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 公民信息公开申请起热潮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表明，信息是由政府公开，但公开得由公民推动

　　★ 文/高铁军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中国新闻周刊》曾以《政府信息公开:从上游治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为题报道该条例的通过。但是“阳光”在“上游治水”中的实现，尚需“下游”持久深入的推动。

　　随着新法的正式实施，各地在短短十几天里就出现多起“信息公开申请”。5月1日，河北沧州律师韩甫政向国务院发出建议书，要求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发布”关于教育、卫生、住房、城建等方面的“国家标准”。5月4日，北京市民陈育华向北京市公安局提出申请，要求了解北京市2003年至今的养犬管理费用使用情况。北京市民湛江向海淀区环保局提出申请，要求了解此前开发商违约后居民维权未果的情况。上海律师严义明向安徽省卫生厅与阜阳市政府分别提出申请，要求公开手足口病疫情没有及时公开的原因。

　　“信息公开申请”热潮表明，中国公民存在着大量潜在的或者被压抑的政府信息公开需求。因为在这次申请热潮中，多数人关注的都是老问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只是使这种需求公开化、表面化。

　　但是，由于各级政府长期以来缺乏信息公开的主动性和制度性，“阳光”的普降道路并不平坦。曾参与起草、论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很多政府官员不大愿意公开信息，他们有这种观念上的惯性。”“不公开是常规，公开是特例。”

　　政府不公开信息的传统是有多重原因的。控制信息，造成信息有针对性的不对称，向来是管理者重要的治理手段。条例起草人之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与此相适应，“以管理者为本位的配套制度则成了以往不公开信息的客观条件”。

　　官员们的个人利益也是其不愿公开信息的重要驱动力。“一些信息不公开，就给暗箱操作提供了机会。”王锡锌说。一些地方官员对于商品房用地成本讳莫如深，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另一方面，信息不公开也为少数政府官员瞒上提供了条件。一些信息的公开就可能危及他们的仕途。

　　信息不公开，除了不能满足公民对政府信息的需求，还会引发一系列公共事件。自1998年始，国务院有关部门就开始酝酿一部信息公开法规。SARS事件后，该条例正式被提上议事日程——2003年春，一种不明病毒入侵广东、北京，造成部分患者高烧死亡。由于没有及时发布甚至刻意隐瞒疫情信息，卫生部以及北京市政府立即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此后，信息公开在处理公共事件中的重要性被重新认识。但从提上议事日程到最终颁行依然用了5年时间。期间，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公共事件时有发生。2004年11月，中石油吉林石化双苯厂发生爆炸，爆炸污染物造成松花江流域大面积污染，污水危及哈尔滨市饮水安全。哈尔滨市在得到相关信息后并未及时向公众通报，造成市民大规模恐慌。

　　2008年3月28日，安徽阜阳一名儿童死于手足口病，虽然市人民医院在当天就已经将死亡情况通报给当地卫生局，但直到4周之后，官方才正式公布疫情。此时，疾病已经夺走20个幼小的生命。

　　2007年1月27日，经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获得通过。从条例通过到正式实施，中央政府一共给了近17个月的准备时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于川曾表示，“这说明立法者对实施难度有着清醒的认识”。从目前情况来看，很多省市都还没有准备好，该条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信息公开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