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闻报：新中国面对国际救援46年

　　《世界新闻报》特约记者/王硕/张旭

　　自从5月12日中国四川省发生强烈地震以来，陆续有数支国外救援队、医疗队出现在灾区，实施救助。同时，来自全球各地的捐款、物资也正源源不断地涌入四川。

　　如今，国际救灾活动在人们眼中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几十年前，却并非如此。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从拒绝国际援助，到逐步主动接受外援的数次经历，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开放历程。

　　三年自然灾害

　　谢绝美国政府粮食援助

　　1959-1962年间，中国遭遇了连年自然灾害，引发严重饥荒。此时，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及其政府对中国的情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们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以及中苏两国日渐交恶的变化，给美国带来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契机，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为此，美方制定了援助中国的方案。

　　1962年2月，美方提出了一份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允许中方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300-500万吨小麦。美方的另一个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

　　不久，肯尼迪利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时机，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与中国特使王炳南就此进行沟通。肯尼迪明确表示，如果王炳南表示，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场给予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

　　不过，在中美双方的沟通中，王炳南表示，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些困难，中国人民绝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由此拒绝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提议。

　　中方之所以谈到原则问题，是因为肯尼迪的粮食援助计划并没有从根本上抛弃美国利益，他想略施小恩小惠，以诱逼中国在重大的台湾问题上让步。虽然肯尼迪的希望落空了，但是中国方面对于美国表示的援助之情已然心存感谢，并为尼克松时代中美关系的好转埋下了一个伏笔。

　　唐山大地震

　　国际援助被挡在门外

　　1976年7月28日，里氏7.8级的大地震瞬间将唐山夷为平地。地震发生后，国际社会迅速做出反应，一时间，表示愿意提供援助的声音很快传到了中国。

　　7月28日，刚刚接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托马斯·盖茨在给白宫的报告中称，他已原则上同意提供中方所希望的任何帮助。

　　7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致电中国政府总理华国锋时说，联合国将为减少这场灾难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做出努力。同一天，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克罗斯兰在英国议会下院宣布，他已命英国驻华大使向中国询问援助需求。

　　7月30日，日本外相宫泽喜一向内阁提出为中国提供救援物资的报告。报告很快获得批准，日本驻华大使告知中国政府，日本已为中国灾区准备好帐篷、药品等各种援助物资，随时可以出发……

　　然而，因为当时的时局所造成的对国外援助的过度谨慎，使得国际社会的热情未能在受灾严重的中国激起任何涟漪。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指出“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了这篇社论。各国认识到，中国顾虑重重，可能不想接受国际援助，对此，世界舆论感到很惋惜。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社论中说，“目前的形势显然更需要国际合作，但愿中国能够对此有所认同”。

　　西方世界的担心很快得到了证实。7月30日，当日本大使转达日本对中国的援助愿望时，中国以谢绝日本的方式告知世界，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国家的援助。就这样，在那种特殊的年代中，中国在遭遇几百年未有的特大地震灾害时，错失了很多国际援助。

　　1980年“南涝北旱”

　　谨慎接受外来援助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中国政府对于国际援助的态度，也因此开始朝着更加理性、务实的方向转变。

　　1980年夏季，中国北方地区出现3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旱情，近2亿亩农田因缺水几乎绝产。同时，长江流域则因连续暴雨正浸于洪水之中。受到旱涝齐袭的中国急需救援。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政府首次决定向国际援助敞开大门。当年10月，国务院批准了外交部与民政部联合上报的《关于接受联合国救灾署援助的请示》，并指出，可以适当争取联合国救灾署的援助。

　　事实上，对于以什么样的态度、接受何种程度的国际援助，当时中国政府仍是偏向谨慎的。尽管中国已表示了接受国际援助的意愿，但却并没有更具体地提出进一步援助要求。比如，在向联合国报告灾情时，中方只说明河北省因旱灾需要援助，而对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等地同样严重的旱情却没有进一步说明。

　　在受援渠道方面，中国的决定也有很多谨慎——要求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援助物资必须经由联合国救灾署发放给中国。在外界舆论看来，在此时中国的思想中，自力更生作为一项“原则”，仍然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

　　然而，从拒绝到有限接受援助，中国毕竟还是向前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由于联合国救灾署的努力，国际社会在中国1980年旱涝灾害中，共提供了价值超过2000万美元的赈灾物资，这便是中国首次接受的国际援助。借此，中国也向世界发出明确的信息——中国已决心开始接受灾害中的国际援助。

　　大兴安岭火灾

　　主动请求国际援助

　　从1981年底到1987年，中国接受救灾外援的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联合国救灾署多次表示愿意同中国交流灾害和救灾工作情报。每遇较大灾害，一些友好国家也通过中国驻外使馆询问灾情和了解中国对接受救灾援助的意向。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国际援助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导致5万多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5亿元人民币。面对灾情，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中国政府成立工作小组，统一领导接受捐赠工作。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这次灾难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5月29日的《人民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捐助500套防火服和油锯等物资、美国驻华使馆代表美国政府还捐赠了 2.5万美元的救灾款；法国政府捐赠了治疗火伤特效针剂6万支；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一个援助额为30万美元的紧急技术合作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捐助8.5万美元；联邦德国政府将向我捐助价值50万西德马克的400台油锯和15 00件烧伤软膏……最终，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了大量救灾资金、器材、药品和食品，为中国的抗灾赈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8年，国务院出台新政策，明确规定如遇重大灾情时，可以主动接受各方面友好国家、地区、组织及个人的捐赠。

　　1991年华东水灾

　　呼吁大规模国际援助

　　1991年，中国华东地区发生特大水灾。这一次，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直接呼吁国际社会加以救助。当年六七月间，各国驻华使馆从中国媒体上看到了水灾情况，纷纷打电话到外交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于是，外交部将及时呼吁国际援助的建议转到民政部。

　　7月初，民政部综合意见后，将报告送到国务院。中国政府随即果断作出了向国际社会呼吁紧急救灾援助的决策。7 月11日，“救灾紧急呼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首都大酒店会议厅召开，当时的民政部副部长陈虹向中外记者介绍灾情，并代表中国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救灾援助。

　　陈虹的呼吁很快得到了响应。联合国先后收到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荷兰、德国、新西兰等的捐赠，总额达到5000多万元人民币。1991年7月11日至12月31日，中国共接受境内外捐款物合23亿元人民币。此后，中国每逢巨灾大难，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任何争议。(世界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