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春东渡：中国领导人访日路线图变迁

　　《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北京报道

　　中国领导人访日路线图变迁

　　30年前邓小平访日时说,首先承认我们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学习。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学习

　　时隔十年,中国国家主席终于再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

　　这是一次“暖春之旅”。这次访问起点是日本,终点也是日本,而且历时五天之久,这是多年来中国高层外访所少见的—— 一般而言,我国国家元首的每次出访,目的国都在两个以上。

　　访问从5月6日开始。当地时间13时45分,胡锦涛主席乘坐的专机抵达东京羽田机场。日方以21响礼炮的最高规格迎接贵客的到来。

　　未及多作休整,当天下午,胡锦涛就在下榻饭店接见了两批日本友人。“中日关系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胡锦涛说。

　　一句“新的历史起点”,意味深长。自田中角荣冒着被极右翼暗杀危险,毅然访华,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算起,至此已36年。自1978年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访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来,至此正好30年。

　　30多年间,中日经历过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蜜月”期,经历过80年代末之后的曲折,经历过小泉当政时的高层互不往来,经历过“破冰”、“融冰”、“迎春”,终于抵达“暖春”季节。

　　回首来时路,各自更有一番感慨。走过80年代的辉煌顶峰,日本在90年代遭遇“失去的十年”,直至近年才重获生气;而中国在30年中一路高歌猛进,当年的“穷邻居”正在向经济的新高峰逼近。

　　中国30年发展之经验,其荦荦大端无非四字—— “改革开放”。殊不知,日本,其实是中国改革开放一个巧妙的叙述起点。

　　学习节能背后的现代化经验

　　胡锦涛的访日行程单里内容丰富。6日晚,出席福田首相的非正式晚宴,宴会地点是松本楼—— 一个凝聚着中日友谊的地方,孙中山夫妇在日本避难时经常造访之地,至今还保留着宋庆龄弹过的钢琴。

　　7日,会晤日本天皇,与福田首相会谈，中日第四份政治文件诞生。在这份名为《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双方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中方表示重视日本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愿意看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8日,与日本几位前首相和参众两院议长会谈。当天下午,在早稻田大学演讲,并与日中青少年交流。

　　“历史是最富哲理的教科书。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让各国人民永享太平。”在演讲中,胡锦涛说。

　　接下来的两天,前往横滨,参观中华街。赶往大阪,会见关西经济界人士。参观奈良法隆寺、招提寺,参观松下电器,然后从大阪启程回国。

　　“胡主席最多的一天是14项活动,每项都很正式,强度非常大。这些日程,可以说是面面俱到—— 政治、经济、文化、青少年的都有,华人华侨也没忘。”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专家高洪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为什么要这样?高洪说,在跨千年的十年里,中日两国关系经历了“大落大起”,胡主席此次访问的目的就是要全面谋划未来两国关系的蓝图。

　　除常规的政治性会谈外,胡锦涛此访有几项内容令人充满期待。一是两国领导人和运动员切磋乒乓球艺,这让人想起1971年发生在日本的“小球带动大球”的中美乒乓外交。

　　“非常短暂的访问中有这样的安排,必会激起访问国民众的好感。”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徐敦信对本刊记者说。

　　如果说出席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日方开幕式彰显了“面向未来”之意,那么考察日本的节能环保项目则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紧密契合。此次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也出现在了访问团队当中。

　　日本的节能技术在全球独占鳌头,其创造1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只有美国的37%,是发达国家中最少的。而日本的太阳能发电、利用间伐木材制造生物乙醇等新能源技术也都居世界最高水平。

　　节能环保成为扩大中日共同利益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而这正符合中国由单纯追求GDP到科学发展的现代化思路转轨。

　　事实上,考察日本的现代化经验,是中国领导人历次访日的必有项目,它与推动中日双边关系的发展一起,成为历次访问的亮点。

　　回溯历史,这样的轨迹清晰可见。

　　“邓旋风”

　　1978年10月22日,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还有57天,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这是自中日复交以来中国国家主要领导人对日本的首次访问。

　　为确保安全,日本政府动用了数十万警力。据当时陪同访问的外交部长黄华回忆,在邓小平车队经过的街道两旁,每隔25米即布一名警察,面朝外,不论对着的是空地、建筑物或是山岩。空中则有直升机不断巡逻。

