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过后前两个阶段心理干预至关重要

　　如果在前两个阶段心理干预跟不上，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后，出现创伤性应激障碍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文/李坤本报记者姜莹莹

　　□供图/IC CFP

　　在一个安静宽敞的大厅中央，10个人围坐一圈。虽然他们有着不同的年龄和性别，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是这次四川特大地震灾害中的幸存者,他们的眼睛里都流露出无助的神情，他们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不愿意回忆地震发生时他们看到的景象……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终于有人打破了这种沉闷的气氛。

　　“我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脑海中总是浮现地震当时的场景，而且能听见巨大的塌陷声……”一个女孩难抑心中的恐惧，断断续续的说。紧接着，又有人说，“我闭上眼睛，就是房屋倒塌的情景，总是感觉头晕，眼前所有东西都在晃动，双腿绵软无力……”随后，大家开始一个个诉说自己的感受，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听到的所有事情。

　　这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科林涛在四川成都为四川地震获救者实施心理干预的现场，他告诉《北京科技报》，“我们尽量给他们提供一个温暖、安全的环境。地震使很多人遭受创伤，一般遭受创伤的人，本身对事情的认知是片断、碎裂的，所以我们通过小组团体晤谈的形式，让他们了解事情发生的不同角度，以及整个过程。在这个交谈过程中，他们会感受到一种支持，他会有这样的感觉‘不是我一个人面对这样的灾难，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都和我一样面临这样的灾难。’进行这样初步的交谈有助于他们的内心修复。”

　　林涛说，当小组成员交谈和叙述的时候，专家会观察交谈对象，看他们中是否有人表现的非常紧张，或是有人表示脑子中不断出现地震时的场景，如果有，就要有针对性的干预。

　　亲历了现场进行心理援助的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副教授杨雪梅告诉《北京科技报》：“灾后，我们看到无数被埋在废墟中的人被前来救援的工作者救了出来，他们在当时也许是觉得自己是幸运的。然而病痛的折磨，失去家人的痛苦，会随着时间的增长，渐渐的影响着每一个人。这些人有的不停的哭、闹，有的人在地震发生后，就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甚至还有一些人觉得自己生不如死。

　　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任方新对此分析说，在突发的灾难面前，人们都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反应。

　　如情绪上的恐慌担心，害怕地震再次来临，或者有其他不幸的事降临在自己或者家人身上。人们会迷茫无助，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办，觉得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在为亲人或者其他人的死伤感到悲痛难过的同时又为自己幸运的活下来而感到罪恶。这时候人会感到愤怒，觉得自己不被理解，不被照顾。由于思念亲人，人们会不断地期待奇迹出现，却又一次一次的失望。这时候，在行为上，部分人的脑海里会重复地闪现灾难发生时的画面、声音、气味等。人们会反复想到逝去的亲人，心里觉得很空虚，无法想别的事，同时会失眠、做噩梦，或从梦中惊醒，感觉没有安全感，对任何一点儿风吹草动都“神经过敏”等等。

　　方新告诉《北京科技报》，这些其实都是人的正常应激反应。灾难过后有70%的人的应激反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一般一个月以后，就可以重新回到正常生活中。

　　而另外30%的人，心理方面的症状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轻，而是反而越来越严重或者是一直持续。在这些人中，有些人彻底麻木、没有情绪反应、经常发呆，对现实产生强烈的不真实感，对所发生的事部分或全部失去记忆。有些人脑海中或做梦时会持续出现灾难现场的画面，他们回避与灾难有关的话题、场所、活动等。

　　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咨询社社长郑伦博士说，为了减少地震给受灾群众造成的心理创伤，灾后心理干预要分阶段进行。当灾难发生以后，最初，救援人员在进行救助的过程中，就要告诉幸存者们他们是安全的，要给他们希望，同时给予他们陪伴和支持。这次四川汶川地震后，很多救援人员会给幸存者一顶帽子或一件衣服，并在救助的过程中不断和被救助者说话，有时还握着他们的手，给他们打吊瓶等等。这些是最早期的心理救援，这个阶段更多的是陪伴，不需要太多的语言。

　　当灾后经过了一段时间，要对一些有严重应激反应的人，进行个体交谈和干预。对应激反应一般的人群，可以做一个小组的干预。目前，汶川震灾正处于这一阶段，实施心理救援最重要，也最为紧迫。这个阶段，各种各样心理问题都会凸显出来。

　　接下来，获救人员从避难所出来，基本恢复了过去的生活后，还要筛查那些严重应激反应的人，进行针对性的心理治疗，对于出现严重心理障碍的人要进行药物治疗。

　　而如果在前两个阶段心理干预跟不上，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后，出现创伤性应激障碍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从四川汶川大地震5月12日到现在，全国各地心理危机专家正向重灾区汇集，希望通过心理干预，防止灾区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

