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明君：国家是我的行身立命之本

　　“国家是我的行身立命之本”

　　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并未完全得以贯彻，中国经济还背负国际生态环保的谴责压力时，蒋明君先生作为国际机构的负责人在中国开展生态安全工作，一定需要更大的勇气来面对自己同胞的立场质疑。

　　“我是中国人，国家的日益强大是我行身立命之本”，蒋明君说得很果断。

　　据蒋明君先生回忆，1998年他司职于总部设立在俄罗斯的亚太地区国际协调委员会，一次回家探亲，刚进家门，只见父亲端坐于大厅，并厉声呵斥要他“跪下”。

　　“我是孝子，尽管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样动怒，而且自己也并未做错什么事情，但还是双膝跪下了”蒋明君讲述。尽管父亲曾在政治风波中被批为右派，并不得不举家迁移以求谋生，但老父亲对中国依然是赤诚之心，他质问儿子：“大家都说你是在替外国人办事？”蒋明君当即解释：“不论什么时候我都是中国人，是一颗中国心，办的都是促进中国发展的事情。”

　　尽管在国际组织工作可以选择一些发达国家很方便地进行移民，“但我还是婉言拒绝了”蒋明君说：“没有中国，就没有我蒋明君，没有日益强大的中国，也没有我今天在联合国的位置。”尽管有一些国家的代表主动邀请他移居国外并称愿为其办理称民手续，但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祖国。

　　“在中国开展国际生态安全工作时，我可能会根据现实的情况指出目前中国的生态问题，但在国际上，我一直全力捍卫中国的尊严”，蒋明君先生称。

　　蒋明君先生讲述了一个故事，在2003年日本召开的全球和平论坛上，有人向他发问：据说改革开放初期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前往中国，出机场时在十字路口选择了向左走；而克林顿访华时在同一个路口选择了向右；那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这个岔路口，他将选择什么方向呢？“邓小平同志既不是向左，也不是向右，而是开辟了一条属于中国特色的道路。”蒋明君机智地回答了这个难题。“散会后，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博士紧紧地抱住了我”蒋先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本来一直轻松自然的表情变得有些许的紧张。紧张，是他在联合国工作时的一种常态，因为需要应对各类发难，同时自己还需自如应对，这需要大智慧。“有时，回到宾馆，我的衬衣都可以拎得出水来。”蒋明君坦承面对全世界的关注，由他来代表中国形象回击一些国家的不友善挑衅是种压力。

　　但他总能以一颗坚定的中国心再加上坦承的态度赢得大家的认可，这也是蒋明君先生在联合国能够做到“好人缘”的原因。

　　“因为有祖国的支持我才能做到今天这个位置，那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来为中国做一些事情。”蒋明君称自己在国际上结交了300多名政要，同时与多家知名企业集团和国际金融组织也有合作互动，希望能够以自己的影响力为中国引进资金，在符合生态安全的标准下，建立项目，推动中国的生态安全工作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

　　诠释“幸与不幸”

　　蒋明君先生的办公区四层楼梯侧挂满国际活动的照片。他与300多位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合影让人目不暇接，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联合国副秘书长安纳·蒂贝琼卡、法国前总理米歇尔、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夫妇、英国首相杰夫里豪及前外交大臣、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麦克·摩尔……人物在变，地点在变，但其中不变的是这些政治要员身边蒋明君先生自信的笑容与挺拔的身影。

　　这样的人生或许是许多人追求的成功生活。“我这一生是幸也是不幸”蒋明君先生却说。

　　“我能够在国际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还能为祖国作一些事情，应该是成功的”。蒋先生感慨：“但是对于我的家庭来说，我亏欠得太多。”

　　因为长期在国外工作，不能在父母面前尽自己的孝心是蒋明君最大的遗憾。“我父亲好几次生病动手术都没有告诉我，怕影响我的工作”，蒋先生一谈到父亲声音便低沉下去：“甚至我父亲去世时，我都没能在他身边见他最后一面。”蒋明君曾说过自己是孝子，他显然是不能原谅自己。

　　说到家庭，他直言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我几乎没有时间来管女儿，但她还是非常乖巧，让我心慰”，一双儿女是蒋先生的希望所在。

　　重情义是国际友人对蒋明君先生的评价，他们会将自己的家人托付给他照顾，而蒋明君先生在俄罗斯工作期间，甚至还会记得每年为一些故去的朋友献花，并探望他们的家属。

　　如果说对家庭，蒋明君先生是一种内疚的心情，但是正因他对家庭所欠失的照料成就了他在国际界的声誉与地位。家人对他是体谅并且支持的，或许在国际组织工作的是他，但出色完成工作的，却是他整个家庭。

　　“希望能够多做些事情，不辜负大家的期待吧。”蒋明君先生称自己的格言是“低调做人，高标准做事”，有家人的激励自己将会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