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国际NGO奋战在前线

　　俄罗斯救援队工作取得突破，得益于他们丰富的救援经验及对此次行动的高度重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赵嘉麟、晓德发自莫斯科、北京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浑身很疼。”

　　“你的双手能动吗？”

　　“可以动。”

　　“你能侧身吗？”

　　“我很累，不能侧身……”

　　——这段“生命对话”发生在17日21点16分，这名已经在废墟里掩埋了127个小时的61岁女性，在两层楼的夹缝中被俄罗斯救援队成功解救。这是国际救援队在中国营救出的第一位幸存者。夜色中的城市，因生命的奇迹生还而不再黑暗。

　　俄救援队主动“请战”

　　已经抵达一天之久的俄罗斯救援队，刚刚结束在棉竹市汉旺镇的搜救工作，确信没有生还者后，被抗震救灾指挥部安排到都江堰继续展开救援。经过了三处塌方地点，仍然没有发现生命迹象。后经主动请求，他们来到了都江堰管理局第二生活区的标号为“10号楼”的宿舍楼前。

　　根据有关信息，该楼内可能存在幸存者。四条搜救犬率先上阵，从塌方处开始搜索。随后，生命探测仪再次确认地点，最后从晚上8点开始，在该楼房的三单元展开了深层搜索。三个小时过后，证实有幸存者被困在塌陷的一层和地下室之间。

　　“俄罗斯方面一开始得到信息这里有个人，但说已经身亡，他们确认可能还可能生还，就进去了。”现场的一名翻译告诉记者，俄方队员先用电钻在地板上打了一小孔，然后中国外交部随员吴晓勇开始喊话：“请你保持镇定，我们现在来救你，不要着急，很快就会成功的。”随后，俄罗斯队8名队员开始切割地板。不到十分钟时间，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地板中被切割出一个长一米，宽半米的长方形缺口。于是出现了文前的幸存者被救出的感人一幕。

　　本领过硬经验丰富

　　俄罗斯救援队工作取得突破，得益于他们丰富的救援经验及对此次行动的高度重视。

　　在这支50名成员的队伍中，包括专业搜救人员、医生，以及四个搜救犬救援队，都具有在国内外开展抗震救灾的丰富经验，而且级别甚高。其中，紧急情况部行动管理局局长谢尔盖·萨洛夫中将亲自率领行动小组，参加搜救。萨洛夫1994年进入紧急情况部之前曾任西伯利亚军区第28集团军参谋长兼副司令员。而后，担任紧急情况部西伯利亚地区中心主任。

　　在俄方医务人员中还包括3名紧急情况部紧急心理救助中心的心理医生，由该中心主任、心理学副博士尤利娅·绍伊古带领。尤利娅是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部长谢尔盖·绍伊古的长女。作为俄处理突发事件的组织核心，俄紧急情况部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部长谢尔盖·绍伊古长期以来一直是俄罗斯民众最受欢迎的官员之一。从上述细节可以看出，俄方对于援助中方救灾工作的重视程度。

　　此次俄罗斯救援人员携带了救生仪器，障碍清除设备和特种车辆，车上安装了救生设备并能够开进难以到达的地点。他们的装备还包括在没有水电条件下野外生存的发电机、水泵和煤气管等。

　　国际救援队并肩战斗

　　当日本和俄罗斯的救援队在都江堰和北川转战的时候，在四川什邡市，新加坡和韩国的救援队正在什邡市全力救援。作为此次地震的重灾区，该市红白、蓥华等乡镇在地震中几乎被夷为平地。

　　“我们会尽一切努力救助更多中国灾民。”韩国“119国际救援队”队长金荣锡表示，能到中国救灾他们“感到很荣幸”。这支由韩国消防厅41名国际救援专业人员组成的救援队。17日凌晨6时起，他们已经开始在什邡市蓥华镇化工厂的废墟上展开搜救工作。截至目前，救援队未发现幸存者，但已搜出4具遇难者遗体。

