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国人皆曰可杀的“亲日派”首领

　　石建国

　　求学日本

　　曹汝霖，字润田，1877年1月出生于上海县城的一个职员家庭。和那时中国的普通家庭一样，曹家企盼曹汝霖走 科举之路，考取功名。15岁起，曹汝霖开始跟随上海知名塾师学习八股文，并参加科举考试。18岁时他考中秀才，1899 年转入汉阳铁路学堂学习。

　　此时的中国正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变局。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深受刺激的曹汝霖感到汉阳铁路学堂有名无 实，遂中止学业，返回上海。后与章宗祥相识，在其影响下，决定留学日本。

　　曹汝霖先进入早稻田专门学校，后转入东京法学院(即后来的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留学期间的曹汝霖是君主立 宪论的吹捧者和追随者。有一次，他竟为此与鼓吹革命的孙中山追随者张继激辩，互掷皮鞋，差点发生肢体冲突。

　　对于远东国际政治的看法，曹汝霖深受日本影响。1904年，日俄为争夺我国东北，在我国领土上大打出手。而在 他眼中，却将日本视为“仗义兴师”，他说：“当日俄开战之时，我尚在日本，见日本人之踊跃参军，我已心中感动。回国后 ，又见日本无条件归还我东三省领土，其慷慨仗义之精神已使我心折。”曹汝霖这种对日本的好感，为他日后的“亲日派”人 生抹上了底色。

　　投身外交，平步青云

　　同年，曹汝霖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他接到了清政府新设商部左丞唐文治要其回国任职的电文，被任命为商务司行走 ，从此踏入官场。不久，清政府新设学务处大臣张百熙奏准开考留学生，选拔人才。曹汝霖在最后的殿试中，获得第二名，成 为中国最早的“洋翰林”。随即，被授以主事(六品奏任官)，在商部候补。

　　1905年，机会再次降临。当年11月，日本与清廷协商“日俄战争”后的东三省善后事宜。中方全权大臣是庆亲 王奕劻，袁世凯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实际主持会议，曹汝霖被抽调作为随员参与此事。正是这次会议，他深得袁世凯赏识。会商 结束后，曹汝霖被调入外务部，派在掌管交涉事务的重要部门庶务司办事。1906年，袁世凯出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曹汝霖正式成为袁世凯部下。1907年，在袁世凯的关照下，东三省首任总督徐世昌保举曹汝霖“学识兼优，才堪大用”， 被光绪、慈禧召见后，委以外务部参议候补，自此跻身于京堂之列。

　　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日本派伏见亲王来华参加葬礼。事后清政府派溥伦亲王前往日本答礼，曹汝霖以随 员相陪。回国后，升为右参议，并被派往东北考察。曹汝霖回京后呈递说帖，建议清政府适当满足日本要求，早日了结中日悬 案，以小妥协换取大整顿，趁机整理东三省内政。曹汝霖还提出了如练警察、开公路等10条具体建议，但未获清廷重视，只 是他从此“亲日之名，遍于京朝”。

　　1911年，曹汝霖再次获得重用，由奕劻保举升为外务部左侍郎，并准备派任驻法公使。不料，辛亥革命发生，曹 汝霖未能成行，也打断了他仕途的升迁之路。

　　参与中日“二十一条”谈判

　　1912年中国改朝换代，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最初，亲日色彩浓厚的曹汝霖并没有因与袁的亲密关系 而获得重用。然而，随着中日关系在袁世凯政府对外关系中日渐占据重要地位，1913年8月，袁起用曹汝霖担任外交次长 。重返外交舞台的曹汝霖，自此后成为袁处理对日关系的中坚和关键人物。

　　1915年1月18日，日本借一战之机，向中国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而且，日本呈递“二十一条 ”的稿纸，竟赤裸裸地印有无畏战舰和机关枪的水印图案！面对日本的威胁和压力，袁世凯自知无力拒绝，但又不愿轻易使日 本的侵略阴谋得逞，于是制定了通过外交谈判解决的办法。根据日方的要求，中日双方各有三人组成代表团进行秘密谈判。中 方人员是新任外交总长陆征祥、外交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

