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从西部志愿者到保安：夹着尾巴做人

　　-本刊记者/张雄采访整理

　　一个大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做了西部志愿者，而后，成了一名保安

　　吴质(化名)坐在武汉一家银行营业大厅的一角，懒懒地看着进进出出的人们。偶尔有美女走过，他也会狠狠地朝人家瞅上几眼。

　　“我很想有个女朋友，可是我没有钱。”吴质说——当然之前他也已经说过一百遍了。三天前，他来到这里当上了保安。

　　门口过来一辆运钞车，从车上下来几个荷枪实弹的人。吴质戴上钢盔，穿上防弹衣，跑到他们旁边。他长着一张娃娃脸，个子也不高，所以他拿着警棍的样子有些滑稽，尤其是跟这群拿枪的人站一起。

　　生于1983年的吴质是湖北人。“本来我应该坐在银行的办公室里。”他说，三年前他从未想过会成为一个保安，那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的本科毕业生。当年7月，他作为大学生西部志愿者被分配到内蒙古服务。

　　以下是吴质的口述实录。依照当事人的意见，文中隐去了他服务的县名。

　　初到内蒙

　　就好像爬坡一样，我爬到山顶就不知道该干点啥。2001年，我从湖北考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在学校里浑浑噩噩地过了四年，挂了八门课。

　　到了2005年，要毕业了。按说我们专业应该还是比较好找工作的，但那时候对去西部比较神往，也不是很想工作，于是就报名参加了。那一年学校对志愿者的成绩要求还不是很严格，据说第二年就有了硬性规定，成绩在班上排倒数30% 的人不能去，要这样算的话，我就肯定去不了了。

　　在毕业典礼上，我跟其他七位志愿者站到全校师生面前，大家都一起鼓掌欢送我们。校领导跟我们握手、合影。有个副校长问我是哪里人，他说西部很苦，你一定要适应。

　　我被分到内蒙古西部的一个县城。火车上，我很兴奋。凑巧还碰上了一个湖北老乡，他是对外经贸大学的。当时两个人素昧平生，但觉得谈得很投机，有点老乡相依为命的感觉。

　　经过呼和浩特时，我跟其他志愿者一起接受了培训。我要服务的那个县的团委书记跟我们谈话，口气里面，管理的成分明显多于欢迎，我当时感觉很不爽。我想，不管怎样，我们是来支援你们的啊。

　　终于到了地方，这里的情况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一些。几乎每家都有摩托，治安也不错，就是县城的规模比较小，半个小时就逛完了。一开始我们被分到县国土资源局。我想去的宣传局的岗位已经被一个内蒙古电大的女生占领，据说这是因为她是县一中副校长的侄女的原因。总之，在来这个县的40多个志愿者里，我的学校最好，却连个常委部门都进不了，我觉得挺悲哀。

　　在国土资源局，我被领导安排写了几天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汇报材料。忽然有一天，我接到电话问是否愿意去学校教书，说这是县委书记的意思。原来他们县已经有好几年没学生考上清华北大了，县委书记认为我是名校出来的，应该去学校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我就被调到了一中。

　　去副校长办公室时，副校长很吃惊地说：“今年我们没有要志愿者。”我说是教育局让我过来的，副校长打了个电话问了下让我去找教务处主任。本来学校并没有安排我做什么，听说政治老师考研走了两个比较缺，于是我主动要求带政治课，没想到就安排我带两节课。我教的是理科班，学生们对文史并没有什么兴趣，真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课是从另一个老师那里调出来的，那个老师很不高兴，能感觉到她对我的态度也不是很友好。教师的工资是按课时费来算的，我教了她的课就相当于拿了她的钱。我想我对她来说，是不是形成一种威胁了？

　　后来也听说有北大研究生去贵州支教，当地人也并不欢迎。那里的老师说：“他们来教书，我们吃什么？”我觉得志愿者应该是一种补充，而不是带来恶性竞争。

　　国庆节之后，校长告诉我，学生对我的课有一些意见。有学生可能觉得我是南方人的缘故，语速快，他们听不懂。校长说你以后注意一下，同时他给了我一个新差事——去教务处当巡视员。

　　巡视员的任务，就是每天看老师有没有按时到岗，还有去各个办公室发文件。我对这个新差很不满，加上学生也不听课，干脆就赌气不教书了。我很想去问校长：要是你们学校好不容易培养一个大学生，你会让他回学校当跑腿吗？当然我没有这么问。

　　后来我跟校长还是有次推心置腹的谈话，校长说学生是最势利的，他只管喜不喜欢听你的课，不管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想想也是，那就接受命运的安排吧。

