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的升级路径：知识决定力量

　　中国制造的模式之变

　　——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我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是好事，但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意味着收入水平提高，要素成本上升。维持了20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要改变，低成本优势削弱将会带动剧烈的结构调整，但这也意味着，拉动自主创新的市场条件正在形成。

　　◎李鸿谷

　　要素：中国的独特性

　　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是中国的重要转型年份，我们讨论转型，可能需要从认识整体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开始。我注意你曾用过“要素组合优势”来描述，如何理解这个概念？

　　刘世锦：中国这么多年经济增长取得了很大成绩，国内外评价都比较高，但是怎么来解释，是一个问题。我曾用过一个概念，就是“要素组合优势”，实际上是具体解释经济学上所说的“比较优势”。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一系列要素的独特组合。首先是市场。中国的市场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因为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同时也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市场，因为进入了一个经济和居民收入迅速增长的阶段。第二点，也是和中国人口多相联系的，就是劳动力优势。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我们经常说到的是成本低，其实并不仅如此，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劳动力的素质较好，这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的“性价比”较高。另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是分阶段的。过去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是农民工，大量的劳动力来自人口占多数的农村、农业，这部分人总体上受教育程度较低，主要是体力上的支出。近几年，情况发生了一些颇有意味的变化。我们注意到，服务外包发展很快，国际上一些大公司的研发机构向中国转移，所需要的是受过高等教育、有较高工作技能的员工，其中不少人是博士、硕士，与发达国家的员工相比，能力差不多，工资成本却低很多。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虽然有一个变迁过程，但如果用“性价比”观察，其整体在相当的时期仍然是有竞争力的。

　　刘世锦：对。它本身有一个结构上的变化，而且它会延续，在新的发展阶段，在全球竞争的环境下，中国劳动力的优势会呈现动态变化。第三点就是中国的工业基础。前几年，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解读中国经济，认为中国的优势就是劳动力的低成本，价格便宜，但他们到中国来看，发现劳动力的低成本其实只是中国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另一个重要来源，是中国已经形成了相当好的产业链，或者说产业配套条件，从管理学的角度讲就是供应链。所以，他们将中国的优势概括为低成本劳动力加产业链。计划经济时期，比如上世纪50年代，中国曾经有过重工业的快速发展，在改革开放开始前就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很有价值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配套条件上，又有了很大进步。所以，中国整个的工业基础，特别是发展制造业的基础，要强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接下来，就是中国有一个总体上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这也是我们体制上的优势。一个大国在经济起飞阶段，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给投资者、生产者提供稳定的预期。除了这4个因素，我还想再加一条，就是中国勤劳、节俭、守纪律的文化，这点也很关键。上面提到的中国劳动力“性价比”较高，此外，中国的储蓄率一直较高，都与这种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但事实上你讲的这些要素，并不是现在才有。

　　刘世锦：这些要素多数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就已经存在，但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前就不行，以后就行了呢？这就涉及对改革开放作用的认识和评价。“改革”所起的基本作用，就是把这些要素很好地组合起来，使内部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就像我们做菜，几种原料都有了，还要有一个好的配方，有一个好的厨师。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体制和机制问题。“开放”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把中国缺少的要素引进来，比如说资金、技术，好的管理方法、好的体制和机制，还包括像供应链、营销渠道这些东西。另一方面，让我们有优势的要素“走出去”。中国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实际上是中国劳动力优势资源的输出。这几年争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现在已经不缺资金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引进外资？我们可能不缺资金了，但我们还缺其他要素，这些要素往往与资金联结在一起，引进资金才能引进这些要素。

　　三联生活周刊：我注意到你曾将其定义为“中国独特的要素组合”，你如何分析这些要素，并给中国经济以解释？

　　刘世锦：这几个要素是经济学上所说的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我们所关注的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要素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它们是怎么组合起来的，在国际比较中它有哪些独特之处。从国际上看，拥有上面提到某一两个要素的国家不少，但同时拥有这几个要素的国家却不多。例如，有的国家人口多，劳动力成本低，但缺少好的工业基础；有的国家有一定工业基础，但政治社会环境不稳定。中国有的要素条件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如中国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市场，从而有可能形成其他国家和地区难以达到的规模经济效应。这一系列要素条件在中国同时出现，确实是一种幸运。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内部动乱，经历了艰苦曲折的探索后，终于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使这些要素得以有效组合和利用。

