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之弧-挣扎与求生：孤岛汶川的人性百态

　　大地震摧毁了所有通往汶川的道路，孤岛汶川汇集了所有人的悲伤与祈祷。5月13日上午7时，温家宝强调，务必要在当晚12点前打通通往震中灾区的道路。23时14分，武警驻川某师200人成为第一支到达汶川县城的救灾队伍，而之前的33个小时，孤岛里建立了怎样的秩序？

　　一切回到原始社会

　　2008年5月12日14点27分，德国人伯格丹很不雅地在桃关大桥桥头小便，他被中国朋友称为“老伯”，他可能一辈子会记住这次“方便”：这次小解救了他的命。

　　Tenseconds.thisisliveordeath.(十秒钟，生死一线间。)5月17日，惊魂未定的老伯在汶川县城说这话时，他已无数次在心中将这十秒钟做时间位移。

　　伯格丹是一位资深的登山探险家，这次专门来登四姑娘山，登完之后他来到桃关村接另一个德国游客。

　　5月12日中午12时，老伯和3人驱车至卧龙，准备午饭后看熊猫，午饭时，老伯多喝了两瓶啤酒，这是关键的两瓶酒，救了他的命，让他不得不更快地找地方“方便”。

　　“老伯慢悠悠上了车，我才开始开车，(突然感到)整个身体在发抖，在桥墩上急刹车，只有桥墩没倒。快一步是死，慢一步是死。”老伯的向导、四川省登山协会联络官高伟回忆。

　　5月12日14时28分，地动山摇，车子好像马上要被掀翻了。周围山体垮塌，隆隆巨响，几个人感到呼吸困难，因为被湮没在漫天黑尘中。

　　在相距不过一两公里的福堂坝隧道，武警某部某团政委杨健全，正从阿坝运送物资回成都，经过福堂坝隧道，再给他5秒钟，就到出口了。

　　而地震发生了。司机下意识狠踩油门。刚出隧道出口的车辆，都被山石砸毁，而隧道后没有进入的车辆，也全被埋在了山石之下，两个捡回命的司机抱头痛哭。

　　隧道救了里面人的命，而隧道两个洞口外，塌方段的公路上到处是车的“尸体”和人的尸体，一块板状的石块砸向一名过路者，他的头飞掉了。

　　和这些匆匆过客相比，汶川县委书记王斌的使命更复杂，他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小城里是最高级官员。14时28分，他刚从乡下回到县城，在县招待所取办公物品时突感左摇右晃。

　　王斌没时间害怕，第一反应是去县委组织抢救。他用手机联络几个县级官员，但根本打不通。他最先到达县委门口招集人员，然后纪委书记到了，接着宣传部长到了……

　　县委那条街乱成一片。王斌看到：人们各种形象都有，有喊的，有闹的，有哭的。

　　14时35分，王斌在县委开了第一个会。当时没法召集起所有班子成员，只能让人奔跑呼叫。“地震让人退回到靠步行、人碰人的原始方式，让一切都退回到原始社会。”县委宣传部长吴开明无限感慨。

　　从县里的各个地方赶来的十几名官员站在黑云压寨的县委大门前，灰霾已笼罩一切，模糊了人们的面容，官员们再不需要通过察言观色来确定官场行事逻辑，拯救就是惟一任务。

　　“在县委门口集中后，临时成立了人员疏散组、抢险救灾组、通信组等等。首先马上组织人员疏散，需要在第一时间把县城四万人输送到安全地带。”王斌说。

　　汶川80%房屋都没塌，但多数已不能住人，人员伤亡不像北川那样严重。但再也不是曾经宁静美丽的县城。

　　和自救同样重要的是求救。最早赶到的纪委书记王继宏往东去茂县方向，宣传部部长吴开明往西，去马尔康方向，他们去搬救兵。

　　不到半小时，两人绝望而归，“道路被塌方的巨大山体堵得死死的，这时我觉得自己能够幸存下来真是奇迹。”吴开明说。

　　徒步建政权

　　汶川的临时居民安置点，一个是姜维城的半山腰，一个是几个学校的校园，县委班子成员疲于奔命，刚求救未果回到县城的吴开明则开始组织疏散组的工作。

　　县委书记王斌最担心有余震，几万人疏散难度很大。“那一晚上，人不停地跑，姜维城我也是一直冲上去的，等到人员疏散差不多的时候，当天晚上我们又成立了十三个工作组，到全县十三个乡，保持社会稳定，维持基层政权稳定运行。党员干部们徒步出发，很多人在路上都堵住了，只能想尽办法往目标乡镇走。”王斌说。

　　他对机关干部说，“在关键时刻，干部有责任站出来，这是对自己职责的忠诚，我说同志们，大家在灾难前有没有信心，如果第一时间不站在老百姓面前，他们会怎么想我们？”

　　那天阿坝州副州长肖有才正在汶川开州安全工作会议，地震发生后，肖有才第一时间把全州开会的人员带了过来，王斌请他当总指挥，自己当指挥长，县长廖敏当副指挥长。而当时的汶川县长廖敏在地震发生前正在卧龙，生死未卜，“我相信他不会死，要求赴卧龙的工作组必须赶去向他报到。”“给他们交待工作时，没有人讨价还价，让我很感动。”

