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大员问计于民

　　《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特约撰稿陈烨/北京报道

　　政府信息的公开，老百姓民主参政意识的增强，政府和老百姓沟通的增加是一个方向

　　“你好，这里是问题活动办公室。”最近，拨打号码0791-6242119的人都会听到这样的应答。

　　“问题活动办公室”，全称为“江西省委书记苏荣与省内外朋友共商加快江西发展大计”活动办公室。它的设立源于 5月5日苏荣通过电视台、电台、报纸等媒体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

　　在这篇题为《让我们共同谋划江西更加美好的明天---与省内外朋友共商加快江西发展大计》的文章中，苏荣说，江西“还有许多新情况需要去认识，还有许多新问题需要去解决，还有许多新矛盾需要去处理”，因此真诚希望省内外朋友建言献策。

　　“我们深知，一言之善，贵于千金。无论是鸿篇大论，还是具体建议；无论是严谨对策，还是随想感言，都饱含着大家的心血，倾注着你们的情感，对我们都是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都一样热切地期盼、诚挚地欢迎，并一定认认真真地听取、诚心诚意地吸纳。”文章说。

　　地方大员问计于民，这并非第一例。2007年6月，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汪洋和市长王鸿举就曾通过网络就如何建设“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公开问策于全球网友，此后，一些网民还受到邀请与汪洋面谈。

　　同样是2007年，古都洛阳，市委书记连维良用“LYIC”的网名“混迹”网络世界，听取民情民意，一时间也被广为传播。

　　“一把手”亲自征集民意的现象为何频频出现？其效果如何？在此背后又折射出我国政府决策机制方面怎样的现状和走向，也同样引发讨论。

　　省委书记上网下载建议

　　刘浩是江西省委宣传部网络宣传办公室主任。“问题活动办公室”就设立在网络宣传办公室之下。

　　他向《望东方周刊》记者提供了这个办公室取得的最新“战果”：“我们每天下午5点有个汇总。截至12日的最新数据，办公室共收到短信建言22245条，有的短信长达1000多字，发到官方电子邮箱的建言有851条。”

　　电话建言的情况，“头一个星期每5分钟一个，一天100个电话左右”。另外一种方式是直接上门建言，“办公室只有4个工作人员，接待不过来，所以我们都尽量婉拒”，尽管如此，刘浩说，5日以来，“我们还是接待了几十批，尤其是一些老同志，非常积极，一定要当面递交材料。”

　　建言五花八门。“有一些是属于解放思想类的，有些是反映情况类的，有些是寻找项目合作的信息。具体对某件事情的建言所占比重不大。”刘浩说。

　　办公室每天会摘出很小的一部分在报刊上公开。在外省工作的网民“泪眼旁观”建议：一、希望大力解放江西各级领导的思想，务实发展经济，要开眼望世界；二、希望江西各级领导，要立足于江西本省的实际，自主发展，建立起符合江西本省的特色产业。三、希望一定要着实抓好江西的高等教育，这样江西才有持续发展的可能。

　　江西最需要什么？网友“xjy”这样表达自己的看法：“大农业及农业制度创新、推广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积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区域交通枢纽能力，这些都是适合省情的可发展方向，但最主要的还是官场风气，有个透明高效的软环境，一个能让老实人、做事人不吃亏的环境。”

　　每天，办公室会将建言汇编为四期快报，递交给苏荣。“每期他都会看，至今已经做了七个批示。”这些批示中，有的比较务虚，比如“要十分珍惜网民的建议和付出的辛勤劳动。要把相关建议向各有关部门报送”以及“领导干部最可怕的就是听不到反面的声音”等，“这些表明了他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刘浩说。

　　有时候，苏荣也自己上网。“他自己下载过两条建议。”刘浩说，有个网民提出，怎样从学生抓起了解江西历史现状和趋势。“他就建议编写一本这样的书，让学生了解家乡。”

　　另外一条建议有关城市建设，“其中心意思是建议把省委省政府机关迁出市区，建立行政中心，缓解交通之类。书记批示说这是涉及南昌发展的重大问题，请相关部门领导思考。”

　　提供建言的多数来自省内，省外的也大多数是江西籍人，“也有些纯外省人，比如海南一位曾经在井冈山干部学院培训过的干部也参与了建言。”

　　刘浩说，“绝大多数参与者都是态度真诚的，希望家乡变得更好”。

　　新闻媒体也是生产力

　　“这个活动其实是省里组织教育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刘浩介绍，江西这六七年来每年都有一个主题教育活动，确定这一年的工作重点，让大家把思想凝聚起来。“今年的主题是‘继续解放思想、推动科学发展’。”

