好的制度，能够保障在这个社会里大家安全，能够免疫恐惧，能够有一个平等，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不会为衣食发愁的话，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会自然而然地按照他本人的规律求知求新求异，按照他本人的发展去持续。

　　提问：成长和成才是不是具有同样的意义？

　　周泽：我觉得在一个社会里不应该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什么才，我觉得每个人能够自由的成长，让他自然而然的能够成为那种人就可以了，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成为什么样子。

　　田沁鑫：原来我们周恩来总理说过一句话，不知道是不是他说的，叫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说我修行，我该怎么修行，我怎么能有一个健康的心态，我从我的本性修起，你才能够算是修行，才能够自己向着所谓的自己想像中的健康去发展，如果说我不从本性修行，我直接道听途说，用一些制式教育武装自己，那可能在前行的道路上遇到一些并不如意的障碍。所以说人改造自己的自私也好，自己的狭隘也好，自己的思想也好，很多很多的障碍，人能真正去解放心灵，真正去开阔自己的心胸，有一个很健康的心态，到老的时候我还能够不断地改造自己，改造到老，我觉得这个可能才算是可能接点边儿，所以我觉得成长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曾子墨：感谢，最后请每位嘉宾用一句话结束我们可持续成长的论坛。

　　徐列：在我看来，在健康的人格下的持续成长才是快乐的。

　　赵晓：我们人的生命不仅包括了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发明，也包括了我们的情感，也包括了我们的心灵和追求，所以我们要追求身心灵的成长。

　　田沁鑫：成长是烦恼的，但是成长是必须的，成长是需要勇敢的。

　　王小帅：我不会说，闹半天也没听明白这个可持续成长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不会总结，我是觉得刚才他们说得挺好的，就是我觉得我特别呼吁艺术家、创造的人能有更大的空间，自由，去创造，让想像能够永远自由地飞翔，但是我又希望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能够在一个更多的理性的光芒的照耀下，理性的和谐的成长和发展。

　　周云蓬：我尽量做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以自相矛盾为荣。有一句话叫我自相矛盾，但是我浩瀚，是一首诗。

　　周泽：让我们能够免疫恐惧，让我们自由地成长，就是可持续成长。

　　主持人曾子墨：好了，谢谢几位嘉宾。进行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颁奖典礼就即将到达尾声了，我想我们通过刚才的内容，我们理解了青年领袖他们对这四个字各自的含义不同的理解，而同时我们也了解到他们成长的故事，他们之所以成为青年领袖是如何造就的。

　　我想这个新体制、新观念、新时代、新人物到现在都已经开始了，而经历了2008年，应该说年龄、经验都不再是我们成功的决定因素，至少它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也祝愿我们今天现场所有的同学都能够持续地、健康地、快乐地成长，而且我们也期待着再过5年，再过10年，在我们今天的这个领奖台上可以看到更多的我们今天现场的青年朋友的身影，祝愿你们都会成为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领袖，谢谢大家。

　　(鼓掌)

　　同时对于所有的媒体朋友，如果您有需要对嘉宾进行采访的话，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会请您一起到我们的休息室进行采访，谢谢。

　　(本次颁奖典礼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