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骥：政策背后的“国内结构”

　　政策背后的“国内结构”

　　刘 骥

　　第一次见到卡岑斯坦，是在北大西门的向阳屯东北菜馆里。当时他一边看台上的二人转，一边用手抓炕上黑乎乎的东北大瓜子吃。令人吃惊的是他吃瓜子不吐瓜子皮儿，据他自己说是有助于消化。但我估计他消化功能可能并不好，因为他虽然至少有1.85米高，但整个人却瘦得可以，走起路来像块迎风而行的大门板。要是猛地在路上见到他，你还以为是个德克萨斯的石油工人迎面走来，绝对想不到会是一个马上要当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的老牌学者。

　　最近，有热心人把老卡1978年主编的一本旧作给译成了中文。无论如何，这本《权力与财富之间》都算得上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冷战之后，国际安全一直是国际关系乃至政治学的研究重点，这是“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而国家间的经济问题是“低级政治”(low politics)。直到1973年的石油危机，美国学者发现美国并没有被苏联的军事力量所击垮，但欧佩克国家掀起的石油价格变动却可以让其国力大受重创。于是，学者们纷纷开始重视政治经济的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30年前的老卡和他的同仁们就已经开始对不同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策略展开了深入的比较。

　　老卡他们当初提出的问题非常简单：为什么不同的发达国家在同样一次危机面前会有不同的应对措施？例如，美国运用它在国际层面的国家实力对石油输出国实施政治压力，而日本则利用其在国内层面的国家能力指导和加强对原材料国家的投资。英国的措施基本与美国靠拢。而在3个欧洲大陆国家中，法国更靠近日本，有较强的产业政策；西德则倾向于美国与英国，但其宏观经济政策比较得力；意大利则处在中间位置，其国有企业起一定作用。

　　老卡将这种政策结果以及政策工具上的差异归因于各国具有不同的“国内结构”。这里的国内结构指的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内部组织结构、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日本的国家与社会内部组织结构都很集中，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又很紧密，这让国家可以动用产业政策对经济进行微观干预；而美国正好相反，国家与社会都较为松散，且其联系不够紧密，这使得美国政府缺乏对产业进行干预的政策工具，而只能转而寻求国际层面的国家影响力来解决危机。英、法、德、意四个国家的国内结构则各有不同，分别决定了各国不同的政策选择。总之，在老卡看来，正是国内结构决定了对外经济政策，而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则是政府与商业集团的关系，不同的政商关系引发了不同的危机应对策略与经济调整过程。

　　接下来，自然是要指出国内结构这种差异的来源。老卡将之归因于各国不同的历史经历，他具体强调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工业化与现代国家建设的经历、历史上关键事件等因素。例如美国没有封建主义的影响，资本主义可以顺利发展，商业集团在这个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其联邦政府的发展则在公民参政之后，所以国家相对弱小，社会也因不需与国家对抗而相应变得结构松散。日本所走的历史道路与英美完全不同，封建遗产影响很深，又具有凝聚力的官僚，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又在公民参政之前，商业集团也因后发展的原因而数目较少、规模庞大，有利于国家对其进行控制。

　　从政策差异出发，老卡从国内结构上溯到历史经历，这是典型的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制度主义很容易被国人误解。中国的相关学科似乎还没有来得及经历“行为主义革命”的洗礼，就直接迎来了制度主义，所以这种迅速的过渡有种方法论上偷懒的嫌疑。如果不能设身处地去想象行为主义洗礼之后的美国社科界对制度主义的心态，那么这种过渡对我们来说，可能来得太廉价了一些。稍不注意，历史制度主义严谨的理论界定与过程追溯方法，就很容易被我们用“国情论”来一笔带过：国情不同嘛，还用解释吗？

　　当然需要解释！历史制度主义强调的并不是大而化之、无所不包的“国情”，而是建立在严格方法论基础上可以精确界定的“制度”。更重要的是，与这本书写作之初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相比，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其政治经济格局代表了一种崭新的市场经济模式。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特征便是有中国特色的政商合作关系、公私部门结构、劳工组成结构。这些中间层面制度都是从历史中沿袭演化而来，深刻地限定了中国政治经济中企业、工人与政治决策者之间的行为模式。爱动脑筋的研究者，想要充分理解这些制度的作用，而不流于清谈，就得通过比较发现制度给予行为者的激励与约束差异。

　　首先可以横向比。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差异，能用中国的国内结构来解释吗？中国与印度相比，中国的国家体制是否更为集中？中国与巴西相比，土地阶级的存在是否影响了社会力量的构成？另外，中国内部的区域发展也极为不平衡，各个区域之间也可以做出更有深度的比较：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环渤海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等等。在大的基调之下，各地的公私比重、政商关系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国家与社会的角力也各有不同。其次还可以纵向比。随着政治经济继续发展，中国国内结构也在不断演变。国家能力是否在变化？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否在变化？这些国内结构的变化又是如何去影响中国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劳工政策、社会保障政策？

　　无论怎样比较，从政策到制度、再到历史，这条逻辑链条不能断，这是老卡这本书最大的理论启示。老卡本人最近几年也频繁来中国走动，可能中国的“崛起”的确惹人眼目。而他也在中文版序言里说，希望中国学者接受挑战，去解释中国这个市场经济史上的伟大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