　　与韩国人同在什邡的新加坡救援队共有55名队员，据新加坡救援队新闻官陈义强介绍，这支救援队是由民防部队派出的，曾经参加过台湾“9·21”大地震、印度洋海啸、巴基斯坦大地震等重大灾害事故救援。

　　作为中国政府首次接受的国际紧急救援队，5月16日一天里，来自日本、俄罗斯、新加坡、韩国四个国家的队伍相继抵达成都，并在第一时间奔赴各个灾区。在这片刚刚经受了大地震洗礼的土地上，他们将用自己的技术，帮助中国人搜索那些至今仍掩埋在废墟里的兄弟姐妹。

　　一场史无前例的国际救援大合唱，正在中国大地奏响。

　　国际NGO奋战在前线

　　在中国人民团结抗灾的最前线，越来越多胸前佩戴着红十字或其他标志的国际NGO成员在多个地区间辗转救援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5月14日，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突然出现在中国总理面前。

　　“你们是游客吗？”温家宝总理关切地询问。“赈灾的。”“是哪个国家的？”“美国的，国际心连心组织。”一个身材高大的外国人用略显蹩脚的普通话回答。

　　当天晚上，这段对话即出现在电视新闻上，其中的外国人和他们代表的组织，因此成了不少中国观众关注的焦点之一。往日里不那么为普通民众所熟悉的国际非政府组织(NGO)的身影，在这次地震中走到了台前。

　　美国“雷锋”奔波在山路上

　　这名“老外”名叫赖恩·鲁滨逊(中文名孙柏安)，是“心连心国际组织”的驻华首席代表。和温家宝总理偶遇当天，他们一行16人刚刚赶到北川，随行的包括3辆车，其中一辆是运送物资的卡车和一辆救护车。面对中国总理对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给予灾区支援的感谢，孙柏安除表达了帮助当地老百姓克服困难的愿望外，一再说着“谢谢”。

　　这个已经在成都生活了10年的美国医学博士，此前已经与《国际先驱导报》特派四川地震灾区记者提前“偶遇”。

　　本报记者杨磊在北川县城外的山路上见到孙柏安时，他看上去正处于一筹莫展中。一名受伤的老人急需治疗，但面对孙柏安和同伴要帮忙的表态却连连摆手。“中国的那个老太太大概很少见到外国人，所以不愿意让他诊断。”一番交谈之后，老太太才上了医疗车。

　　“是责任心驱使我来到这里。”5月12日下午，孙柏安像其他成都市民一样，在地震发生后逃到街头避难。随后，他开始联系四川省红十字会，由此才使心连心国际组织成为第一支走进灾区支援救灾的国际NGO队伍。

　　此次北川之行，孙柏安和他的同事们带来了包括消毒水、针头在内的医疗用品。在赶往灾区的途中因为道路不畅，一些物资被留在其他车上，他们不得不多次折返搬运。在北川县城，哪个地方需要消毒水，他们就往哪个地方送；哪个地方需要抬伤员，他们就跟着抬；哪个地方护士不够，他们中的凯尔西·加德纳女士就去充当临时护士——这是她的老本行。

　　“每一个生命都很重要，我们应该尽力帮助受灾的人们。”心连心国际组织成员阿伦表示，自己对北川有着特殊的感情。这名目前在成都的留学生曾经多次来北川旅游。而5月17日再次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孙柏安已经回到了成都，并一直在忙着开会研究下一步救援计划。

　　反应速度非同一般

　　从5月12日发生地震到14日出现在重灾区的北川县，美国心连心国际组织行动之迅速可见一斑。“我当时没想到外国志愿者能这么快。”本报记者焦卫平也在前方碰到了孙柏安一行，在他看来，国际NGO的行动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事实上，在自然灾难面前快速反应并施展救援，一直是NGO的强项。此前，无论是2004年印度洋海啸，还是2001年印度古吉拉特邦地震，抑或更早前的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国际NGO往往都是在第一时间展开行动，有的甚至比当地政府的行动还为快捷。