　　三联生活周刊：把要素组合与改革开放这样联系起来，可以使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意义有一个独特的理解。最近大家都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你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特点？

　　刘世锦：这方面可研究、总结的东西很多，也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从我们所讨论的产业成长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角度说，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有两个特点很值得关注。一是“地方竞争型”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开始后的一个重要举措是下放权利，特别是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后，各级地方政府有了界限比较清楚的经济利益，相互之间的竞争也就加强了。省和省之间，省下面有市，市下面有县、镇、村，有一级行政组织，就有一个竞争主体。各级政府都在努力改进各自管辖范围内的不可移动的资源，改善生产和投资环境，吸引外部可移动资源，都在努力推动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这种竞争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是以个人和企业为主体的，而在中国，地方政府扮演了更为重要和独特的角色。通常人们对地方政府的批评和负面评价较多，地方政府行为中也确实存在诸多缺陷和问题，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现阶段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与改革开放以前和初期比，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在市场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某些独特作用，我们现在的经济学理论，对此还缺少分析和解释。另一个特点是“增长带动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起步的，面对着一个很大的增长空间。许多行业的实证经验表明，良好的发展空间和盈利前景，特别是“先进入”的优势，是激励大量新投资者、生产者进入的主要诱因。而这些新投资者、生产者，基本上是个体私营经济、外资企业、股份制企业，还有改制后的国有企业等。这些成分多了，市场经济就逐步成长起来了。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所谓“增量改革”，而增量改革的前提是很大的增长空间和盈利机会。总之，中国改革开放中有一些新元素，这些新元素往往是国际上主流经济学难以解释的，这也是国际上一些人对“中国奇迹”感到困惑或产生误解的部分原因所在。

　　组合：优势的形成

　　三联生活周刊：一般经济学家用要素禀赋特征来分析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跟你前面所分析的要素特征十分接近，而你却用了一个“要素组合优势”，那么你是如何分析中国这些要素组合？

　　刘世锦：前面对生产要素组合特点的描述很大程度上是静态的，要了解中国已有的增长模式的特征，更重要的是要从动态过程的角度进行观察与分析。观察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主要呈现出“国内消费和对外贸易导向”、“主导产业驱动”、“劳动力和其他资源跨部门流动”、“成熟技术的引入和扩散”与“市场的外延扩张”等特点，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与组合，共同构造了这一时期以“低成本竞争”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

　　三联生活周刊：从经济学基本的供需关系看，“国内消费和对外贸易导向”是明显属于需求，那么，它在这些要素组合里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刘世锦：“国内消费和对外贸易导向”所解决的是经济增长的需求条件问题。与以前脱离居民需求、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为工业化而工业化”的状况不同，这一时期工业化进程，总体上体现了消费者需求导向的特点。这也是市场经济开始在中国起作用的具体体现。居民消费需求成为产业循环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而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则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初始动力。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上世纪80年代从面向食品、纺织和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老三样”的需求开始，进入到90年代，出现了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脑等新型消费品，然后又过渡到近几年以住宅、汽车、旅游、教育为重点的需求，这都体现了消费者需求梯度升级的轨迹。如果说国内消费导向体现的是“内需”，对外贸易导向体现的则是“外需”，对外贸易结构反映了国内生产要素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同时，“主导产业驱动”则是需求导向和生产要素增长潜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形成何种产业要由需求来解释，产业的竞争力则要由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来解释。在不同的增长阶段，由当时的消费需求热点拉动，循着投入产出联系，形成了相应的主导产业。它们表现出比其他产业更高的增长率，同时带动了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与需求热点相对应，主导产业在上世纪80年代主要是纺织、轻工等，90年代主要是新一代家电产品、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等，在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增长中则是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等先导性产业，钢铁、建材、化工、机械等中间投入品行业，以及能源、运输等基础行业。主导产业的出现和更替是解释高速增长以及增长中波动的基本变量。

　　三联生活周刊：在需求导向的驱动下，我们的“供给”呈现什么样的状况？

　　刘世锦：劳动力跨部门流动是结构转变加快时期的重要现象，也是工业化过程中效率改进的重要来源。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转移显著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其中最重要的是传统的农业部门的就业者向现代部门——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长时期的城乡隔离制度导致了农业与非农业产业之间巨大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一旦这种制度被打破，农民实现了向非农部门的流动，与原有的农业部门相比，农民的生产效率和收入都有了很大改进。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理解你所描述的“成熟技术的引入和扩散”？

