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灾难面前 生命没有阶级

　　在灾难面前，生命是没有阶级的

　　人物周刊：您是什么时候知道汶川地震消息的？

　　张广有：5月12号四川省汶川县发生强烈地震之后，我是在下午4点钟从广播里听到消息的，后来看到新华社好像是在地震发生一个多小时后就发布了消息。当时我就感慨，这和唐山大地震比起来，政府通报消息快多了呀！

　　人物周刊：怎么看待两次地震中，国家领导人对灾难的反应？

　　张广有：两次地震发生后，国家都派了大批军队和医疗队抗震救灾，但高层对地震的反应速度还是有区别。唐山地震时，政治环境特殊，据说，毛主席也很重视。唐山地震发生几天后，由华国锋任团长陈永贵任副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才赶到唐山。

　　反观这次四川地震，政府反应非常迅速。5月12日上午，温家宝还在河南考察小麦生产，知道地震的消息，当天就到了成都，第一时间到达地震前线，相比之下进步多了！

　　人物周刊：怎么看两次地震中，政府对待国际救援的态度？

　　张广有：唐山地震时，我们国家是一个外援也不要。当时的地震我们报了7.8级，有人说是8级。去唐山慰问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就讲：“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而在唐山地震后不久，罗马尼亚发生大水灾，我们也提供了援助。为什么别的国家有灾害的时候，我们都提供援助，而我们自己发生灾害的时候，不能接受外来援助呢？

　　那个时候国家强调自力更生，因为长期受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给人道主义救援也打上了阶级烙印，把人道主义分为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过去老怕外国人进来刺探情报、搞颠覆，有灾情消息也不敢发。这都是不对的。这种时候，如果有外国人借机搞情报，那将受到全世界的谴责。

　　这次大地震不但接受了国外的物资援助，还允许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救援队进来，特别是台湾的救援队进来，这是两岸加强交流的好机会。这就是进步。

　　我觉得接受外来援助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考虑。面临灾难，首先考虑的是人的生存权，这才是对待生命的态度。

　　人物周刊：如何评价四川这次抗震救灾？

　　张广有：这次四川地震的震级从7.8级修订为8级，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保证了公开透明，得到了国人的拥护和世界的好评。

　　现在默哀三分钟，设立哀悼日，降半旗志哀，领导人出面悼念死者，这是过去没有过的。唐山死了24万多人也没这待遇啊。当时说都不敢说。

　　这次地震让我最感动的是它从实践上基本兑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实际上是对过去阶级斗争理论的否定，在灾难面前，生命是没有阶级的。“只要有一分希望，就要尽百倍的努力。”

　　既要“报喜”也要“报忧”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两次地震中的新闻报道？

　　张广有：唐山地震之后，主管新闻宣传的是姚文元，当时记者发稿有很多限制，不让说死人，死伤数字也不让说。只让说救灾，什么八方支援，抗震救灾，英雄好汉全出来了。而且，公开报道在数量上不要超过15条。

　　此外，当时姚文元还提出一个口号，叫“抗震不忘批邓”，还要在救灾前线搞阶级斗争。当地老百姓好不容易找了纸板，写上批邓的标语，拍了照片后发回北京。这些都是形式主义！不光唐山大地震，那时有很多自然灾害不允许公开报道，比如1975年的淮河大水灾，不但不允许公开报道，还不让飞机飞过灾区上空。就是为了瞒住灾情。

　　很多时候，这些做法容易掩盖问题的根源。唐山大地震的伤亡数字，是1979年第一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时，才公布于世的，死亡24万多人。这时，地震已经过去了三年了。

　　这次四川地震中的信息发布很及时，每天都有灾区的最新信息，每天都公布死伤人数。这也可能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有关，无论如何，我们的社会是进步了的。

　　人物周刊：两次地震中，记者的工作有何不同？

　　张广有：那个时候发报道不像现在，需要有电话。地震当天，我好不容易从军队在唐山机场的临时救灾指挥部里找到全唐山唯一一部联通北京的电话，在征得部队领导的同意后，我从笔记本上扯下几片纸，坐在地上就开始写稿。

　　唐山地震报道结束后，新华社给了我一个“人定胜天”的胸牌，算是对唐山地震的总结。

　　我现在年纪大了，身体条件也不如以前了，再加上经济条件不允许，去不了地震现场了。否则，我肯定去四川采访了。我觉得记者就应该是这样。

　　人物周刊：在这种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中，媒体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张广有：长久以来，“报喜不报忧”成了某些人的思维定势，即使对这么大规模地震灾害的报道也要突出“事故出英雄”，淡化灾害事故的真实情况和原因，以达到保住某些人“乌纱帽”的目的。

　　这就好比，一个人掉进陷阱爬出来后兴高采烈地讲他是如何爬出来的，可就是不说他是怎么掉下去的。

　　媒体在报道灾害时，要反映真实情况，既要“报喜”也要“报忧”；记者应该对事实负责，对历史负责。

　　当然，某些人也不能把媒体都当成“挖墙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