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源：当代精神生活史上的王元化

　　文/刘绪源

　　在他去世之后,有好几位朋友问我:你看王先生主要是一位学人呢,还是一位思想家?我以为,他主要还是偏于“有 学术的思想”

　　元化先生是一个认真的人,也是毕生倡导独立思考的人,对他辞世的最好的纪念,我以为,莫过于像他那样去思考。

　　至少,我们目前必须思考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当代精神生活史上,他何以居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他的成就是多方 面的,但哪些成就是别人可以取代的,哪些则是无法取代的?他的最重要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厄境下的《文心雕龙》研究

　　最早,即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他是一个青年作家,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他的作品后来大多编入小说散文集《脚 踪》。几乎同时,他以各种笔名撰写理论批评文章,开始显示出自己的才华。到1952年,当这些理论批评文章集为一部《 向着真实》出版时,他在文坛的影响已经相当大了。

　　三年后,反胡风运动席卷全国,在他即将被打成“胡风分子”时,周扬曾惋惜地表示:“王元化是党内少数的对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造诣较深的学者之一”。当时他其实已和解放区来的文艺批评家陈涌齐名了。那时两人在理论观点和方法上有 不少相通之处,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胡风文艺思想中积极的一面(如关于创作主体的重要性等)。陈涌是批胡风运动的积极 分子,在“反右”运动中也被戴上了帽子。两人复出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这时他们在思想观点和学术能力上的差距已不 可以道里计。陈涌渐渐淡出人们视线,元化先生的后劲却越来越足—— 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断以出乎人们意料的高水准出 现的生气勃勃的大学者,而不是一个操着陈旧的批评武器、眼界局促的写作者。

　　元化先生后来自己表示,正是因为受“胡风案”株连不能正常工作了,才促使他沉下心来,大量读书,从事学术研究 。他被安排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在郭绍虞教授指导下研读《文心雕龙》。他从小在清华园受到潜移默化而养成的那种 学术的向往和潜质,这时被充分调动起来了。他写出一篇篇思维细密严谨而又充满创见的论文,令郭绍虞等前辈惊讶赞叹,郭 认为:“其价值决不在黄季刚《文心雕龙札记》之下”。

　　元化先生的兴趣在剖析《文心雕龙》中有关艺术规律、艺术方法的命题,尤其是从中发掘现有的文艺理论中所忽略的 东西或中国古代与西方美学(比如他所熟悉的黑格尔美学)所暗合的东西。我以为,元化先生后来思想学术发展的一些重要特 点,在这一时期已经显露出来了。他不喜欢陈词滥调,不屑于人云亦云,别人已发现的他没有必要再写,一旦下笔为文就一定 要真有自己的心得;他喜欢高度抽象的思辨,在纯理论领域探幽抉微是他最乐意的工作,而这时他又心细如发,决不容忍半点 轻率和粗疏。

　　在他复出后,这些论文公之于世,其中如《刘勰的虚静说》、《陆机的感性说》、《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 释情采篇情志说》等,均让人耳目一新,为文艺学和美学开拓了新的境界。多少年过去了,这些文章中的观点和发现,仍然让 人感受到一种蓬勃的新意。

　　对自己的文章反复修改补订也是元化先生的治学特色,他的这组研究成果最早以《文心雕龙创作论》于1979年出 版,当时轰动了文艺理论界与古典文学研究界,但他后来又一再推敲,到1997年才作为定稿,更名为《文心雕龙讲疏》重 新出版。在元化先生一生中,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主要就是这一部。

　　也就在这一段“靠边”的岁月里,他以惊人的毅力与勤奋,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的学术积累和学术训练。

　　他向父执辈的韦卓民教授请益,在与他通讯交往中研读黑格尔,对黑格尔《小逻辑》与《美学》二书用力最勤,后来 影印出版的《读黑格尔》就是他那一时期的笔记。经韦卓民介绍,他又向熊十力先生求教,在熊的指导下研读佛教哲学,读《 佛家名相通释》。他还与妻子张可一起翻译了20余万字的西方学者论莎士比亚的研究文章。正是这种中学西学齐头并进的埋 头苦修,造就了一个全新的王元化。

　　从文艺理论向思想文化转移

　　元化先生复出之初,在文艺界的一些会议上亮相发言,每每语惊四座,让人惊叹上海居然还有如此了得的人。

　　我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听过他两次发言,一次是谈黑格尔美学与《文心雕龙》,其中说及“情志”的概念,至 今印象深刻;另一次是谈鲁迅,也是新意迭出。后来买到《文心雕龙创作论》与新出的修订版《向着真实》,读后渐渐对他有 了更多的了解。那时候的他,主要还是一个有着浓厚哲学兴趣的文艺理论家,但在深度和观念的新颖上,则已远非文艺理论界 的同行们所可比拟。当时凡有他的文章,我几乎一篇不落地拿来细读,即使片言只语的报道也不肯放过。

　　但很快,元化先生的学术兴趣发生了转移,从文艺学和美学转向了思想史,着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与中西文化 碰撞的课题。当然,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新课题。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元化先生出访归来,在作协做完报告,我问他对阿城小说《棋王》的看法,本以为他会从 艺术上谈,不料他很有兴致地谈了小说背后寻找文化之根的倾向,美国学者杜维明关于中国文化的报告,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 热,等等,一气谈了好久。