　　刘世锦：相对于工业化先行国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成长的产业基本上属于成熟产业，其中大部分是所谓的“传统产业”，即使是新兴的高科技产业，我国也基本上处在产业链的中低端。产业发展中所需要的技术原创者甚少，大多数是成熟或较为成熟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引入这些技术的有利条件，引入的主要渠道是创办外资企业、设备输入等，纯粹的技术交易式引入是相当次要的方式。另一方面，我国已有的较为完整、逐步得到加强的工业体系，在新技术的引进、吸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部分领域和环节正在形成技术自主开发的能力。总体上看，除了少数特定领域外，在大多数产业中，基本上以中低技术为主，以引进、模仿为主，而且这种状态基本上适应了产业成长的需要。与产业发展处于初中级阶段相适应，市场成长以处延扩张为主。面对不断出现的消费和产业成长热点，企业的注意力首先放在寻求高成长产业的“先进入”机遇上，以谋取供不应求阶段的高额利润。而当进入者不断增加，竞争加剧后，企业将重点放在低成本为基础的价格竞争上，以保住和扩大市场份额。许多优秀企业的核心能力并不是表现在技术研发上，而是表现在市场营销上。

　　三联生活周刊：由于这些要素的组合，就形成了你所说的“低成本竞争优势”？

　　刘世锦：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领域都体现出低成本竞争优势。能够体现这种优势的，主要是那些得到充分竞争的领域。传统国有企业主导的领域，特别是全国性、行政性国有大企业为主的垄断性行业(主要分布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低成本的优势并不明显。曾经有过一个比较分析，某个国有石化大企业与国际石化大企业相比，人均工资要低得多，但我们的企业用人多出很多，结果我们企业单位产品中的人工成本反而要高。所以，在说到“低成本竞争”模式时，也应清楚知道，我们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不具备这一优势。

　　变化：低成本的逐渐失去

　　三联生活周刊：你用“要素组合优势”来具体解释并分析中国的“比较优势”，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价值的方法论，如果将这些要素来对应目前的中国经济形势，似乎许多要素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你在解释目前的通胀压力时，同样也使用这些要素从结构上进行分析，那么，目前的中国经济是否到了一个转折时刻？

　　刘世锦：通货膨胀很难说是单一原因所致，一般都是多因素造成的，但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我认为，本次通胀需要特别关注要素成本的推动。从整个宏观面来讲，我国进入了一个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以后，多种生产要素价格走势都出现了拐点，价格提升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比如土地价格大幅上升，能源、资源包括水资源价格也在大幅上升。最典型的还是劳动成本的上升，2002年开始，劳动力的供给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低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格局已大体结束。这种变化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其二，我国部分生产要素价格体系离市场化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由于政府管制造成的价格扭曲还普遍存在。比如，最近几年，国际原油价格一直上涨，由于价格管制，国内成品油价格远低于国际成品油价格，导致炼油环节出现亏损，炼油企业缺乏积极性。还有，我国高耗能企业比重过大，和我国电价偏低有直接关系。还有一块是环境成本。其三，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全球初级产品价格的波动对我国影响越来越大。随着中国、印度还有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对全球初级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导致初级产品进入一个成本上升的周期，铁矿石、原油、粮食等价格已经进入上升通道。在我国对外开放度已经较高，初级产品对外依赖性加大的背景下，全球初级产品价格的上升必然导致国内初级产品价格的上升。

　　三联生活周刊：一般人在分析通胀时，会习惯引用弗里德曼“归根结论是一种货币现象”来解释并寻找应对之策，但显然你认为我们目前面对的通胀压力更重要的因素是结构性的。

　　刘世锦：从我们上面所说的三个因素来观察，我国未来将在较长时期内面临要素成本持续上升的压力，这些因素是推动我国目前通货膨胀最重要的也是最难对付的因素。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这一格局是否意味着我们的低成本优势已经失去？

　　刘世锦：我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是一件好事，但也是一把“双刃剑”，不仅意味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意味着要素成本的上升。维持了20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大改变。低成本优势的削弱将会带动剧烈的结构调整，企业和产业将会进入一个分化和重整期。当然，低成本优势的削弱以至缺失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还会有一些地区继续呈现低成本优势，较长时期内将保持多种竞争优势并存的格局。

