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四名记者讲述灾区见闻

　　当断壁残垣充斥双眼，当孩子们的哭声从瓦砾中传出，当浓烈的尸臭味儿在废墟上空弥漫，当遇难者被惨烈地挖掘出来……每个人的心都在流血……

　　———本报灾区采访记者

　　●丰雷：南方都市报深圳新闻记者。5月13日早晨抵达灾区现场，先后赴都江堰、北川、绵竹等地采访，于5月23日返回深圳。

　　●姜锵：南方都市报深圳新闻记者。5月13日上午进入绵竹，14日至26日在北川采访，采写了《永绝北川》等稿件，挖掘了张宗海等新闻人物。

　　●徐文阁：南方都市报视觉中心摄影记者。5月13日进入灾区，在都江堰、北川、青川一线采访拍摄，23日返回深圳。

　　●陈以怀：南方都市报视觉中心摄影记者。5月13日下午到达地震一线，在北川共呆了3天，16日回到绵阳九州体育馆的灾民安置点采访，20日返回深圳。

　　本报讯“当灾难来临，每个人都面临着灭顶之灾，每个人对现状和未来都很忐忑，你才知道集体主义有多大的力量。”昨晚，本报四名第一时间赶赴汶川地震灾区的记者丰雷、徐文阁、姜锵、陈以怀走进深圳大学国际会议厅，与近千名深大学子交流在前方采访感受。

　　 一堂生动的关于爱的政治课

　　“这是一堂生动的关于爱的政治课。”深圳大学社科部主任徐海波教授说，“南方都市报的四名记者就是这堂课的主讲老师。”徐海波介绍，昨日，有近千名深大学子现场聆听了本报记者的讲述。他表示，记者们给学生们的这堂“政治课”，将在抗震救灾中展现出来的大爱和大义融进课堂教学，唤醒学生们的民族精神、公民意识和责任感，“通过记者的眼睛，把互爱互助的精神带给学生们。”

　　两名摄影记者在通过大屏幕展示他们在现场拍摄的图片时，国际会议厅里更安静了，甚至能够听到摄影记者手中鼠标移动的声音。当徐文阁将一座没有垮塌、但已经严重扭曲的高楼的图片展出时，引发了同学们的一片惊呼。

　　 我把闪光灯留在深圳

　　在随后的大学生提问中，很多学生都指出现场很多媒体记者在救出幸存者后使用闪光灯拍照的问题。“我可以告诉同学们，我的闪光灯留在深圳，没有带到四川去。我知道这样的一种现场，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不适合使用闪光灯。”徐文阁说。

　　随着讲述的继续，礼堂里已经挤满了学生。“灾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重建灾区，加入志愿者的行列，从我做起！”丰雷说。

　　■记者亲历

　　陈以怀：

　　救出横梁下的人

　　5月13日下午1时许，我们到了北川。我进北川的时候拍了第一张照片，当时我们距离北川大概有十几公里远，正在下雨，里面出来的人都非常恐慌。有些人光着脚跑出来，有一些大卡车一车一车地运灾民出来。

　　20日左右我回到深圳，一些朋友和同事问我情况，认为我一定会拍出很好的照片。去之前我想，我的照片能不能跟路透社的比之类，但是到现场已经被震撼了，已经无法去思考这些问题。13日中午到北川中学，当时我去的时候周围已经有100多具尸体了，有一些夫妻在那儿哭喊着。当我拍照片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就喊了一声，“叔叔救我。”我看不到她，但是她看得到我，我一直难以让自己忘掉这个声音。我这次去做了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当时一名阿姨被大的横梁压住，我去叫了救援人员过来。当时只有民兵，其他人都没有进到北川县城，我跟西班牙的记者把这个人挖了出来，阿姨的手都已经腐烂了。晚上，我们去曲山小学救一个小孩，小孩当时还跟我们说话，救上来的时候就死了。

　　丰雷：

　　听到最多的是“刨”