　　这一次,对于他的渊博,以及善于联系广阔的文化背景思考问题的习惯,我算有了充分的领教,也仿佛第一次明白了 学者和理论家之间的区别。从中,我也看出他的思维重点已不在文艺,而在于文化的研究了。

　　他写了《传统文化中的常与变》、《简论尚同思想的一个侧面》等一批高质量的论文,后大多收入《传统与反传统》 一书。这种文化研究的热情,与当时海内外的“文化热”是同步的(作家们也纷纷在这时写起“寻根”文学),其更深一层的 原因,则是知识分子探究中国问题的迫切感和责任心。

　　有意要改当下中国人的不良治学习惯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元化先生编起了一套“学术集林”丛刊(同时也出丛书),其中包括了很多相当偏僻的学术 课题(诸如《楚汉彭城之战地理考述》等)。其实,他是有意要改变当下中国人的不良治学习惯,即粗疏、浮躁、一窝蜂和“ 意图伦理”。他想用提倡真正的学术精神来慢慢改变这一切;而他从小在清华园养成的学术兴趣,也在编这套丛刊的过程中得 到了满足。当年研究《文心雕龙》时,他也得到过这种满足。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他在认真编这套“学术集林”时,自己写的这类纯学术文章并不多,只写了每一辑的“编后 记”及一些“与友人书”,从中谈一点关于学风和学术的看法,以及近期的思考。他的这一工作受到一些年轻人的批评,他们 觉得自己心目中的元化先生变了,沉入到纯学术中去了。有人提出,现在是“学术凸显,思想淡出”。针对这一点,他作了辩 解。他认为,不应将这二者截然分开,现在要提倡的,应是“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

　　那么这段时间,元化先生究竟在干什么呢?编刊只可能是他的副业,他的主业永远是思考和写作。这段时间,他正进 行着一生中最紧张的思考—— 他在反思。我以为,元化先生之所以会有现在这样重要的地位,最为关键的,还是因了这一 段的反思。他把自己的一生经历,把自己曾经崇仰的一切,把中国传统中被尊崇被颠覆的一切,统统进行了一番新的衡量和思 考。

　　这以后,他写出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它们在思想界不断引起震动(这些文章大多收入他的《九十年代反思录》一书) 。其中有《杜亚泉与中西文化论战》,牵涉到对“五四”反传统与保守主义的重新评价;《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涉及对激 进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评;《对“五四”的思考》与《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明确提出了对“五四”的新评 价;《卢梭〈社约论〉笔谈三篇》,涉及民主与国家权力的问题;此外,在这些文章中,还带出了对鲁迅的评价问题。这些文 章的发表,几乎都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事件”。

　　他最重要的身份,还是一位思想家

　　我想,虽然元化先生提倡“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但这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在他去世之后,有好几 位朋友问我:你看王先生主要是一位学人呢,还是一位思想家?我以为,他主要还是偏于“有学术的思想”,他最重要的身份 ,还是一位思想家。不同于那些单纯政治性的喜欢振臂高呼的思想者,他更专注于“有学术的思想”;也不同于那些书斋里的 单纯的学问家,元化先生的真正价值所在,是作为一个注重学术思维、有极高学术含量的思想家。

　　作为当代精神生活史中最重要的大家之一,元化先生的特色在哪里呢?我以为,至少有四个方面,使他区别于其他的 学问家和思想者:

　　勇于反思。他的反思是无禁区的,只以历史事实作惟一的依据,所以,他可以否定自己的许多旧说(例如对于“五四 ”就是)。

　　勇于提出明确的创见。即他在反思之后,敢下断语,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韪。但这其实不只是勇气的问题,而是要有真 正的构建理论的能力。仍以反思“五四”为例,他提出“五四”的主要成就在于个性解放,即“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 主要缺失则是四个方面:庸俗进化观、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如不是大量掌握材料并有过人的理论才华,是很难作 出这样精到的概括的。

　　极严谨的学术态度。善于构建理论而又决不轻下断语,一定要把所有问题尽最大努力弄懂弄通,这是实现“有学术的 思想”的惟一途径。元化先生一直说自己“看书慢”,他有时一本书可以看好几个月,原因就在这里。

　　始终关注最迫切的现实问题。前文说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元化先生只有一本《文心雕龙讲疏》;他在编“学 术集林”时,自己并没有写多少纯学术文章。他虽有学术兴趣,但那都消融在编刊以及构建“有学术的思想”上了,他没办法 把时间和精力用在纯学术上。他多次说到,自己是个“急性子”,他最大的兴趣,其实是在思考最迫切的大问题上。所以,听 他谈话,即使是谈京剧,谈读书,谈故人旧事,你总能感到它们不只是闲聊,而总有现实的感悟。他谈任何的理论或学术,你 也不会觉得它们只是概念的游戏,而总有十分切实的生气在。

　　过去说“生命之树长青,理论总是灰色的”,为什么元化先生的理论总能让人觉得生气勃勃,有一种清新的活力呢? 我以为,就因为它们总是紧扣着最迫切的现实问题,他一直在紧张思考的都是与此有关的问题,他的强大的生命力早已溶化在 思想中了。-

　　(本文作者为《文汇报》“笔会”副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