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们只能用无名氏来称呼他们

　　对不起，幸存者们只能用“无名氏”来称呼你们。

　　或者用法医检验编号。比如18-010，没有面容，也看不到全身遗体，3张一组的照片，前两张都是空白，只有遗物的照片，羊毛褥子的一角，上面放着一串珍珠项链。那么，应该是“她”吗？连这都不知道。

　　7-017，没有脸部照片，没有遗物照片，只有中间一张遗体照片，根本辨不清面容。只是这一次知道性别，照片上注明了“女”。

　　一股凉意从脊柱爬到后脑勺，然后头皮发麻。我强迫自己一张一张地看，发誓要在这墙上找到哪怕是一桩有着具体身份的死亡。

　　23-2，遗物照片上是一张就餐记录卡。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大口吸气，然后凑近去仔细地看。彭州磁峰中学住校生，有名字，有头像。同学，祝福你的最后一餐。

　　19-001，老先生，请你安息。脸部照片，是完全被砸毁的头部，幸好遗物照片上是一张完整的身份证，出生时间1948年12月20日,地址是都江堰市龙潭湾。

　　“幸存者”的说法，不是我的杜撰。在成都，多次听到有人诉说自己的幸存者意识。成都教育学院的一位老师，地震后避难到了乡下表姐家。电视一直开着，她逐渐了解到这场灾难的惨烈，意识到自己是跟地震擦肩而过，于是心里涌起对那些遇难和遭灾的人们某种复杂的感情：似乎有他们替自己“挨”了“顶”了这次灾难的感激和负疚。

　　然而我们所有人不得不面对和承受这许多无名的死亡。此前有媒体报道，据四川省公安厅有关人士推测，地震造成的无名遗体数量已接近万具，且呈增加态势，最终数据要等统计全部结束才能知晓。

　　我面前这两面墙上的照片，有三四百组。仅仅这些，已能把人压得喘不上气来。那么，近万，是怎样一个群体？该如何悼念他们，仅仅是生命凋零的一组群像吗？

　　工作人员叫了另一个名字。另一群人起身。我没有听到哭声，但那种压抑的氛围，连身上的皮肤都能感觉到。又一个具体的死亡被火化了。我知道，对这位逝者的悼念，同样会是一件多么具体的事情。

　　业务大厅外面，穿过一片广场，是悼念厅。目光从照片墙上稍稍移开一点儿，便能隔着玻璃墙看到。至亲、家人和朋友，会在那里悼念逝者。这样的哀伤，不会传播得太广，却刻骨而真切。

　　灾难过后，有两种哀伤，也有两种悼念。一种个体化的、具象的，一种群体化的、抽象的。3天的全国哀悼日里，地震遇难者得到全体国民的悼念。这是一件让人动容的事情。然而所有无名遇难者，却得不到来自亲人的那种具体的悼念。他们的遗容遗体，无法被亲人凝视。他们的骨灰，也很可能无从被亲人认领。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经验里，这甚至是并不亚于死亡本身的一种厄运。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汶川县水磨镇那位名叫程林祥的父亲，才一定要扒开废墟找到儿子程磊的遗体，不顾路途遥远艰险，要把遗体背回去，“让他在家里最后过一夜”。

　　而照片上这些人，能回家吗？所有那些无名的死亡，能安息吗？至少，我们看到了让人欣慰的努力：为遗体保留照片是第一步，目前正在根据提取的检材进行DNA检验，接下来会建立身份识别的DNA数据库，供后期寻亲家属比对。

　　因为技术上的难度和工作量过于巨大，实际上，我们已被告知，即便是最有希望的DNA比对，也不可能让所有的无名遇难者找到归属，甚至，成功的比例也许都不会太高。

　　无法预知，那位8-014——请允许我只能这么称呼她——何时会被亲人领回家。也许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许永远得不到认领，甚至也许她的亲人都已在这场灾难中遇难。

　　殡仪馆总会有死亡的气息。但在这个下午，在这个今年3月才启用、号称西南地区最大的殡仪馆里，向我袭来的死亡，还叠加着失落了姓名找不到回家路的隐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