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亚洲)董事：最崇拜左宗棠和曾国藩

　　专访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

　　“左宗棠和曾国藩是我最崇拜的人”

　　作为中国知名的年轻经济学者，他曾师从经济学奇才、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劳伦斯·萨莫斯。他曾担任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因为钟爱中国经济，他被人称为红色的夫雷德。他告诉《外滩画报》：“湘学的精髓是经世济国，左宗棠和曾国藩就是代表。如果不研究经济，我想做一个左宗棠那样为国开疆拓土的大将军。”

　　文/李卉 摄影/FM2

　　在胡祖六眼中，“经济学是再有趣不过的一件事了。”

　　这位来自湖南湘阴的经济学家，上世纪80年代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公派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湘学的精髓是经世济国，左宗棠和曾国藩就是代表。”他们也是他最崇拜的人，“如果不研究经济，我想做一个左宗棠那样为国开疆拓土的大将军。”说这话时，坐在记者面前的他眼睛里闪着光。

　　过去的9个月里，记者曾数度约访这位资本市场上的“空中飞人”。作为全球知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他公务繁忙，很多时候自己都无法左右自己的时间。常常在一个国际会议上遇见，刚刚聊几句，他又要飞到美国或者欧洲。

　　5月9日，上海，胡祖六如约出席陆家嘴论坛。连续主持两场金融讨论会后，他的神情看起来有一丝掩盖不住的疲倦。“别以为经济学大而无当，经济学一样能经世济国。经济学和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分不开。研究经济也需要一种直觉，除了要对数字特别敏感，还要有对社会变化基本的判断。”

　　“在哈佛的5年，是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5年”

　　上世纪80年代，在清华大学成绩拔尖的胡祖六，获得公派留学的机会。那一年，与胡祖六一起被公派到哈佛求学的还有樊钢、李稻葵、王一江、许成钢等人。如今，他们都已在中国经济学者中享有盛名。

　　至今，胡祖六对哈佛的生活记忆犹新，“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很拼命，常常读书到深夜。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和运动以外，所有的时间都在思考。”

　　在哈佛大学，名师如云。教授宏观经济学的格雷戈里·曼昆不喜欢用数学推导，在写《经济学原理》时一边写一边念给自己母亲听，使文字通俗到母亲都能懂的程度，力求文章的通俗性。他和第27任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莫斯一样，都是出了名的快如飞簧，即使美国学生也难以听懂和跟上他们说的内容。“语言是我们当时很大的一个问题。”胡祖六说。

　　在哈佛大学，博士生上完一年基础课、一年专业课，对各个教授比较了解之后，第三年才开始选择导师。选导师的第一步是学生主动敲导师的门，找理想的导师，得到导师首肯后就算进师门了。当年，王一江和钱颖一、李道葵、许成钢等同学一起选择了著名的微观经济学家艾 瑞 斯·马斯金为师。胡祖六敲的是萨莫斯的大门：“因为我自己的兴趣点是宏观经济，萨莫斯重点研究的就是经济学和公共政策。”

　　“我的老师萨莫斯是个传奇。”萨莫斯28岁就成为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在哈佛执教10年，曾任马萨诸塞州州长。1999年夏天，萨莫斯出任林顿政府最后一任财政部长。此后，2001年3月，他被哈佛校长遴选委员会挑选为该校第27任校长。他从最初多达500人的候选者中脱颖而出的，被他击败的对手包括政坛人物戈尔。哈佛校长遴选委员会认为，萨莫斯不但在专业领域具备有说服力的成就，而且交友广阔，美国联邦储备局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就是他的网球球友。

　　胡祖六记得并没有费多大心力去说服老师收下自己，“反正把自己的想法和一些研究的命题拿过去和老师沟通就好了。”胡祖六说：“在哈佛的5年，应该是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5年。”

　　萨莫斯总是很忙，每次上课都是铃响之后才匆匆赶到。秘书知道他的习惯，每次都在教学楼门口等候。萨莫斯进楼的时候就把教案交给秘书，自己到教室讲课。课讲过了十分钟后，秘书拿着一叠厚厚的教案复印稿走进来分发给大家，教案都是萨莫斯手写的，少则七八页多则十几页。这时，大家才可以舒一口气。“通常没有拿到教案的时候，很多人都跟不上萨莫斯的速度。”

　　学业完成时，同班同学李稻葵、王一江、许成刚等人纷纷前往一些知名学府任教。导师萨莫斯却给了胡祖六一个建议：“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班吧。”

　　回忆此节，胡祖六颇为感触：“我很感谢老师的建议。因为他告诉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能更好地从事宏观经济方面的实务。”1991年至1996年间，胡祖六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先后供职于亚太局、财政事务局和研究局，从事经济研究，参与对许多成员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磋商与技术援助工作。其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国际贸易与金融理论。

　　1996年，在瑞士日内瓦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胡祖六被指定担任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会议期间，他和哈佛大学的教授杰夫里·赛克斯一起用新的方法，发表了《全球竞争力分析》，获得了世界性的赞誉。

　　“漠视是最大的反击”

　　这种赞誉，也让时任高盛CEO乔恩·科赞注意到了胡祖六。

　　1869年创立于纽约曼哈顿的高盛公司，是华尔街历史最悠久的投资银行之一。1996年，高盛正欲开拓亚太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他们需要一名既有精深的经济学功底又在世界资本市场上拥有一定话语权的经济学家，担任亚太区负责人。胡祖六正是乔恩·科赞到处寻觅的人。

　　“我自己也早就想回国了。”一直关注中国经济的胡祖六说，双方很快达成共识。1997年初，胡祖六走马上任，任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1997年，刚刚赴任，胡祖六就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当时悲观的言论很多，西方的经济学家普遍预言中国难逃此劫、人民币一定会贬值”。那时，胡祖六却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做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人民币不会贬值！”

　　谈起那场激烈的争论，胡祖六清晰地记得自己在美国和诸多大牌经济学家拍了桌子。“在国外，很多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这样的状况一直在持续，先是中国灭亡论、后是中国威胁论。”尽管和当时主流的声音背道而驰，他却毫不退让。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次争论也让他再度声名鹊起。

　　“其实，2002-2005年中国出现通货紧缩时，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就一致认为中国经济问题很大，是因为中国的出口导致了东南亚的劳工问题以及经济不景气。”他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觉得自己有义务用西方能够接受的语言和方式，解读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他舒了一口气：“这就叫以正视听吧，很早的时候，我写过一本书，《关于中国和世界》。”

　　“有时候，他谈中国的经济谈得太多了。”一家外国媒体这样评价道。

　　“过去这么多年，包括亚洲金融危机最黑暗的时候，很多国际投资者对中国非常悲观，但我对中国市场的乐观信念丝毫没有改变。所以在很多国际场合人家就说胡博士太偏向中国，他们叫我Red Fred(注：意为“红色的夫雷德”，Fred是他的英文名)。”他对此很坦然：“我对中国经济情有独钟，这是自然而然的。”

　　在此前中国股市是否存在泡沫的争论中，胡祖六听到了有人称他“洋买办”。“他们说胡祖六作为国际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在唱空股市后想抄底赢利。对此，我无言以对。”他说：“我当时预测中国股市下跌，后来也成为事实，这是在帮老百姓。”

　　“在国外，对于经济走势的争论时常发生，哪怕是当面拍桌子，都不会涉及到人身攻击。在这一点上，国内比较落后。很多朋友劝我写文章反驳，后来我想通了。鲁迅说过，漠视是最大的反击，我不必理会。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