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运健将柴松林

　　蒋经国当“行政院长”时，找柴松林去讲演，但是，蒋先生一听柴松林讲演就生气，他气柴松林老是爱出新主意

　　特约撰搞 王丰 发自台北

　　经济建设年代搞环保

　　在台湾，提起柴松林教授，人人都会竖起大姆指，称许他过去三十余年来，为台湾环境生态保护运动、消费者保护运动、妇女权利运动做出的先驱式贡献。如果台湾正朝向一个公民社会前进，那么像柴松林教授这样的资深学者，就是公民社会那块最稳固的奠基石。

　　由于“反共戒严”的缘故，二战结束，乃至国民党撤退台湾之后，一段相当漫长的岁月中，台湾当局一贯禁止成立新政党，根据当时所谓“非常时期民众团体组织法”，任何人不准成立新的民间组织。国民党有一个很妙的规定：每一类民间组织，全国只能有一个。国民党拿这个奇特的游戏规则当护身盔甲，不管任何组织，国民党都会想破脑袋抢先设置一个，其目的就是先下手为强，抢先登记，防堵老百姓再成立任何新组织。

　　蒋介石统治时期，台湾的平面媒体上几乎看不见一句批评当局的字句。绝大多数的人民已经养成习惯，对任何事物保持缄默。

　　截至1970年代结束，台湾一切均着眼于经济建设，为了经济建设，即使对环境造成破坏也在所不惜。那时，也没有人感觉到环境的重要性。那时台湾发行规模最大的一份报纸就是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其次是《联合报》、《中国时报》，这三份大报的头版新闻，几乎三天有一天是在谈台湾经济成长率问题。

　　由于种种规章限制，柴松林最早推动环境保护运动时，无法成立组织，只有先创办一个刊物，刊名《新环境》，集合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刊物上写稿，后来再成立新环境基金会，这是全台湾最早成立的环境保护组织。

　　环境保护运动刚起步的岁月，柴松林和他的伙伴们被视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伙人。柴松林最初呼吁国民党当局在政府内部成立专责保护环境的部会机关，台湾当局始终不同意。柴教授和朋友们成立了一个民间环境保护团体，当局觉得面子挂不住，最后，被说服在“行政院”之下成立了“环境保护署”。

　　环保署成立，举行挂牌典礼当天，那时的“行政院长”俞国华要来主持揭牌典礼仪式，可一进门，看到柴教授正在会场。他上台发言还来不及讲“各位先生”，劈头就说：“柴教授以后不可以再吵了，我们都给你设立环保署了！”柴松林当场未发一语，俞国华这段谈话，隔天竟成《中央日报》头版新闻。

　　在那个保守的冰封年代，柴松林能力排众议，以一介教授登高呼吁，成立“环保署”，这确实需要相当的勇气与毅力。由于立场相对立，那时台湾所有的大企业，以及工业总会、商业总会等由企业界组织起来的团体，几乎是口径一致地反对。

　　多年后，孙运璇“院长”因病离职，被认为是台湾经济之父的李国鼎先生也已经年老，他们两位遇到柴松林都不约而同地说：“我们很对不起你，我们当时不太了解环保的重要性。”

　　柴先生感慨回忆，俞院长是很能够做事的人，“他其实对我林很客气”，但是，柴松林坦言：“其他的人都想教训我！”

　　因推动消费者运动被解职

　　早年，台湾很多商店门口都挂了一块牌子，上书“货既出门，概不退换”。银行和邮局的柜台老高老高，柜台上端放一块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请当面点清钱钞”。可见消费者在那时是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

　　尽管当时台湾当局一切向经济成长靠拢，着眼于改善民生，但社会上充斥着形形色色虚假诈伪的事物，让柴松林这位刚从法国修得博士学位归来的年轻人，感觉浑身不自在。

　　台湾一直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地方，早年以纺织品成衣的出口量最多。当局鼓励商人多出口，多赚取外汇，规定只要出口，就可以办理退税。很多商人为了牟取巨额退税利益，竟然收集了各种垃圾，当成出口的“货物”，其目的是要搞“假出口真退税”。

　　包括柴松林在内，大学里用的教科书，全都是盗版书。整个社会充斥着盗版、仿冒。市场上，各种工业制品质量良莠不齐，商品偷工减料、斤两不足的情况比比皆是。当时，台湾菜市场贩售的虾子，都掺了所谓的“硼砂”(一种可以让虾子保鲜、又兼具鲜亮色泽的化学药剂)。类似的事情，媒体曾经一再报导，可没有任何效果。消费者受害，也没有管道可以申诉冤屈。

　　柴松林认为，创办一项社会运动，最重要的是要找机会；要寻找一种人人都觉得与他相关的事物，而且这件事不会妨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食品，完全符合这个条件。而且，柴教授把目光投注到那些最廉价最普及的食品，而不去管鱼翅和燕窝等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吃得起的高档货色。

