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政治改革的机会

　　人物周刊：书中有一章《铁路贵姓？》，让人联想起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那场“姓社姓资”的大讨论，这中间是不是也有一点借历史故事对当下现实发言的意味？

　　雷颐：是。洋务运动还谈不上什么体制改革，只是引进对统治者最有好处的一些器物，都遇到那么多的阻力，在今天难以想象的阻力。比如修电路、架电报线。晚清时西北有俄国在新疆伊犁不断惹事，东边有日本不断入侵，电线对于战事的信息传递最有好处的。但是清朝大批官员把电线跟忠不忠、孝不孝联系在一起：为什么电线外国可以用中国人不可以用？因为中国人崇拜祖先，电线埋在地下，电流通过会惊动祖坟，让祖先的亡灵不得安宁，是为不孝，不孝就不可能忠。中国人一直有这个传统，什么东西来，先要站个队，姓“社”还是姓“资”？“铁路贵姓？”先要问个姓什么，把技术层面的东西都上升到道德和意识形态的高度。引进西方技术就是背叛祖宗，背叛中国传统文化。引进“狄夷”的东西就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崩溃——“溃夷夏之防”，认为狄夷和华夏之间有一道文化的防线，“溃防”就是破坏了文化安全。

　　人物周刊：今天这个防线还有吗？

　　雷颐：应该说，这种观念和思维方式在一些人脑子里依然存在，这是中国近代的习惯性的思维传统。牛仔裤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能穿的，因为牛仔裤跟资产阶级是联系在一起的，包括披肩发。我现在这发型，搁“文革”中就要被打。1982到1983年曾有过一个“反精神污染”运动，很多机关都规定：女同志披肩发我们恕不接待——这毕竟比“文革”文明进步多了，“文革”时，红卫兵拿着剪刀、棍棒，在街头就给你剪了。这套思维现在逐渐在淡化，毕竟是文明了、进步了，但进步来之不易。

　　人物周刊：你说晚清曾有过政治体制改革，并走上民主宪政的机会，但是每次都被它放弃了。就你分析，这机会出现过几次？

　　雷颐：戊戌维新是一次，后来的1905年的新政又是一次。但是它一次次地错过，一次次地放弃了机会，它总是在下一步才做上一步应该做的事情，总是应该做它不做，等到被打了它才做。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危及的是它的王朝本身。

　　拿海军衙门来说，在有了近代海军以后，一定要有一个海军司令部。但是清政府就是不肯成立，他认为引进军舰已经是一种让步了，你要成立海军司令部，这就是政治组织架构上的变动了，破坏了中国吏户礼兵刑工的传统架构，你连组织结构上都要学西方了吗？其实日本的明治维新，首先设立的就是海军大臣、海军衙门，在这一点上李鸿章跟左宗棠意见一致，都认为中国应该设海军衙门。建立海军衙门实际上是把海军的权力集中到中央来，就这样清政府都不愿意。当时中国仅有的几支海军：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都是地方官建的，属于“地方军区”，我进口法国的船，他进口英国的船，地方官员在意志和利益上又难以统一，实际打仗的时候，没有统一的指挥，很难彼此协调配合。等到1885年福建海战，马尾水师被法军彻底打败，李和左分别上奏折，清政府这时候才勉强同意设立海军衙门——它总是要到吃了大亏以后再作政治体制上的让步，而这时候往往已经晚了。

　　人物周刊：所以你前段时间专门发表了一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专栏文章？

　　雷颐：我想，经济体制改革到一定程度，就必须有相应的政治改革与之配套。商品房出现以后，北京很早就建了天通苑——所谓的经济适用房，按道理来讲应该很好，但是你到天通苑下面的车库去看一看，停的都是豪华轿车，为穷人建的经济适用房最后大多是被富人们通过关系买走了。那我就觉得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监控，甚至都不要建经济适用房，与其又被富人们赚一道，还不如让他们到自由竞价的市场上去买。

　　跟对人的官场文化

　　人物周刊：对你来说，解读奏折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通过细节发现一些深层次的、大的东西。