　　今年74岁的外交部前副部长、前驻日大使徐敦信当时也参加了这次出访。他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邓小平此次访日有两大任务,“第一件是大家都知道的,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互换仪式。”

　　之前的8月12日晚,在北京,中日之间草签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以法律的形式正式肯定了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的联合声明,成为指导中日关系的第二份政治文件。

　　“条约跟其他文件不一样,它是国家之间法律性质的具有约束性的文件,要经过人大批准,批准了以后双方要交换批准书,条约才能正式生效。”徐敦信说。

　　交换仪式在10月23日上午顺利完成。 此后的一周,邓小平在日本掀起了一阵“邓旋风”。他拜会了天皇,与日本首相福田赳夫—— 现任首相福田康夫之父进行会谈,拜访参众两院议长,接见六大在野党领导人,会见为中日友好作出贡献的日本友人……

　　25日下午,邓小平在东京出席了日本广播俱乐部联合举办的记者招待会。有日本记者提出钓鱼岛的问题,邓小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你看名字就不同嘛!这个问题可以先放一下。也许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

　　刘文玉,当年新华社东京分社的记者,这次记者招待会他也在场。“现在想起来如在眼前”,他对本刊记者说,“邓小平的机智、幽默和胆略使在场的人无不折服。”

　　“我懂了什么是现代化”

　　政治性活动之外,邓小平还走访了日本的钢铁厂、汽车厂、电器厂等大企业。26日,新日本钢铁公司董事长稻山嘉宽陪同邓小平一行,从东京的海湾码头登上高速气垫船,用45分钟抵达位于千叶县的君津钢铁厂东轮渡码头。

　　当时引进君津钢铁厂技术和经验的上海宝山钢铁厂正在建设,数百名中国管理和技术人员在这里实习。邓小平要求君津钢铁厂一定要把先进的管理经验介绍给正在这里和即将来这里实习的中国工人,使他们完全能掌握。

　　同一天,邓小平乘坐新干线列车“闪光81号”赴京都访问。在飞速行驶的列车上,陪同人员问邓小平的感受,他爽快地回答:“真像飞一样。速度快,蛮舒服。看来干什么都要有速度哟！

　　在京都,邓小平参观了位于京都西郊的岚山以及“京都御要所”、“二条城”等著名古迹。

　　28日,邓小平一行从京都乘坐特快电车来到古都奈良参观访问。同一天,他还走进了位于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的松下电器茨木工厂。

　　邓小平走进生产车间,参观了电视机组装生产线。离开车间后,邓小平应邀来到一间展览室,这里展示了高速传真机、录像机、微波炉等产品。讲解人员把一盘烧卖用微波炉加热后,请邓小平观看,邓小平拿起一个烧卖看了一下放进嘴里,边吃边说:味道不错。松下职员后来说,这一幕事先谁都没有想到,在场的人们大吃一惊。

　　邓小平一路参观,一路体会,一路思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傅梦孜至今还记得邓小平乘坐新干线时的表情,“那种思考所流露的表情可以触动任何人。”

　　在日产汽车公司的座间工厂,当了解到该工厂月生产汽车44000辆,是当时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月产量的99倍时,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

　　“这就是邓小平访日的第二大任务。”徐敦信说,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早就酝酿着中国今后向哪走去的问题,他是利用这样一次访问的机会考察日本、了解日本,希望从日本战后发展的经验教训当中能够有所借鉴、有所吸取。

　　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在回答中国现代化问题时曾坦率地说:“首先承认我们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学习。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学习……”

　　邓小平访日归来不久就派了代表团去日本考察。“我称之为‘蹲点考察’——带着题目一家一家座谈、考察、研究,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蹲到那个地方,不摸清楚不回来。”徐敦信说。

　　邓小平在新干线上和日产的谈话,被海外媒体解读为“下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徐敦信认为,邓小平早已决心改革开放,但日本之行确实给了他一定的触动。

　　历史主题浓重

　　一晃20年过去。1998年11月25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日。

　　此时的中国刚刚遭遇了一场世纪洪水,灾区百废待兴。徐敦信说,去不去访问,当时征求了包括他在内许多人的意见,最后考虑到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还是决定去。