　　苏荣在公开信中说，“在新的起点上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江西新一轮大发展，是一篇大文章、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长期艰巨的探索实践过程。”如何继续解放思想，作为苏荣与省委宣传部共同交流的结果，这项活动得以实行。

　　当然，刘浩说，此举也与苏荣对新闻媒体的重视相关。今年1月的江西省两会上，苏荣看望参加省“两会”报道的新闻工作者时，一句“这些年我们深深体会到，新闻媒体也是生产力。这个岗位非常光荣！”引起了全国媒体的注意。

　　去年除夕这天，江西的手机用户还收到了一条特别的“拜年”短信，令人十分意外的是，这条短信的发送者是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和省长吴新雄。

　　对于搜集到的这些建言，刘浩说，将在不同程度上对政府决策起到参考的作用，使决策更为科学。“接下来要进行分类，报送给相关领导。”

　　至于“问题活动办公室”，“目前是临时的机构，以后是不是设立为专门机构，还可以探讨。但政府信息的公开，老百姓民主参政意识的增强，政府和老百姓沟通的增加是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如今谈论起来像一个常识，但在中国，获得这个常识却用了数十年时间。

　　“过去也有公众参与，比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走群众路线’，‘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满船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这些是早期的公众参与，后来则出现过‘大鸣大放’等，但那是一种政治运动式的公众参与。”

　　在王满船看来，长期以来，虽然执政党有意吸纳民意，但一直未能建立一种公众参与的良性的制度化渠道。

　　至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科学民主决策终于成为时代的召唤。1980年，邓小平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其中指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在政治上，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科学民主决策的呼声进一步走向台前。“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1992年，十四大报告中如是说。

　　于是，听证会、民意调查、公示等这些现代决策形式逐渐为中国公众所熟悉。

　　而在刚刚过去不久的十七大上，“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成为解读十七大报告的一个关键词。“江西省委书记征集民众意见也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一个体现。”王满船说。

　　民意如何成为“日常的决策参与”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如何使民意形成一种王满船所说“日常的决策参与”，这仍然有待探索。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告诉本刊记者，目前国务院和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科学民主决策，他们通过多渠道调查研究、听取民意的做法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与此同时，他也表示，“必须承认，现有的决策制度还有很多不是很健全、有待完善的方面。”

　　国家行政学院另一位教授竹立家向本刊记者指出我国政府决策中存在的问题，“哪些层次的政策需要通过哪些层次的人参与讨论，专家学者、新闻舆论、咨询团等在决策过程中各自发挥多大的作用，决策的立项从哪些具体的环节出发……这些都还处于不规范的状态中。”

　　对于各级政府普遍设立的决策咨询委员会和政策研究室，王满船说，这些机构很大程度上成了为领导撰写讲话稿的机构，“写讲话稿的要求文笔好，所以从人员构成来看以文史哲专业居多，专业背景不够多元。”

　　如何才能做到真正的科学民主决策？竹立家说，首先要不断完善我国的智库机构。“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做决策的时候往往有很多智囊团为他们献计献策。”

　　据统计，美国的各类咨询机构有4000多家，英国也有2000多家。而这些机构中为数众多的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机构。由于其独立性，思想库获得独特的超脱地位，被称为“连接知识与权力的桥梁”，也保证了所提出的对策建议的科学性。相比之下，中国的智囊机构更多的为官方半官方性质，其独立和公正性明显缺乏。“很多情况下成了部门利益的代言人， ”一位专家说。

　　“其次，要切实发挥各级人大、政协在决策中的作用；第三，建立正常的公共生活领域，积极发挥新闻舆论的作用，保障人民群众的‘说话权’，保障举报人的正当权利。”竹立家说。

　　王满船则着重强调法制渠道的搭建。他说，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决策的出台都严格遵照行政程序法。

　　“我国至今还没有出台行政程序法，尽管有《立法法》，但是其中的一些规定还是比较笼统。”王满船说，在决策过程中，凡是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或重大利益的问题，都应当采用听证、公示等形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但从现实操作来看，“需要广泛听取意见的决策领域就被限定得很窄，最常见的情况是，什么要涨价了，就邀请民众来听证，其实需要听证的决策远远不止这些。”

　　专家指出，当这些渠道都搭建完善之后，“一把手”也许就不必亲自费力征求民情民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