　　在检察院工作的雍强回忆，在山上，劫后余生的人们刚经历了生死瞬间，亲人、房子在不在都不知道，明知有余震危险，但人们还是不断在县城搜寻人员和把必需物资送上山，去姜维城那个安置点，雍强上下了八九次，“平时爬一次都很难，当时也不知哪来的力气”。

　　夜里下起大雨，县里安置群众搭帐篷。吴开明回忆，汶川第一个帐篷是给看守所犯人搭起来的，“犯人也有人权”。

　　几万人的安置，库存不过几百顶帐篷，杯水车薪。雨中，大家自发保护老人和孩子。雍强等年轻人把带上山的毛毯和被子让给老幼和妇女，只剩最后一根烟了，几个小伙子每人抽一口。“灾难让大家成为一家人，凡有吃的东西，大家就分着吃，”县委书记王斌备感欣慰。

　　几乎所有官员都跟王斌一样，不知道自己小孩在哪，“我小孩在威州中学读书，直到第二天工作组才把消息带上来，说小孩没事，一块石头才落地。”

　　第二天一早，13个艰难跋涉越过不断塌方的泥石流路段的工作组出发了，没有任何现代通讯方式，只能让老乡带纸条传消息。工作组一路遇险不断，伤了的就地安置下来，其他继续往前走。“能到的都到了，只有草坡乡和耿达乡只到了外围，从乡里逃出来的老百姓和工作组已汇合，损失惨重，具体情况还不知道。”王斌说。

　　人性复杂

　　德国人“老伯”被困的桥下，是银杏乡的桃关村，距汶川县城50公里。杨建全带着3名一起执行任务的武警战士也在附近脱险。道路被吞没，通信全中断，到处残垣断壁。他们开始了与当地人共患难的生活。

　　桃关村有个工业园区，区域内一共有8家工厂。两位二十出头的女教师杨凤莉和唐国华，地震时冲进教室，拉着孩子往外跑，师生14人，一个都没少，才出教室不远，山上来的巨石已把教室砸成粉碎。

　　在这极端灾难面前，大家刚忙完救人的时候，另一场景象出现了。工厂附近一家超市的女老板逃生，小超市迅速被洗劫一空。

　　老伯的向导高伟回忆，厂里的职工在自救，而隔三差五闹事，职工来自各地，为分配不公，打架闹事常有。有个陕西的货车司机，钱被偷了，车被砸了，很多职工纠集起来，要抢东西吃，被巡逻队挡住，厂里的老总都没办法联系到。指挥部把粮食都集中在一起，吃东西也只能悄悄吃，生怕被抢。

　　德国人伯格丹有一次吃方便面时，一把就被人抢走了，虽然没水但啤酒很多，不震的时候就冲回去拿两瓶啤酒解渴。有些女孩跑过来给他一块饼干，他就拿回来放到车上，这5天食物就基本是这样来的。

　　地震发生第二天起就面临食品短缺，“有的人实在饿了，就在废墟里找吃的。”高伟说。断水、断粮、断路，为了争夺有限的供给，桃关开始出现“丛林法则”，抢粮食的团伙开始出现。

　　地震当天，两个商店被抢，其中几个工厂食堂的东西也被抢劫一空。第二天传出消息，有一伙人准备抢村里的食堂。

　　关键时刻武警杨建全把所有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临时指挥部。在地震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杨建全和桃关村村支书将水和粮食集中起来，统一分配。老伯等“外来户”，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得到关照。

　　之后临时指挥部开始募集民兵，第一天有4个人报名，第二天经过动员有二十多人，抢粮的人和保粮的人全是住在附近的工厂职工和村民。

　　由于事发突然，很多人衣不蔽体，厂里把厂服给大家穿，导致大家服装差不多，为分清阵营，巡逻队用暗号判断来人，比如13日晚上的暗号是“国泰民安”，巡逻队问来人：国泰，来人要答：民安，否则就是另外一拨来抢粮食的。

　　这些由杨健全组织起来的巡逻队拿着铁棒、菜刀、木棍，袖子上系着一根红丝带，头戴红色头盔。要抢东西的那拨人气势汹汹，老是说没吃饱，他们说自己没分到配给粮，结果同厂的工人说，明明给你们分了。当地有个警务室，但警察已在地震中失踪。

　　村里4口锅，按单位轮流做饭，闹事的十多个人，别人做了饭，他们也要吃，把饭勺都抢掉了，让别人吃不成。

　　杨建全让4个武警把领头的“老黑”控制起来，他很凶，说老子饿了就要吃饭，杨健全说必须按秩序，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吃。

　　其他闹事者也蠢蠢欲动，局面一触即发，杨把“老黑”捆了起来，掏出麻醉枪指着他，“老黑”说：你有种就把我打死。杨对着他鼻子打了一枪，“老黑”一下老实了，武警把他带到一个屋子里去。

　　杨健全让宣传股长王洪志给他做思想工作，一是拉近感情交朋友，跟他讲这个时候跟大家作对不好，“我们都是死过一回的人，要讲良心”。

　　后来“老黑”的老婆也来了，又跟他老婆讲道理，让她劝老公不要在这里闹事，然后杨健全又把闹事者和可能闹事的人集中起来，给他们训话：“我们组织了两百多民兵，昼夜巡逻。”其实民兵只有二十多人。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 悦 发自四川 汶川（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