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春波：希望能出资重建学校

　　希望将来能出资重建学校

　　朱春波是沈阳某公司的老板。地震后，他向沈阳红十字会捐了5万元，但是过后一想“有点不放心”。

　　16日，他带着20多岁的儿子，一起飞到灾区。

　　来的时候，他的全家，包括妻子、儿媳、孙子，还有几个副总，都送到了首都机场，临走他妻子哭了。“就是上前线啊。”朱春波说。

　　来到成都，又向四川红十字会捐了5000元，红十字会给了他一个大的红十字标志，贴在车前的玻璃上，还有两个小的红十字会标志，贴在衣服上。

　　朱春波一贯老板派头十足，为了避免被人误会，在灾区，他开口的第一句话会说：“我是志愿者。”

　　他们在成都的酒店包了两个房间，又租了一辆桑塔纳轿车，每天早上开车从成都去都江堰、绵竹等灾区，晚上回到成都休息。

　　朱春波主要考察学校，他希望将来能出资重建学校。

　　来四川几天后，他了解到一些受灾者需要大米、油、药品和妇女用品，就打电话回去，让副总在沈阳采购了三卡车。25日，三卡车物资开到成都，他亲自发到绵阳的九洲体育馆和安县的受灾学校，还留了一份，点名给一个为救学生牺牲了的教师的家属。

　　在成都红十字会附近，朱春波看到十几名从灾区出来的志愿者。他们一身脏衣服，疲惫不堪，身上的钱也用光了，正打算在路边搭帐篷过夜。

　　朱春波把他们带回酒店，给他们开了房间休息，晚上又请他们去吃饭。饭桌上，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志愿者一直在追问：“你为什么要给我们开房？为什么要请我们吃饭？”

　　她叫“黄医生”

　　“我不接受采访。”当她知道记者的身份，第一句话就说。

　　大家只知道她是从北京来的，都叫她“黄医生”。

　　她在彭州龙门山镇受灾群众安置点门口的树下，摆了一张桌子，办起了临时诊所，全部免费，身后是她自己募集的药品。

　　记者见到她时，她正跟一个外来的女捐赠者说，安置点有一个产妇，地震时，家里的房子塌了，她走了十几公里路到这里，生下了孩子。

　　“你去看看，帐篷里太潮了，中午又太热，女人坐月子，很重要，要好好养，孩子又小，容易感染。”她极力游说那个捐赠者，“能不能找个好心人接她去安全的地方住一段时间？”

　　这时一个熟人喊：“黄医生，来了一个印尼心理干预专家。”

　　黄医生走过去，用英语熟练地和对方打着招呼。

　　这个熟人告诉记者，黄医生在北京一家大医院工作，曾在国外呆过很多年，英语说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