　　雷颐：我这次通读奏折，发现很多这样有趣的东西。慈禧60大寿，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慈禧那么大权威，皇帝想废就废，想关起来就关起来，她从哪里都可以弄到这笔钱，为什么她非要动用海军军费？正好我读到1891年李鸿章给海军衙门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找到了答案。

　　这封信叫《谈路灯新事并催拨路款》。慈禧这个人很讲享受，她以保守著称，反对革新，但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奢侈品，她都有，颐和园的电灯，都是德国最先进的电灯，由北洋大臣李鸿章负责进口，于是这封信里前面都是说如何找了个德国专家，电灯该如何安装……信的最后才提到，主张中国修铁路，打通山海关，修从东北到沈阳的一条战略铁路。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清政府政治的腐败——先得把老佛爷哄高兴了，最后才能提几句，修路缺多少钱，能不能赶紧拨过来？

　　你要找档案，你根本找不到慈禧动用海军军费的任何书面的白纸黑字的证据，只有海军衙门给打的一个报告，里面说我们现在要训练海军，要在北京挖一个湖来训练海军，修昆明湖，其实就是给慈禧修园。用昆明湖来操练现代海军，这不是一个笑话吗？这就反映出中国政治的一个传统。

　　还是说历史，李鸿章信中提到的这一条富有战略意义的铁路，修了一半就停了，没有钱，钱用去修颐和园了。结果呢？甲午战争在东北这里打仗，甲午战争失败就跟没有铁路运兵有关系，割台湾、赔款，使清朝朝灭亡跨了一大步。我们都知道，外国的国会辩论最激烈的就是财政预算，钱怎么用。统治者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慈禧以为自己是天下的最高统治者，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当统治者开始随便乱花钱的时候，最后受损的还是他自己。

　　人物周刊：李鸿章跟维新派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据说李常常在私下里维护康有为等人，他本人内心深处对维新是什么态度？他搞洋务运动，只是针对技术层面吗？还是他若干次想去触动主体？若干次想去打擦边球？

　　雷颐：内心深处他是支持维新的，当然他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老官僚，他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地去做一些事情，但是有些事情他深知突破不了。这就是为什么他对康有为等维新派都抱有一种同情，甚至私下里帮他们传过话，荣禄跟慈禧的对话，他私下里传授给康有为；抓维新派的时候，他对其中一些小官员采取了保护措施。

　　其实康有为提出的很多举措：比如废八股、建新学堂等，都是李鸿章以前在奏折中提过的，他也想搞，但没搞成，所以他对康有为评价很高。但这个老谋深算的官员又很能保护自己。在维新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剧烈的政治斗争中，六君子被杀，所有跟维新派有关的官员不是被杀就是被贬。慈禧对维新派进行彻底清算的时候，很多人揭发，说李鸿章实际上是“康党”。慈禧知道李鸿章内心同情康有为，也想趁机敲打敲打他，就拿着别人揭发他的信给他看——有人说你是“康党”。

　　李也很老练，他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了只能默然。面对老佛爷的质问，李鸿章干脆承认：你知道的，我确实是“康党”，多少年来我的观点就是如此。但是李很明白：戊戌变法一方面是政纲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光绪的“帝党”和慈禧的“后党”之间的夺权斗争。李鸿章特别圆滑，他从来不参与到帝、后两党的纷争中，他说“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即表态：我从来不参加“帝党”。慈禧也知道他不是皇帝那一党的，因此也就放他一马了。

　　人物周刊：因此你评价李鸿章，“既要做官，又要做事；既要维新，但首先是自保。”

　　雷颐：没错。李鸿章深谙为官之道：仅仅是犯思想错误甚至路线错误，问题都不是很大，你只要不犯组织错误，不要站错队。这也是中国几千年官场文化的一种传统，我想趁此揭示出中国官场传统中一种深层次的东西。这些东西甚至在今天的一些地方还在起作用，直到现在一些地方当官还要跟对人，这是跟现代政治文明背道而驰的，人们可以借此反思，我们的政治文化是不是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