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喧嚣中的孤独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5月13日10:05 《小康》杂志

  “我心里头除了希望宁静,希望朴素,意存感恩之外,我可能说不出更多的话。”

  ★文/《小康》特约记者 张弘

  “出《于丹<论语>心得》的时候,我处在混沌无知的状态,对出版一无所知。可以说,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面经历了很多从未经历过的命题。现在我除了心里头希望宁静,希望朴素,意存感恩之心,我可能说不出更多的话。”

  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视角

  无论如何我不希望自己变成一个技术力量。我不希望用一种技巧,或者过分外在的东西替代我内心原有的东西。

  《小康》:这个“感悟”能和“心得”划等号吗?

  于丹:基本上可以。因为心得是心有所得,感和悟这俩儿字都有一颗“心”在。所以我觉得是换个说法,其实是一个意思。心得也罢,感悟也罢,不是从学理的内部进行研究,而是站在外部进行一个生命体验的关照。这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视角,但是,会有自己的心在。就是你感受到什么,这和心得基本上是一样的。

  记者:如果“心得”和“感悟”可以划等号,那么两本书是一种什么关系?

  《小康》:“心得”本讲了七个“之道”,“感悟”讲了另七个不同的“之道”。《心得》中的七个“之道”更大众化,但是不够系统。因为是第一次讲,我挑的是最好讲的,大家喜闻乐见的就直接讲了。讲《心得》的时候,绝没想到再讲“感悟”。因为“心得”被大家接受让我始料未及,后来,百家讲坛说,《论语》是很严肃的,我们应该对它做一个很系统的梳理,有些没有讲到的东西必须讲到,像忠恕之道,仁爱之道,诚信之道等等。

  孤独是在喧嚣中的一种失落

  让我内心孤独的,恰恰是那种喧嚣。那种喧嚣有的时候是一种热情,一种善意,你会觉得是一种深深的托付。但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是一种困扰。

  《小康》:你和张越对话时说到,每天都要收到大量来信,大半来信都是些杂七杂八的事。而且,这一年多以来你非常忙碌,你是否有一种“过分喧嚣的孤独”?

  于丹:你用的这个词非常准确。因为真正的孤独不是你静默独处的时候,孤独是在喧嚣中的一种失落,就是无法沟通。我昨天在泰山日程那么紧,拍完以后我还跟他们说,让我自己待一会儿。我静静的看着泰山,看着那儿的云彩,看着夕阳的时分,我不会孤独。让我内心孤独的,恰恰是那种喧嚣。那种喧嚣有的时候是一种热情,一种善意,你会觉得是一种深深的托付。但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是一种困扰,甚至有好多东西会产生极大的误读。这种误读有时候甚至是刻意而为的。

  《小康》:经历过这些之后你对自己的生活规划有改变吗?

  于丹:我不是一个公众符号,不过就是读本书,说说我心里的感受。我还得坚持干好我的本职。从本科到博士,我自己还带着那么多的学生。曾发生过的恶意炒作,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人来了,不拿她做点文章的话就亏了。你面对这件事情怎么办呢?沮丧吗?愤怒吗?或者说,不再干什么吗?我一直在想,看看我在喧嚣中还有没有一种坦然: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愿这么走下去,好好地做一个大学老师。

  我现在最幸福快乐的时候,就是让我好好当一个大学老师。面对学生的时候,我坦然。我从他们那儿能够得到的东西很多很多。所以我真是不喜欢这喧嚣。

  文化有一种普世性,能够穿越时空

  我们的文化为什么能够在日本如此受欢迎?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把它当作一种学问,而是当作一种为人处世,让内心温暖,内心有所依托的依据。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的共通性,这种东西让我心里头觉得踏实。

  《小康》:你对孔孟或者国学书升温的现象怎么看?

  于丹:我相信,在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时候,作为每一个生命个体,他需要完成的,首先是自我内心的确认。也就是说,大家都在想,我现在能够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坐标,我生活里最缺的是什么,我跟它的关系怎么协调怎么相处。那么,这个坐标由什么来确定?是人云亦云,还是跟随一个潮流?我觉得,儒学就是我们的一个参照系,从这里能够找到有哪些亘古不变的东西,能够让我们今天觉得朴素、温暖,让我们觉得有一种依据。文化有一种普世性,能够穿越历史积淀下来。

  我去日本,有一个素不相识的朋友佐佐木,是个商人,他从丘田到东京接我。我们在丘田玩了一天,很高兴。第二天我要去冲绳。他们夫妇俩把我送到机场,佐佐木对我说,在冲绳,我的儿子会等你。佐佐木的儿子是一个出国留学回来的小伙子,二十出头,是一个外企的小白领。这个孩子专门从市内赶到机场,见到我以后,他给我鞠了一个躬,递了一张名片,说我父亲让我来接您,您有什么事就找我。我这次是公务安排,冲绳还有俩议员等着我,我就和两位议员一起走了。第二天我去东京,这孩子又从市内赶到了机场,他说我代表我父亲来送您。其实他也就跟我说了那么一两分钟的话,我就又走了。

  这件事让我感慨很深,我们现在还有几个父母能这么使得动孩子啊?一方面,日本的现代化发展得很好;另一方面,它接人待物的传统没有变。

  后来我见到福田首相的时候,他跟我打招呼,用的是中文。在那里,没有人叫我于丹老师或于丹女士,所有人都称我“于丹先生”。福田首相坐下来就说,我们这些人是读着《论语》长大的。然后我才知道,他们打小学就读过《论语》、《孟子》,到中学时读《中庸》和《大学》。这就是一种文化的根基。我们的文化为什么能够在日本如此受欢迎?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把它当作一种学问,而是当作一种为人处世,让内心温暖,内心有所依托的依据。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的共通性,这种东西让我心里头觉得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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