　　5月13日上午9时许，我们到达了绵竹，大家知道绵竹还是剑南春酒的产地。我们到达的时候，首先闻到满城的酒香味，但是依然压制不住随后扑鼻而来的尸臭味。

　　我第一个接触的是一名老人，大概75岁。当时他正带着大儿子在废墟上挖他的家人。他家有8口人，6口人已经遇难了。我们去的时候，他正在挖他的二儿子。他说地震后10分钟就赶到了，他二儿子就在废墟下说，“老爸我先走一步了，我已经不能和你一起了。”但是他仍然在旁边鼓励儿子，说我们在挖你，你会出来的，但是挖着挖着，这个儿子就没有声音了，但是他继续在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听到的最多一个字就是“刨”，在普通话里应该是挖的意思。

　　在什邡红白小学，救援人员用手挖开了碎砖的时候，一名老师露了出来，老师一只手抱着一个学生，依然保持着奔逃的姿势，但人已经死亡了。

　　姜锵：

　　有些面孔不可能忘

　　我是5月14日到达北川的。当时进入北川的道路已经损毁了，我们顺着武警架设的一条绳索走进去，走着走着，就有一个声音冒出来，用四川话说，“兄弟救救我！”但是我看不到人，仔细寻找才发现一块大石头下面压着一双脚，石头很大，光靠人力根本没法搬。武警战士也没有办法，只能无奈地离去。其后几天，我都会经过那条路，每次都去那个大石头下面，听听还有没有声音，但是每次都很失望。这件事给我的震撼远远比我看到很多死难者的尸体更大。在灾难当中，有一些面孔需要我们铭记，有些时刻我们不可能忘。

　　我觉得大家除了了解这次地震的悲惨和救援外，也应该有所思考，那就是人类和自然到底怎么相处。就拿北川为例，它显然是不适合建县城的，但是人们却硬是把山挖了一块，建了办公楼、小学、居民楼，想尽办法用水泥石头把山稳固下来。当地震来临的时候，所有的建筑都不堪一击，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定胜天的问题。

　　地震当中所体现的超越一切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带给我很深的印象。这次灾难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精神的洗礼，你会发现，有一种光芒还是能够超越我们日常生活的喧嚣和浮躁的。

　　徐文阁：

　　在苦难中进步

　　我把每天拍的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做一个交流。据说这次在现场采访的国内外记者有三千多名，对媒体的开放程度是很少见的。有人说，如此大的灾难挡是挡不住的，但是我情愿相信，中国在苦难当中进步着。

　　我曾随车从江油运200多名伤员去昆明，一名15岁的学生，双腿骨折，但他在车上说，这一刻他感觉自己很安全。

　　民间也有一些声音，质疑这次地震有没有检测，有没有预报。也有人在问，为什么学校的建筑如此脆弱？这样的问题估计政府也会有一些调查跟回应，或者有些东西只能留给历史。我想说的是，在地震面前，中国老百姓那种顾全大局、勤劳、坚忍，集体的力量、组织的力量是很可贵的，生活还得继续，有人就有希望。

　　■现场互动

　　灾后媒体 如何履行职责？

　　大学生：近来我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灾后很多灾民担心媒体撤出之后，很多人的眼球已经转移的时候，有谁再去继续关注他们？作为一个媒体，应该怎样继续去履行他的职责？

　　姜锵：这次的地震采访中，南方都市报总共有分批次50多人轮流到前线。半个月之后，可能会有记者撤出来。但是我们已经做好了长期打算，至少有3到4名记者，会在最近的一两年时间，对地震灾区做一个持续的报道，关注灾后重建工作、关注灾民安置、关注一个受损失的城市恢复的问题。

　　媒体的关注会不会越来越少？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人们对一个事物的关注总是有时间限制的，媒体按照自身的操作规律，不可能始终保持那么强大的报道规模。我觉得随着中国爱心人士的规模，公益、慈善组织的规模的不断扩大，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这件事情，热度至少不会在短时间内大规模消停。

　　大学生：作为见证者，有没有感受到什么美好？

　　陈以怀：头脑中根本没有美好的事情。三天吃饼干，凌晨两点才可以睡觉，地上是湿的，余震的时候我还会被震动……那个时候怎么会感受到美好？

　　丰雷：我看到的最美好的场景是：一面红旗被插到废墟上，有幸存者被救出来了。

　　大学生：现在网上也有人质疑，前线记者的提问有些失当？

　　姜锵：电视记者的工作是随时被直播出去的，他的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都会通过电视被放大，另外面对这样一种重大灾难的采访，你不可能提前做功课。

　　本版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高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