　　在汶川地震发生两天后，“无国界医生组织”即派出两支队伍抵达四川，展开对中国地震灾区的评估工作。这个1971年在巴黎成立的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成员均由各国专业医学人员组成。他们在得到前方评估的初步信息后，便即开始了行动：运送物资，派遣志愿者。

　　“我们将会运送毛毡、塑料帆布、卫生包(含肥皂、脸盆、毛巾、牙膏等)到灾区，以便为约二万名灾民恢复其基本生活所需。”无国界医生中国项目主管塔佛涅医生说。5月16日，该组织5名志愿人员再赴四川，参与灾情评估和提供援助。

　　参与救援各尽其能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18日，在四川灾区的国际NGO数量已经超过了十余个。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的金发碧眼，有的也是黄皮肤黑头发，但他们服务的机构多数都来自国外。在中国人民团结抗灾的最前线，越来越多胸前佩戴着红十字或其他标志的国际NGO组织成员在多个地区辗转救援。他们在物资、医疗、救援等方面开始大展拳脚，而这些人中有的之前已经被缅甸的风暴灾难救援折磨得疲惫不堪。

　　“这是三十年来中国最为严重的地震，对民生造成重大影响。乐施会在中国内地有超过二十年的长期发展工作经验，我们定当竭尽所能，尽快协助需要援助的灾民，确保生命安全，以及改善受地震影响的贫穷人的生计。”5月12日，香港“乐施会”总裁施日庄就作出上述表态。

　　作为一个扶贫与救援组织，香港乐施会13日派人到了成都，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寻找合作伙伴和考察现场情况，了解灾区最需要什么。而继地震发生翌日决定捐款1200万港币后，该组织在16日又追加了1300万捐款支援灾区。

　　“现在我们已经在和四川省扶贫办合作，今天下午，我们前线已有一组成员四人到了都江堰等灾区进行考察，顺便与当地志愿者共同发放一些救援物资，包括大米、食用油、榨菜和药品等。”17日，乐施会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刘曙光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他们已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直接去灾区现场，另外一部分人则在后方负责采购物资并组织运输。

　　之所以选择同政府合作，刘曙光认为，这样可以使以后的救援更加顺畅，也能更直接有效地开展工作。“我们和政府一起联合，政府做一大块，我们做一小块，是可以起到补充的作用。”

　　与乐施会援助方式的独辟蹊径相比，“国际行动救援组织”则是选择自己擅长的部分入手——不打算参与救援生命的行动，而是着眼于“容易被忽略的角落”，即首先为受灾比较严重的都江堰、彭州地区的儿童提供帮助。这家总部设在南非的公益性国际联盟组织，这几天购买了包括婴幼儿奶粉、幼儿衣物、棉被在内价值50万元的物资送往灾区。

　　后方也在行动

　　当很多NGO成员在四川灾区参与直接救援的同时，5月17日上午，数千里外的北京，长安街旁的一座大厦内，一些NGO代表正就“如何更有效地参加抗震救灾”讨论得热火朝天。这场由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牵头组织的研讨会，吸引了数十家NGO的参与。

　　“除了捐款，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光华慈善基金会理事长李志刚一边发问，一边自我反思：这一次我们手忙脚乱，说明我们平时没有做好准备，现在我们想帮助的人正躺在地下，接下来怎么帮助活着的人重建家园？

　　一场大地震的洗礼，让众多NGO意识到了肩头的责任：他们所能做的事，显然不只是参加现场抢险救援这么简单。“我们不能到达灾难现场，但是也可以帮助身边同样是来自灾区的人们。”一位NGO负责人表示，他们目前正在北京统计川籍灾区人士的情况，以更好地帮这些人抚平心灵的创伤。“周围有受地震影响的群体，我们应该尽量帮助他们。”

　　而与国际NGO相对成熟的运作模式相比，国内的草根NGO目前多数仍处在成长阶段。这一次他们的反应也非常迅速，不过如何更科学有效地参与救援仍是一道课题。“目前进入灾区的民间力量很多，因此与政府的合作程度往往决定了某一个组织能否顺利参与到救灾工作中来。”北京震旦纪公益信息技术中心执行主任张丽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