　　沉闷的生活

　　我“罢教”之后，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跑腿的。心情也不大愉快，每天板着脸。我觉得他们那边的人也不信任我，比如高考监考，他们一开始并没把我排上。但我认为我好歹当过一回高中教师，怎么说也得去当一回高考监考，坚持要去。他们想了想也就同意了。

　　在考场上我才发现他们的秘密。在有的考场里，竟然有监考老师指导学生做题。这个我之前也有所耳闻，但亲眼见到后还是很吃惊。不过我没有选择打电话向教育局领导汇报，因为我的领导都没有这样做。他们开始不想让我监考，大约还是觉得我是“外人”吧。

　　我就这样在教务处闷闷地呆着，每天在学校里也见不到几个人，一到周末，学校很空。出学校也碰不到什么人。有外地的志愿者跑来看我，说他们的情况也都差不多。有个志愿者跟我说，每天无所事事，一想到自己茫然的未来就着急得想自杀。

　　我的情况还算好的，因为学校每个月还有350块钱的补助。我认识的一个志愿者被分在当地政法委，住在农业银行的招待所，生活很拮据。他告诉我，招待所虽然解决住宿，但没有拨款解决吃饭问题，为了填饱肚子，他经常去食堂里吃人家的剩饭。

　　我们这些志愿者都年纪轻轻血气方刚，没什么感情寄托，情欲却旺盛得不行，非常压抑。后来我看到新闻说北大法学院毕业的一个学生去安徽农村支教，跟女朋友分手了，很郁闷，在学校里猥亵小男孩，我觉得这跟寂寞有关系吧。

　　当时如果有个女生陪我，说不定就真的踏踏实实在那里扎根了。

　　有一天，学校要去包头采购乐器，我知道这个消息马上要求一起过去，因为呆着太郁闷了。我知道我有点厚着脸皮，不过学校副书记也蛮好说话，就同意了。

　　到包头走了一圈，见到一个画家。他跟我说，将来不要回北京。他在北京呆过，说北京不是我们的地方，那边的人没我们这儿的实在。有时候见一个人，他说一句话，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画家当时说话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

　　我听画家谈了下当地大学生的情况，也很不乐观。他说内蒙古工业大学的毕业生，现在就在国美里面卖电器。

　　我在那边基本靠手机维持生活，和以前的同学保持联系。我时常会想到一句话：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平时也会跟学校老师们聊天，他们也很无奈。他们都说，你们这些人是过客啊，留不下来的。

　　我只是个过客

　　刚过去时，总觉得他们落后，我们是支援他们的。但后来发现当地人有种优越感，那些老师们说我们来这边，还不是因为在北京找不到工作吗。听别人这么说真是无言以对。后来碰到一些当地人，问我们当志愿者是不是要捞一笔政治资历。

　　我们很尴尬。无论是当地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清楚，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有办法“扎根”，因为我们只能呆一年或者两年。当地也没有给我们这些人编制。说实话，我觉得西部计划确实很好，出发点是为了解决我们的就业问题，可是送出去怎么收回来，好像就没怎么管了。中央鼓励我们扎根，可是我们没有编制，跟打工没什么区别，怎么扎根呢。

　　当然也有一些企业在新闻上表示愿意接收服务西部的志愿者，比如顾雏军的科龙集团。顾说，这些去西部的人都很有责任感，科龙将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搞笑的是，还没等我回来，2005年上半年，顾就因为经济问题被抓到牢里。我觉得他就是跑出来凑热闹、借机炒作一下。后来华西村也一样，说是华西村要做成志愿者的就业基地。我完成服务后曾经给那边打过电话，对方很不耐烦地说“不要不要”。我也有认识的志愿者到过那里，去了之后据说工资只有一千多块钱，而且很快就被打发回来了。

　　当地人都是把你当成过客来看，那种飘着的感觉很难受。教师节本来每个老师都可以领到500块钱奖金，但是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有个老师说，你去找校长要吧。校长很勉强地给了我。可我心里不舒服，也很尴尬。

　　有的志愿者被安排到工厂，厂领导嘱咐不要安排他做任何业务上的事情。于是厂里给他一把钥匙，让他管档案室。领导的意思是，不能把志愿者放到重要的岗位，否则一年之后人走了还得招新人。

　　我们大学毕业单身去那里，心理生理上都很难受。但我们也知道不要轻易谈恋爱，因为一旦在那里发生了感情，走的时候就很麻烦。学校有老师曾经准备给我介绍个女朋友，教务处副主任一听说就立刻制止。他说，你这不是害人吗？大家都觉得我是个匆匆过客，同事婚礼发帖子，一般都不请我，因为知道以后没法还礼。

　　县里的团委书记后来跟我说，你的心根本不在我们这里啊。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