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可能好的“平衡”

　　◎蔡昉

　　在过去十余年里，我们远离了哪怕是轻微的通货膨胀，直到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了4.8%。2008年的最初几个月中，价格上涨到一个新高度，全国上下都感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压力，CPI成为一个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温家宝总理在回答《金融时报》记者时表示，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及时、灵活地采取对策，并且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方向和力度，使经济既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又能解决1000万左右的就业人口问题，还能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这种寻求经济增长(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平衡的努力，被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概括为一条曲线，表现为一种在两者之间的替代抉择关系(英文中叫“Trade-off”)。值得注意的是，温总理的话没有被翻译为“替代抉择”，而是被直译为“平衡”(Balance)。诚然，“替代抉择”是一个经济学术语，译员未必习惯使用之，但是，选择“平衡”这个用语，实际上更反映了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即不是要在非此即彼的条件下，选择到底是要多一点通货膨胀、少一点失业，还是多一点失业、少一点通货膨胀，而是要达到尽可能好的平衡。

　　这个平衡是可能达到的。但是，我们先要澄清一个最容易让我们失去平衡的观点。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在伦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这个理论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我的一些经济学同行在把它翻译成政策建议时，却出了问题。他们认为，从这种认识出发，防范和治理通货膨胀的不二法门就是通过提高利率和减少贷款来缩减货币供给。我有足够多的理由，反对把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看做是万应灵药，简单套用去理解和应对当前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

　　首先，这个理论的提出者弗里德曼本人，并不打算将上述假说如此简单地转化为货币政策万能论，例如，他并不否认，在短期中及在较小的价格波动中，货币存量之外的其他因素也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他还指出，货币存量与价格变动的关系，需要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根据美国的经验是12～16个月)才能显示出来。而“与较长时期的波动相比，商业周期内货币存量，与收入、价格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方向，较为不清晰和较为复杂”(弗里德曼原话)。

　　其次，迄今为止的价格上涨，主要由食品价格的上涨推动。也就是说，在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的提高中，食品价格提高的贡献率超过80%。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城乡就业扩大，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显著加快，由于这类家庭具有较高的食品消费倾向，他们所增加收入的很大部分花在食品消费上，推动食品价格上涨。与此同时，我们却无法直接观察到货币发行量对食品价格上涨的推动作用。

　　第三，我们要解决的是通胀可能造成对经济和老百姓生活的影响，因此，在记得弗里德曼上述名言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胀与失业在短期内所存在的替代抉择关系。也就是说，任何权威的教条所推论出的治理通胀手段，一旦造成失业率提高从而使居民生活受损，都是不能接受的。以货币为中心的政策，恰恰具有偏爱大企业、大项目，伤害有利于就业的中小企业的倾向。虽然我们不排除运用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过热，但这个政策手段确实不能直接治理通货膨胀。

　　因此，面对食品消费拉动的结构性价格上涨，必须走出认识误区，慎用单纯控制货币量或加快人民币升值的做法。要找准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防止通胀之间的良好平衡点，应该从认识直接拉动农产品价格的几种因素入手:第一是通过现行的粮食直补和农用生产资料购置补贴的渠道，加大补贴力度，弥补因外部因素造成的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刺激农产品供给;第二是短期调整农产品进出口政策，把国际市场高价格变为国内供给的刺激因素，而不是增加出口的刺激因素;第三是保障城乡居民的就业继续扩大，收入不断增长，同时通过相应的政策渠道补贴低收入家庭，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防止经济增长从偏快转为过热，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所以我们并不排除使用货币政策和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办法，但这个目标的政策手段在周期上比防止通胀要长得多。相反，防范和治理通胀更是短期的任务，要求较快见效。如果用治理通胀的时效要求，去操作不直接有效的货币工具，对经济的打击必然大于可预期的治理效果。因此，两个政策目标应该适当区分，政策手段的运用也要有所不同。

　　归根结底，通货膨胀的危害性在于它造成“疼痛”，所以，政策需要做的是，在确保整个机体处于良好状态的前提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就是说，任何政策必须以不伤害必要的经济增长、收入增加和就业扩大为前提，最大限度地稳定农产品价格，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