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灾后安置规划总规划师吴志强谈灾区重建

　　“不能把建筑倒塌的责任都推在贫穷上面”

　　——建设部成都灾区灾后安置规划总规划师吴志强谈灾区重建

　　“为什么我们农村种植有技术指导的，养猪有技术指导的，盖房子却没有。”吴志强6月6日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称，“建立覆盖乡镇的‘建设安全审批制’应该成为这次城市重建的核心内容之一。”

　　主笔◎朱文轶

　　三联生活周刊:我知道你一直在忙世博会，什么时候参与到这次灾后重建的规划里来的？

　　吴志强:我5月13日打电话给四川省建设厅厅长杨洪波，他是我的老同学。他后来告诉我，我是第一个从外地打进电话给他的。他的第一反应很简单，说“我现在正值班，救命还来不及啊，只要看能扒出几个人，就救几个人”。我后来知道，杨洪波那天连续下了几个建设厅紧急文件，一是下令全省的施工队全部停止工作，二是所有在场施工队马上全部进入第一线抢救。他是专业人士，有经验，施工队全是专业人员，工具也齐全，第一时间肯定是一线救援的生力军。

　　我当时跟他表态，以前他请了10年没请得动我，这次只要是需要我，我义无反顾就过去。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人命关天，可能各个方面都还顾不上规划、安置这一块吧？

　　吴志强:建设部对地震的整体反应也是很快的。杨洪波听了我的话特别高兴，第二天5月14日就给建设部部长报告这个情况和专家的意见。部里面当天开始发动全国的建设规划专家，全国的9大院都召集起来，5月15日就全集中到北京碰头。当天的会议上，部长要求大家分头准备，各领一块，最后分成了4大块:同济大学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等几家联手进入成都灾区阿坝州这一块，主要集中在都江堰市、彭州市、崇州市和大邑县4个市县40多个乡镇;清华大学、中国规划院牵头做绵阳和德阳两个地区。

　　我们用3天时间开始大量准备国内外的案例，准备联合国安置灾民的一些导则、规程、做法，然后5月18日就全部到灾区了。看起来，灾后安置规划是在大地震一两周后才渐渐被人关注，其实所有工作在15日就已经启动了。

　　我这个混编的团队以同济大学为主干，还有中国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广州规划院、成都市规划院，将近120人。其中很多人是参加1998年抗洪救灾规划的“老战士”了，对灾后安置有丰富的经验。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关于重建规划进展到哪一步了？

　　吴志强:临时安置的本质是为了能抢出三五年时间去建新的城市。我非常支持温总理的“两步走”，也有些人想一步到位:帐篷把这段日子熬过去，等新的全部建起来一次性完成灾民安置。这是对个体的不负责，怎么能让人住在这种条件下呢？很多帐篷临时搭在马路边上，连电视机都放不进去，让人住三五年，可能吗？疫病怎么办？下雨怎么办？

　　我一直强调，虽然是临时安置点，要给灾民一个家的感觉。也有人建议，不建过渡房，直接给农民钱，当然有的农民会高兴，但客观说，活动板房一间20平方米，1平方米500块钱的造价，20平方米加起来要多少钱？拿到1万块钱，农民的生活就有本质改善了吗？这是对他们负责吗？

　　这个阶段就是在为未来重建争取时间。成都市规划局2楼大型会议室是建设部灾后重建过渡安置规划指挥部，从5月20日到24日，大家都是没日没夜地制订方案，制作规划图。现在临时安置这个工作提前完成了，重建规划的布局已经有人在做了。

　　我第2次离开成都以前，布置下去很多工作。5月23日，我和当地的规划局规划院开会，着重安排下去两个评估和7个专题研究。两个评估，一是对原有的规划再进行一次规划评估，二是对地质条件再一次评估;7个专题研究，包括城镇居民点整体分布的专题研究、城乡建设体制的研究、生产力的布局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生态节能节材的研究、重建建设体制的研究。这些都是大规模重建必须的先期工作。我明天第3次去灾区，有些专题可能已经有结果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3次到震区，我相信，你在现场，对于建筑问题，对于房屋质量问题，一定有比大多数人更深入的观察。

　　吴志强:我是带着问题去现场的，一直在做对比，哪些房子是倒的，哪些是不倒的，为什么倒？为什么不倒？所有倒的房子后面，基本上都可以找到不倒的房子。怎么会那么大反差？反差的原因是什么？

　　我在灾区看到，一些房子砖头上面架预制板，没有圈梁，地震来了，砖头、预制板没有张力，只有压力，砸下来就压死人。圈梁就像房子的腰带，把房子箍了起来。房子四面墙接头的地方，圈梁里的钢筋必须有一定长度的搭接，一些倒塌的房屋圈梁内的钢筋居然没有搭接。我记得有一处房子，1层有圈梁，没倒;2层有圈梁，没倒;3层圈梁圈了一半，没圈的那一半坍塌了。盖房子完全没有规范。

　　但在彭州市这个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的县级市，全市城区没有一所学校、一家医院的房屋在地震中倒塌，死亡的3个学生是在操场上被飞来的瓦片、砖头击中。我在彭州市看到一所学校，墙上挂的科学家像都45度倾斜了，但学校的房子却没有倒。

　　三联生活周刊:是建筑结构的不同造成的吗？

　　吴志强:结构应该是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现在太把精力放在结构上面，大家想问题，就只想到建筑结构牢不牢的问题。这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同一个地方，房子面对同一震级的破坏出现那么大的个体差异？首先是居住安全体制，或者说规划审批制度的前两个环节出了问题。

　　我注意到，大量死伤的是那些居住在没有经过安全审批制度的建筑里的农民。这反差是特别巨大的，是成倍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国家农村地区是所有建筑都没有经过审批环节吗？

　　吴志强:当然。农村居民点一直都是原来在哪儿就在哪儿，从来没人对这些重新规划过。我们国家整个城市规划起步就很晚，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也很少。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有工业项目建设，才要去选点，才知道城市建筑要有选点，选点以后要有布局，才慢慢在城市里建立规划制度。“文革”以后有过一次对规划的大推广，但这个过程是由点到面的，农村远远没有被覆盖。

　　这几年搞新农村建设，陆续在一小部分农村搞整体规划。我这次到灾区一看就很清楚，哪些地方是经过新农村改造过的，哪些没有，真的是一目了然。一边是联栋的房子，抗震明显就好得多，一边是农民自建的孤零零的房子，东一处西一处，全成了废墟。现在看，新农村不仅是社会问题，是保命保财产的问题。当然，这要做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