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诗歌应该与时代肝胆相照

　　专访:

　　写作不仅要与人肝胆相照,还要与时代肝胆相照

　　这次汶川大地震为何引发了“全民写诗”、全民读诗?热潮过后,这次灾难会给作家和诗人们什么样的启示?记者专访了中山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谢有顺。

　　为什么大地震引发“全民写诗”?诗歌的技艺变得不重要了

　　记者:在地震中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以诗歌居多,诗歌在表达思想感情方面有什么优势和特点?

　　谢有顺:在一些特殊时刻,诗歌的体裁优势是很明显的。比如这一次地震国殇,全民心痛,情感难以自抑,文字若要很好地表达心声,则非诗歌莫属,因为诗歌在语言上短小精悍、节奏明朗,在情感上可以有感而发、直抒胸臆,正好能为国人寻找一个情感的出口。中国毕竟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以诗抒情,还是许多人面对大喜大悲时所乐意选择的话语方式。

　　记者:这些诗的创作者大多是普通的诗歌爱好者,也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写诗。如何看这种“全民皆诗”的现象?

　　谢有顺:对这一时期诞生的诗歌,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它普遍有一个矛盾,那就是感情真挚而语言粗糙,艺术上精致的其实并不多。但诗歌写作离不开它的写作语境。

　　当一个国家发生重大灾难时,国人往往都会恢复成一个简单的情感人,他的心被触动后,不再冷漠,不再麻木,而是渴望说话和发声。应此时势而生的诗歌,也会呈现出明显的情感化的特征,诗歌的技艺变得不重要了,如何发出真挚的心声、表达炽热的情感,才是诗歌的核心使命———可见,从本质上说,诗歌还是抒情的艺术。

　　如果真出现“全民皆诗”的状况,这至少可以给我们带来两点启示:一是它向我们重申了诗歌和情感之间的永恒关系；二是诗歌并未退出公共生活,只是,诗人要重新寻找诗歌介入公共生活、向公共领域说话的有效方式。国难过后,未必就会出现诗歌繁荣的景象,但这一次的诗歌勃兴,为诗歌重返现实敞开了新的可能性。

　　为何作家诗人的作品不能广为人知?

　　记者:“草根诗人”们的作品广为流传,而作家、诗人们创作的作品很多却不为人知?

　　谢有顺:好的诗歌是灵感迸发时的产物,是饱满的情感获得了一种语言形式之后的自然流露,它需要有真切的体验,也要有和这种体验相契合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好的诗歌会让人摸到作者的心,看到作者这个人,感受到作者的体温,能够实现心与心的对话,灵魂与灵魂之间的交流。那些广为流传的诗歌,之所以感动人,就在于它们都是写作者用心感受悲伤之后所发出的心声,没有伪饰,没有顾忌,他们是真正的有感而发。相反,那些专业意义上的作家、诗人,未必有地震现场的直接体验,同时写作时又有过多的艺术镣铐,这样一来,在情感的浓度和真切上,就会大打折扣。在如此触目惊心的灾难面前,艺术上花哨的东西都用不上了,写作者之间比的纯粹是心灵的力量,是感受的深度和广度。

　　诗歌复活?当灾难的创伤过去,诗歌又会恢复常态

　　记者:这次诗人们的反映最为强烈,诗歌创作热潮重新唤起大家对诗歌的兴趣,有人说这说明了当代诗歌的复活?

　　谢有顺:由此而断言诗歌“复活”了,肯定是草率的。这一次诗歌的勃兴,不过是国人深受重创的心灵需要有一个情感的出口,从而短期借用了诗歌这一形式,它的意义更多的在于表达情感,而并不意味着这种语言形式获得了新的生长空间。当灾难的创伤过去,诗歌又会恢复常态的。

　　她本来就不是正常的醒来,如果地震过后她又恢复常态、甚至又睡去,也并不奇怪。

　　记者:在这次地震中,最令你感动的诗歌是哪些?

　　谢有顺:几首写孩子的诗歌。

　　记者:灾难是文学一直绕不过的题材,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很多经典作品都属此类,像加缪的《鼠疫》、戈尔丁的《蝇王》等等。有人把这类作品统称为“灾难文学”,灾难对于文学有怎样的启示?

　　谢有顺:灾难肯定是文学的经典母题之一,因为在灾难中,人类情感和精神的风暴是浓缩的,是极具震撼力的,它好比把人放在一个特殊的实验场,把人心里的一切都快速逼出来、挤出来。灾难是精神的炼狱,是心灵的烤炉,它能逼视出很多常态生活下看不到的东西。

　　而人类之所以对灾难意义上的文学充满兴趣,这表明人类对自己生活的世界、对未来充满不安全感,充满恐惧,也深具危机意识。灾难的存在,是一次又一次地提示人类,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大自然是值得敬畏的,未来是不可知的,它对于矫正一种以掠夺、享乐为核心的价值观,将大有裨益。表现灾难的文学和电影,其意义也在于此。

　　记者:然而在我们的视野中,国内有关灾后反思的文学作品很少。相比而言,国内的灾难文学以纪实性作品更为著名。

　　谢有顺:中国是一个危机意识不强的国家,或者说,中国人是很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所以,有人说,中国人的忘性特别大。其实,从二十世纪的历史来看,无论是自然灾难,还是人为灾难,中国人所经受的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多,但由于中国的文化精神中,缺少反省意识,也缺少追问精神,中国人很容易原谅自己、原谅历史,漠然、逍遥的生存态度,更是大有市场,在这个思想背景里,即便有一些灾难过后的反思,也多是表层的,肤浅的,缺乏从根底上质疑的勇气和智慧。

　　它一定会改变一些作家的写作观念

　　记者:从1998年抗洪到2003年“非典”,从山西“黑砖窑”到南国大雪灾,这次又是汶川特大地震……虽然中国人“忘性”大,但中国文学会不会也不可避免地被重大的灾难事件所扭转?

　　谢有顺:这些尖锐的、沉痛的事件接连发生,肯定也在撞击作家们的心灵。我想,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他一定会思考,面对如此沉重现实,自己在文字中若再玩赏一种轻浅的趣味,这样的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文学都成了无关痛痒的窃窃私语,或者成了一种供人娱乐的肤浅读物,它不仅不探究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拒绝说出任何一种有痛感的经验,这样的文学还有什么力量可言?

　　记者:灾难对文学的影响除了提供素材外,还有什么?在这个崇拜平庸的时代,很多人已经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就像堂·吉诃德一样可笑。

　　谢有顺:像地震这样的灾难,可以把世界一瞬间就推回到原始状态,我们面对的是一片废墟,以前所执着的物质、享乐和现代化梦想,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化为乌有,这样一场巨变,带给作家的震动岂止是提供素材?它一定会改变一些作家的写作观念,从而在自己的文学中,重新追问人生的意义,并反思物质主义的虚无,从而对天道人心产生新的认识。

　　诗人和作家要勇敢地面对自己,面对众人,面对现实；他写的作品不仅要与人肝胆相照,还要与这个时代肝胆相照,只有这样的诗,才是存在之诗,灵魂之诗。

　　受访者简介:

　　谢有顺,男,1972年8月生于福建省长汀县。先后在福建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就读本科和文学博士。著有《活在真实中》、《话语的德性》、《先锋就是自由》、《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等著作十种。主编有《中国当代作家评传》等丛书多套。曾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等多个奖项,并被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推选为“2005年度青年批评家”。现任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版撰文:蒲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