　　日本是江泽民此次出访的第二站,第一站是俄罗斯。25日从新西伯利亚抵达日本后,6天时间内,江泽民拜会了天皇,同小渊惠三首相会谈,会见了日本参众两院议长、在野党领袖,出席日中友好七团体以及日本经济团体举行的欢迎宴会等等,访问内容丰富。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初晓波当时正在日本做学术交流。“江主席每到一处都会突出强调历史问题。”他说,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8日上午,江泽民在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题目就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日本人也感受到了这点。28日下午,江泽民参加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日本《读卖新闻》记者问:这次在日本,江主席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对历史的认识问题,强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您是否认为日本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

　　江泽民答:中国古人说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是客观事实,不可能改变。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正视历史,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而更好地面向未来,开辟未来。我不能不指出的是,日本国内总是有一些人,包括一些身居高位的人经常歪曲历史、美化历史,伤害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对此不得不作出反应。

　　“如果说邓小平访日最简明的目的是学习现代化经验,那么江主席访日则是解决问题,调整关系。”高洪说。

　　邓小平访日掀起的“邓旋风”拉近了两国的距离。当时日本媒体的报道说,“一亿日本国民成了邓小平迷”。此后,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黄大慧的话说,中日关系迎来了“蜜月期”。1979年12月5日,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承诺向我国提供第一批政府贷款。1984年9月,3000名日本青年应胡耀邦总书记和全国青联邀请访华。

　　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两国关系渐显复杂。

　　从学习硬性指标转向软性指标

　　徐敦信于1993年至1998年间担任驻日大使,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坦率地讲,我刚去的时候中日关系还是相当好的,但是到我1998年离开时,已经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1994年9月12日,日本政府不顾我国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允许台“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赴日出席广岛亚运会开幕式,引发中日广岛亚运会风波。

　　1995年8月29日,日本政府抗议我国核试验,宣布冻结对我国无偿援助。1996年7月起,日本右翼团体成员连续四次登上钓鱼岛,引发中日钓鱼岛风波。同年7月29日,桥本龙太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历史问题凸显。

　　“这是内外环境的变化使然,”徐敦信说,一是冷战的结束使来自苏联的中日共同威胁消失,原来被掩盖的问题随之出现。

　　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开始出现。“泡沫经济说起来只是一个词汇,但对日本国民的影响是非常具体而深切的。”徐敦信说,过去日本的大饭店、大宾馆,车水马龙,一片繁荣,夜晚灯光璀璨如同白昼。但泡沫经济后,这些地方一下子变得门可罗雀。

　　“百货公司里所有东西都卖不动,唯独保险箱卖得快,因为银行的存款利率是零。日本男人本来到了晚上总要喝酒唱歌,现在下了班就回家。”

　　而中国,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却以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率飞速发展。“强烈的对比使日本国民在心理上形成一种焦躁和不平衡。”徐敦信说。

　　面向新千年,中日关系需要重新调整和布局。于是,作为江泽民访日的最大成果,中日的第三份政治文件——《中日联合宣言》诞生,双方确认将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江泽民访日的行程中也有轻松的内容。29日,江泽民去了仙台,主题是怀旧。在位于仙台市城西的鲁迅纪念碑前,江泽民敬献了鲜花,并与夫人王冶坪种植了一棵红梅树。在东北大学校园,江泽民参观了该大学史料馆中有关鲁迅先生的展览,他还来到鲁迅听过课的阶梯教室,并在鲁迅常坐的座位上坐了坐。

　　在参观中,江泽民还将亲手书写的一首格律诗赠给了东北大学。诗文写道:“丹枫似火照秋山,碧水长流广濑川,且看乘空行万里,东瀛禹域谊相传。”

　　北海道是江泽民此行的最后一站,江泽民来到了札幌市以北40余公里的江别市町村牧场,参观了机械化挤奶,然后来到饲养奶牛的巨大牛棚,认真地向主人了解奶牛的饲养情况以及夏冬季节不同的管理方法。

　　纵观三代领导人访日,初晓波说,学习日本现代化经验,这是一脉相承的。“只是以前学习比较刚性,工业技术等对我们的启发很大。现在呈现出一种新的转向,即从硬性指标的学习转向软性指标的学习,比如环保的理念。”

　　当然,与邓小平访日相比,后来的历次领导人访日,学习的色彩不是那么突出,“这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了一定的基础,而我们的开放也更全方位,学习的对象也更多了。”初晓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