　　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督导师、危机干预督导徐凯文告诉《北京科技报》， “唐山大地震发生几年后，有一天，我在当地赶路，突然，马路上一辆卡车发出了一阵巨大的响声，而就在离那辆车不远的房子里的人，都飞快地跑到了外面，以为是地震发生。”这就是因为他们在灾难发生之后没有得到及时的心理救援产生的后果。而经过对唐山大地震32年的一个跟踪调查发现，我们发现儿童和因灾后致残的人，发生心理问题的几率更大，因此四川汶川大地震后，这些人应该是我们重点干预的对象。”

　　“我们把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没有满5岁的孩子，和唐山地震发生时已经10-15岁以上的人作为两组对象进行对比。经过跟踪调查发现一个规律，地震发生时遭遇灾害者年龄越低，他们长期遗留的心理问题越严重。”徐凯文说。

　　跟踪调查的第二组对象是在地震致残的人和因为一般的交通事故致残的人。专家把这两组人做了一个对比。发现他们在30年之后，还存留有大量的创伤应激障碍症状。其中因为地震而导致的残疾这部分人要比交通事故后残疾的人的症状程度要严重的多。

　　针对这两部分人群，由于儿童言语表达能力较差，所以对于儿童的心理干预，和成年人有一些不同的方法。徐凯文解释，如让孩子画画，从画中看他是否有恐惧、惊慌等情绪。例如画中颜色灰暗，并画些骷髅等。而目前灾区因为地震导致残疾的人数也比较多，虽然还没有一个具体的统计数据，不过他们已经成为专家早期心理干预的重点对象，同时也会关注他们远期的心理干预。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创伤受害者分为三级，一级是亲历灾难的人。二级是目睹救援场景的人，如武警、医护人员、记者等。三级受害者是观众，也就是情系灾区的所有人。

　　徐凯文说：“在目击大量残忍、破坏性场景之后，心理损害程度甚至超过其中部分救援人员的心理和情绪的耐受极限，从而导致各种心理异常现象。”

　　不少在前线奔波数日的记者、救援人员哭着往家打电话，表示内心难以承受灾区的气氛和环境，也有人在目睹惨状之后，因不能直接参与救援，而对自身的职业价值产生怀疑或者是非常亢奋，连续高强度工作，并对自己的工作抱以过高的期望而产生焦躁等情绪。

　　而目前北京很多心理咨询中心，自从四川地震发生之后，预约的人数突然增多，很多人都表示，他们看到的地震灾后画面对自己的冲击非常大。他们感觉生命不可测，出现抑郁的症状，有些人甚至因为自己无法亲身参与救援而自责，认为自己没有价值等等。

　　网络的论坛中，迅速地出现了一些和灾难预言相关的帖子。有人就在网上发出1月25日雪灾、3月14日拉萨发生打砸抢烧暴力事件、5月12日四川地震，这三个不同事件的发生时间的年月日相加都等于8的帖子，而三个8又代表200 8年8月8日的奥运会。不仅如此，奥运吉祥物的五个福娃也因各种事件被附上了一些寓意。

　　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王二平教授告诉《北京科技报》，“当人碰到不可解释或不确定的事情时，会利用自己的知识给它附加一个‘解释’。通常这些解释并不理性，而是一种附会。比如这几个数字相加都等于8，这些都是非理性的解释，如果我们进行减法等运算恐怕它就不等于8了。很多人觉得一些数字巧合非常神秘，另一些人将不同时间发生的事情放在一起，寻找其中的关联。”

　　而这种附会包含着解释者的一种期望，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推测能够有效的获得一些信息，从而逃避未知的灾难。一些人在总结出这样的‘解释’后，往往希望找到更多的人一起分享。灾难过后，很多人的思想都会感觉混乱，在这种不确定的情景下，大家都希望得到一个可以采取行为的建议，一个暗示。这时，这种‘解释’很可能就成为了一种谣言，迅速传播开来。 ”

　　但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是会随时发生变化的，接受者就会按照自己的期望，再给他一个更合理化的解释。这样面对同样的一场灾难，就会产生出很多不同的“解释”版本。

　　王二平说，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有足够的敏感，对于一些谣言，人们最好能够多了解一些科学知识，听取一些权威专家的解释，用平和心来对待，政府同时也要及时给予破解。

　　徐凯文告诉《北京科技报》，灾难发生后，当我们感到心理不能适应时，可以采取一些自救的办法，保证睡眠和休息，以及饮食。和家人朋友聚在一起，有任何需要一定要向亲人表达出来，千万不要隐藏自己的感觉，也不要阻止亲友对伤痛的诉说，同时也不要勉强自己和他人遗忘痛苦。

　　四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心理救援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灾区人民心理疾病的发生。

　　“很多的发达国家都有相应的灾难救援组织。美国在灾难干预方面有一整套的体系，除了有政府层面的救援，也有非政府层面的救援，各个层面都有相关心理学方面的人参与进去，形成一个网络，而且可以进行心理救援的人实际上是要有一些条件的。比如要有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要知道如何帮助受灾后的人群等等。而目前，我们前去灾区救助的队伍都是自发的，而不是由国家统一支配的。”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救助灾民，这是非常好的想法，但是我们也要科学有序开展工作，防止发生混乱局面。方新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