　　1970年代发生的多氯联苯(一种巨毒化学物)毒油事件，让台湾的消费者保护运动找到最佳的切入点。由于台湾中部一家制造食用油的加工厂，遭到多氯联苯的污染，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好几千人因食用多氯联苯毒油而受害。多氯联苯造成永久性的伤害，中毒的人，脸部留下了永远去不掉的黑色印记，孕妇生下了只有一只耳朵的小孩，有的孩子生下来就死了。

　　毒酒事件，也让“消基会”有发挥的议题。那年头，台湾的大学生不多，教授更是“珍稀动物”。当时交通大学有一位教授蔡麟笔，是国外学成归来不久的博士。他因喝了一瓶假酒，眼睛瞎了。一位优秀青年的失明，变成震惊台湾社会的大消息。当时的台湾只有“烟酒公卖局”能合法卖酒，国外的酒也不准进口，市场上假酒充斥。

　　1975年，柴松林刚开始推动消费者保护运动，大家还不痛不痒，毫无反应。后来人人都感到岌岌可危了。这时候，柴松林就去申请设立一个机构，但被政府部门和国民党党部拒绝。于是，他把脑筋动到了“教育部”。因为庚子赔款的关系，“教育部”底下设置了好几百个基金会，柴松林即向“教育部”提出设立基金会的申请，“教育部”起初回复说不行，因为“教育部”只管文教，不管消费者运动。柴松林说这不碍事，我成立的基金会就叫“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也是文教事业。“教育部”只好同意让这个基金会设立。

　　起初，没有任何单位愿意管“消基会”，只好划归高等教育司管。但是“消基会”刚刚成立，柴松林就被政治大学在无预警的情形下解聘了。柴松林被迫转到在台湾新竹复校的交通大学教书。

　　教育消费者与政府

　　“消基会”创办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让大家相信这个机构是具有公信力的。为了制定阶段性目标，柴松林特地请人到内政部查访，发现挂名为“社会运动团体”的机构已经成立了一个，那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妇女工作会。而这个团体设立的宗旨，竟然是“推动齐家报国运动”。实在是目标遥远。

　　为了能在短期内就看到结果，柴松林决心从商品标识开始做起。早年的台湾企业界根本没有商品标识的观念，任何饮食的标识都只有一句话：“营养丰富、卫生可靠。”要推动商品标识，必先草拟有关法规，为此，柴松林特地去拜访“立法委员”，那时的老“立委”虽然人称老贼，但他们有其可爱与可敬的一面，老委员也觉得这法律很有必要性，很快就让它获得通过。

　　法律一在“立法院”过关，柴松林就聘用了一批孩子，分别到超商和传统市场去买罐头。因为，罐头上都只写着“营养丰富，老少咸宜”，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标识，“消基会”就去检举，不到一个礼拜，台北的《中国时报》做了一次民调，已经有高达百分之八十民众知道“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这是1980年的事。

　　蒋经国当“行政院长”时，找柴松林去讲演，但是，蒋先生一听柴松林讲演就生气，他气柴松林老是爱出新主意。“行政院”秘书长瞿韶华等人警告柴松林，以后不要再讲了。因为柴松林讲的事情，都是当局不爱听的，像是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争取人权、推行妇女运动，这些议题都让台湾当局如坐针毡。

　　“消基会”成立之后，开始接受民众申诉，凡是受骗上当的人就上门找“消基会”，一时间申诉委屈蔚为风潮。之后，“消基会”又推动消费者教育，不断到台湾各地办演讲会，出版《消费者报导》。并且不断向政府提出新的立法要求，推动消费者保护法，修改各种法律，比如商品检验、食品卫生这些比较容易看到结果的法律，并持续帮小老百姓打官司。

　　那一阵子，在台湾的报纸上，隔不了几天就会有“消基会”的检验报告。柴松林在当时立下规矩，任何企业及商品不准拿“消基会”的检验报告，作为商业广告。

　　柴松林强调，他推动消费者运动的态度，和有些国家的消费者运动不同。“在推动消费者保护运动过程中，我们告诉自己，不必把商人当成我们的敌人。我们没有任何敌人。”

　　他认为，很多时候，工业产品容易让人受害，是因为它专业知识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一般民众认知的范围；而且，很多产品在短期内无法确定是否会对人类或者环境造成危害。比如，糖精的发明，曾经是化学界一大盛事。但直到98年之后，即1997年，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署(FDA)研究证明，糖精是一种致癌物。所以，柴松林认为，商品害人，与商人是否有道德无关，很多责任必须落到政府行政部门的肩膀上。

　　以政府的公权力，它不仅可以管理，更可设立机构，也可以核准商家的申请许可。在这个过程中，公部门必须保证这一家厂商的产品是无害而安全的。政府也可以使用公权力要求厂商严格地按照政府制定的标准制造商品，同时监督企业要认真地实施检查。

　　正是在柴松林教授的影响下，台湾民众的消费观念得到改观，政府在消费领域的责任也逐渐被澄清，连带着也推动台湾整个商业运作的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