　　谈判从2月2日开始，直至4月26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历时84天，前后会晤达40多次。曹汝霖在其回忆录 中记述说：“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陆征祥别号)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总统又随时指示，余每晨入府报告，七时到 府，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同进早餐，报告昨日会议情形，讨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在谈判处于僵持状态时 ，熟悉日本政情的曹汝霖还向袁世凯进言，派日本顾问有贺长雄赴日活动，打开僵局。由此不难看出，这场谈判，袁世凯是决 策者，曹汝霖为出谋策划者，这也是后来民众为何将矛头对准曹汝霖的根源。

　　5月7日，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5月9日最后答复。最终袁世凯政府接受了日本的要求，5月25日， 陆征祥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代表签署了屈辱的“中日民四条约”。有趣的是，条约签署后，福建巡阅使许世英、长江巡阅使张 勋通电全国，要求将曹汝霖“明正典刑”，以谢国人。一时曹汝霖成为千夫所指、皆曰可杀的卖国贼。

　　1916年4月25日，曹汝霖被委任为交通总长，成为袁世凯众叛亲离时最为倚重的几个人物之一。袁世凯死后， 曹汝霖呈请辞职，6月30日，新任总统黎元洪将曹汝霖解职。

　　五四运动中成为众矢之的

　　1919年4月，操纵巴黎和会的英、美、法等列强，完全无视中国的战胜国地位，悍然将中国山东权益交给日本的 条款写入《对德和约》。消息传入国内，群情激愤。5月4日，愤怒的北京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他们沿途高呼“外抗强权，内 惩国贼”、“废止二十一条”等口号，一致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等。学生们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去“请愿”，但受到阻拦 ，越加激愤，转而前往曹汝霖住宅——赵家楼。结果，正在曹宅的章宗祥遭学生痛殴，没有找到曹汝霖的学生放火烧了赵家楼 。

　　“五四运动”中，学生们为何将曹汝霖视为“头号卖国贼”？这是有原委的。

　　曹汝霖主持签订“二十一条”，种下了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苦果。袁世凯死后，曹虽已不在外交界任职，但 他成为北洋皖系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座上宾。那时的日本政府改变了对华政策，从以往军事恫吓为主改为经济扩张为主，以贷款 为手段来达到对中国多方面的控制。段祺瑞为了稳定统治和统一全国，与日本一拍即合，大肆向日本借款。曹汝霖主张：“我 们应该将中国关于农工商矿有价值的开列出来，同日本商量，……一方面日本帮助中国，一方面日本亦获得利益，不必枝枝节 节，遇事麻烦，以达到中日亲善之目的。”

　　1916年12月，曹汝霖出任交通银行总裁，开始操办为段祺瑞政府向日借款一事(即“西原借款”)。自1917 年1月到1918年10月，曹汝霖共经手十笔借款，总计达1.44亿日元之多。曹汝霖炙手可热，在政界重新崛起，1917 年7月，曹汝霖出任交通总长，1918年3月更以交通总长兼署财政总长，1919年“五四运动”时正任职交通总长兼币 制总裁。日本则通过系列借款，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内政外交，种下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又一恶果 。

　　“五四运动”中，爱国学生们将矛头对准曹汝霖，火烧赵家楼，是曹汝霖“一味媚日，出卖国权”的下场。6月10 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下令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职务。曹汝霖成为“卖国贼”的代名词，受 人唾弃，自此从官场中消失。

　　曹汝霖被免职后避居天津，不再与闻政治。1927年初，奉系军阀张作霖成立安国军政府，曹汝霖短暂返回北京出 任财政讨论会会长，并接任中法银行总裁一职。但曹的名声已一片狼藉，那时其子在南开上学，“课堂里坐的是独桌，因为没 有一个同学肯同他并坐，下了课，也没人理他”。1937年国难日重之际，蒋介石曾召曹汝霖庐山谈话。抗战爆发后，留在 华北的曹汝霖成为日伪拉拢的对象，先后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会长、东亚经济恳谈会会长、新民印书馆理事长等职务。1945 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国民政府逮捕，随后被释放。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前往台湾，后在日本生活，1957 年到美国，1966年8月4日在底特律病逝，终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