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四海的中日交流史

　　他相信，邦交主要还要靠民间力量，应加强两国人民间的往来。

　　撰稿·邵乐韵

　　对过去30年的中日交往史来说，上视《中日之桥》主持人吴四海或许可称“标杆性的见证者”。

　　听他的讲述，你会觉得似乎是机遇使然。但如果把他的经历嵌到中日交流大背景中，你会发现，其实偶然中存在着必然。

　　上世纪80年代，一台现在看来极为普通的三洋单喇叭录音机，让正读高中的吴四海对日本心生兴趣。“当时我心里想：哇，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为何生产出质量这么好的产品？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

　　那时候，“日本制造”风头正劲，不仅把美国竞争对手挤出局，而且大有抢夺世界市场之势，到了80年代中期，日本已是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成为亚洲和世界的奇迹。

　　吴四海渴望了解这个小而强的国家，而要了解一个国家，就要从学习语言开始。他决定由理科转读文科，并且在大多数人学习英语、关注欧美的时候，选择了相对小众的日语。

　　自复旦大学毕业后，吴四海毛遂自荐进入上海电视台外事科，“当时工作主要有两部分，一是接待日本电视台来上海外景拍摄；一是挑选并推荐从日本引进的大量纪录片、影视剧。”吴四海清楚地记得，自己推荐的首部片子是山口百惠演的《血疑》。当年该片一经播出，开创了国内首播电视连续剧的先河。

　　后来，喜欢喝酒作汉诗、且精通古日语的大阪电视台台长青山行雄来沪访问，吴四海担任随行翻译，这次偶然经历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当时，青木行雄对身边的这位年轻人赞赏有加，立即向时任上海电视台台长的龚学平提出，邀请吴四海赴日交流，他亲自做经济担保人。

　　1988年，吴四海背上行囊，作为中日交流的使者，踏上日本土地。

　　1987-1988年间，上海掀起第一股留日潮。很多自费留学生既要筹学费又要赚生活费，在日生活相当艰难。吴四海却不用考虑吃住问题，在读卖电视台各部门轮岗学习。一年下来，国际部、策划部、制作部、广告部等运作流程被他摸得一清二楚。

　　吴四海在读卖电视台兜足了一圈，跟导演和制片也混得很熟。当时，他还在关西学院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课程。有一天，一个制片对他说：“四海啊，在日本学历太高人家只会把你当作搞理论研究的。我看你声音形象都可以，是个做主持的料，还是多做点实际工作吧。”

　　于是，1991年，吴四海正式走到幕前，由电台做起，主要播报来自中国的信息。

　　在当时的日本，启用中国人作日语节目主持并不多见。吴四海请国内媒体一起配合，调动传输资源，然后在大阪电台每周六晚5时30分向日本观众介绍有关上海的一切，中间插播周璇等人的音乐老歌，居然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很快，日本NHK、朝日、读卖等广播电视媒体都向他发出邀请。

　　正当吴四海在日本的事业一帆风顺之时，1995年底，上海台准备开播外语节目，台里想请吴四海回国。他没有犹豫，义无反顾地决定回来：“纵然日本的条件再好，但这个机会的价值却是无限的。这既能成为全国首创的日语节目，又能树起上海的国际形象，意义巨大。”于是，当别人正拼命出去的时候，他又回来了。

　　没有经验，也没有助手，他一个人在国际部的临时办公室里，既当制片人，又当主持，还充当剧务。1996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24周年之际，《中日之桥》开播了。日本驻沪各媒介竞相报道，《朝日新闻》、《读卖新闻》都在国际版显要位置作了介绍，日本3家电视台还派摄制组专程到节目制作现场采访。

　　后来，随着中日关系逐渐走进低谷、国内反日情绪高涨，有人提出要关掉《中日之桥》，再加上电视台开始资源整合，节目被归入东方卫视频道，播出时间也改为周六上午8时，每次只有15分钟，几乎没人看了。

　　不过吴四海仍对中日关系充满乐观。他相信，邦交主要还要靠民间力量，应加强两国人民间的往来。他说，“只有把中日关系放在大背景下去看，加强民间对话，双方才会有更多的理解。”

　　在他看来，如果不是靠沟通对话，日企老板们怎么会把上海称作“工作、生活、投资的天堂”？如果不是去了解、观察，怎么知道日本人对我们文化的欣赏？你知道哪个日本企业家喜欢淘古玩，谁喜欢下象棋，谁又爱好做二胡吗？

　　今年1月1日，《中日之桥》有了自己的娘家——ICS频道，而且还扩充了《经典日剧》、《音乐物语》两个板块，整组节目看起来充实了许多。

　　随着中日关系的回暖，吴四海这位民间交流大使的劲头更足了：为迎接5月胡主席访日，3月份就策划了“中日之桥杯”高尔夫友好邀请赛，并亲自带领30多位民营企业家赴日交流；5月底，又将到大阪参加世博人文周；接下来，还想把渡边淳一、余秋雨、易中天这三个看似毫无关联的文人聚在一起。用他的话说，加强中日民间交流就是他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