　　创新：升级路径

　　三联生活周刊：显然，你用结构变迁的方式对通胀进行分析，表明将目前不断上升的CPI仅仅看做一个短期的经济现象也许并不明智，那么，我们当如何应对？

　　刘世锦：要素成本上升是否能够转化为大范围、持续的物价上涨，将取决于生产企业消化成本上涨的能力，关键是生产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也就是说，存在着要素成本上升速度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之间的比较或者“赛跑”。对于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可以从短期和中长期两方面来考虑：短期看，因为当前通胀的势头比较猛，要采取措施把这种势头控制住，使价格上升平缓，处在一个可控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从中长期讲，解决这一难题的根本出路，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抵御成本上升的最重要的手段，而现阶段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来源是创新，这就要求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中长期看，中国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削弱以后，需要通过创新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三联生活周刊：以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否意味着技术与产业升级最为关键？

　　刘世锦：应当强调的是，我们讲自主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组织、体制和政策上的创新，比如企业内部管理方式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创新等。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这些创新，技术创新也出不来，出来了也用不上、用不好。

　　三联生活周刊：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在目前中国内外资并存的格局下，似乎存在着一些争议，比如自主创新跟合资企业的关系将如何定位？

　　刘世锦：这个问题应当从全局和战略的角度来观察与理解。从内外资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所说的自主创新可以有两个要点：一是内资和以内资为主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一是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的转移。当然，第一个要点是重点。我们讲自主创新，立足点和重心都是内资和以内资为主的企业。有一些东西，特别是那些关键性、基础性的技术，仅仅靠开放是拿不到的，必须靠自己研发，对此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但是这与鼓励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转移并不矛盾。这两件事情是互动的，一定程度是互补的。外资企业是在中国仅仅搞加工制造好，还是把研发能力也转移到中国来好，还是应该鼓励他们向中国转移？这个问题上，能不能这样来认识：我们讲自主创新，这个“自主”的主体应该是中国经济的大局，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大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合法注册、经营的企业所进行的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创新能力的活动，都应该得到鼓励，也都可以划入“自主创新”的范围。这是一个宽松、包容量很大的定义。这样看问题，对提高我国经济总体创新能力有好处，也正是新时期提高吸收外资质量和水平的政策所要求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前面在分析中国经济“要素组合优势”时，曾论述“成熟技术的引入和扩散”与“市场成长以外延扩张”为主，这意味着利用成熟或传统技术的中国企业，其行为模式是重营销轻研发，这是我们过去的“成功”的路径。而目前要素成本的上升，中国企业会不会对过去的路径形成依赖，而难以进入创新通道？

　　刘世锦：强调技术上的自主创新实际上是一个老话题了。现在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讲了这么多年尚未取得大的进展，新形势下如何才能取得突破？这两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问题，即我国自主创新的实质性进展需要哪些条件？首先要有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过去20多年的增长模式，是以较低水平的需求和产业结构为背景，所需大多是成熟的中低技术，可以主要通过引进解决。在“先占市场”和“自主创新”之间，大多数行业中的大多数企业不论在追求效益的动机上，还是实际能力上，往往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随着要素成本上升，低成本优势趋于削弱，以中低技术占领市场的空间日趋缩小。成本上升背景下企业盈利的保持和增加、经济的持续增长，都需要通过创新来增加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提升产业结构。这意味着拉动自主创新的市场条件正在形成。缺少这样的市场条件，正是过去长时间内自主创新未能取得大的进展的基本原因之一。其次，中国大规模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条件的形成与改进，这将有利于巨额研发费用的有效分摊，从而使自主创新具有成本上的可行性，研发投资的回收更有保障。这是在技术成熟产业中从事核心技术研发的重要条件。目前中国已有100多项重要的制造业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还有更多的产品生产已经达到了承受巨额研发费用的规模。这就为我国诸多产业从制造环节向核心技术研发环节拓展创造了重要条件。较高水平配套产业群的形成，是一批技术复杂、零部件较多的产品在核心技术突破后能够迅速产业化的重要条件。以往我国有一些重大技术成果被束之高阁，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不具备配套能力。最近几年，我国一些重要产业和产品的配套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有些已经达到或接近了国际先进水平。如果此时国内企业在核心技术上有所突破，将有现成的产业链支撑其产业化和市场化过程。-

　　(资料收集与录音整理由实习记者梁德学与徐木子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