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时代1966-1986:新中国体育回溯系列(二)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19日12:19 中国新闻周刊
白银时代1966-1986:新中国体育回溯系列(二)
白银时代

  青铜时代:奥运-新中国体育回溯(一)

    奥运·新中国体育回溯系列(二)

  一种体育意志如何上升为了国家精神?

  新中国体育,经历了初期的苏醒和萌动后,在其后20年又遭遇了被迫蛰伏与突然登天的巨大反差。

  在最高领导人及社会舆论的引导下,被“文革”停滞和打碎了的民族自信心,通过体育竞赛的胜利,瞬间将全国人民的情绪点燃至沸点。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从此在中国成为事关政治、外交、民心所向、民族团结等诸多复杂因素的结合体。

  这其中,中国女排从人到神的经历,最为贴切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乒乓球如何转动了地球

  在新中国初期,面对外部世界的敌意和排斥,体育担当了超越其自身的职能,几乎任何重大的体育比赛背后,都事关国家的政治主张和外交关系。面对赛事,做、不做、如何做,都成了从上到下相关部门需要审慎考量的事件。

  “乒乓外交”就是当年打开沉重国门的第一个成功的体育尝试

  ★ 见习记者/陈园园

  1971年3月15日深夜11点多,一阵紧促的敲门声惊醒了睡梦中的鲁光。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就听到屋外人喊道:“赶快到南三楼集合。”

  这位后来因报告文学《中国姑娘》一炮而红的作家,当时是国家体委宣传司的一名工作人员。这是他从五七干校回到体委之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做31届世乒赛代表团的秘书。

  1971年初,国家体委大院还处于军事管制之下。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授意下,文革中受波及最大的乒乓球队开始恢复训练。文革的阴影尚在,但清脆的乒乓声响,还是打破了一些沉郁的氛围。

  “冒死”参赛日本

  “上飞机前,所有人心想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

  鲁光急忙穿衣下楼,快步赶到会场,代表团的成员已全体到齐。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亲自主持会议。韩念龙说,自己也刚刚接到总理电话,让大家再次商量一下,究竟要不要去参赛。

  “中国将要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世乒赛”的消息早在2月份就公布在了《人民日报》上。可是,在备战期间,关于究竟要否参赛的争议还一直未停息过。出发在即,这样的讨论再次被郑重其事地提上了日程。

  代表团成员个个面露难色,据鲁光回忆,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派认为当时国内政治过于敏感,还是不参赛为好;另一派则坚持,既然已经答应了日本乒协,就应该信守承诺,按时参赛。争执不下,会议一直持续到了后半夜。

  最后,应总理的指示,代表团一起来到人民大会堂汇报讨论结果。听取了各方汇报后,总理当即拍板,“权衡左右,我们还是应该去参加”。并连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1500余字的请示信。

  第二天,即收到毛泽东批示,“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主席这样的语词并非虚张声势。日本右翼影响颇大,特别是1970年11月,日本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剖腹,引起轰动。在中国参赛之前,右翼人士也公然挑衅,“敢来日本参赛,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乒乓名宿梁戈亮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

  接下来,是具体安排参赛的细节。“不突出政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总理为本次世乒赛定下的总基调。但是政治立场也必须鲜明,“比赛中遇到美国支持的朗诺集团,中国队将拒绝比赛”。

  临行前,每一个细节都细心准备,连要不要带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这样的问题,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后,按照总理的要求,“下了飞机,就不要戴毛主席语录了,一些小的像章可以戴,大的不要戴了”。

  临行前,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握着鲁光的手,总理嘱咐道:“万一有闪失,你们工作人员一定要冲在前面。”

  3月17日,代表团开赴广州,转机前往日本。离开北京前,大家都纷纷跟家里托付了后事。“在广州,我们受到了广州军区领导的亲自接见,并且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梁戈亮说:“上飞机之前,还组织我们看了《上甘岭》,所有人都热血沸腾,心里想着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

  按照总理事先的安排,为以防万一,代表团成员分乘德航和加航的飞机前往。梁戈亮说,当时很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前赴后继”。两家航空公司看中了中国未来巨大的市场,都非常重视,亲自派经理压阵。起飞前,已想好了对策,一旦飞机出现意外,绝不在台湾降落,直飞上海或者香港。

  承载国人的重托,这些刚刚经历了红色文化大革命“洗礼”的青年人,作为先头兵,冲出了重重铁幕,亮相在世人面前。

  惊心动魄的日本之旅

  代表团每个房间门口都端坐着一名警察,时刻守护

  从走下飞机的那一刻起,中国代表团一行60余人的队伍,就成了记者们追逐的焦点。全世界睁大好奇的眼睛,审视着这群走出封闭国门,重新亮相的年轻人。

  中国队所到之处,总是一队记者相随。鲁光在代表团里分管宣传、礼品和保卫工作。每天都要应付记者的热情“骚扰”。敏感的记者们对他们说,你们中国代表团要么不发生新闻,要么就是大新闻,抓住了我们就可以提薪,抓不住可就要丢饭碗。

  抵达日本后,代表团发现政治形势仍相当严峻,中国队下榻的旅馆四周,聚集着许多右翼分子,他们举着牌子,高喊一些反华的口号。作为东道主,日本政府对中国队的安全保卫工作做了非常细致的安排。每个房间门口都端坐着一名警察,时刻守护。代表团出行,也是前后左右摩托车护航。

  代表团和反华人士间的斗法,如今想来,仍很惊心动魄。鲁光回忆说,在旅馆里讲话是要悄声细语的,以防隔墙有耳。为了防止窃听,每次开会的时候,都要打开录音机,大声放着“样板戏”,即便这样,还是经常头一天晚上的会议内容,第二天早上所有记者就都知道了。

  后来他们才听说,当时的窃听技术已经非常先进。“距离几百米,只要用仪器对准那扇窗子,所有的话都能捕获”。鲁光说。

  尽管防范严密,也难挡反华势力的侵入。不知何时,国民党的“策反信”,通过门缝塞进了屋。上面写着:“你经过了这么多年痛苦的审查,好容易出来了,赶紧投奔自由世界吧”之类的话。鲁光负责安保,一旦发现信件,赶紧报告团长,把各屋的信件集合在一起,全部焚毁。

  另一方面,世界也对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鲁光同屋的是一个年轻的翻译,每天走到哪里总有一个美国的女记者跟着他,摆脱不掉,而且女记者的打扮非常“扎眼”,今天一身红,明天一身白,走到哪里都异常醒目,吓得那个翻译整日愁眉苦脸,“完了,我以后别想出国了,你们都看到了,那个美国记者总跟着我”。鲁光问:“她为什么总跟着你?”“翻来覆去,就一句话,‘请你帮帮忙,我想访问中国’”。

  尽管不了解中美局势回暖的大局,代表团里还是清晰地感觉到美国人的“示好态度”。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听说中国邀请南斯拉夫访华,即主动向当时的中国乒协代主席黄中透露:美国刚刚取消了美国护照不能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并且提出:“如果有机会,美国队可以到中国参加比赛”。

  比赛期间,宋中当选为国际乒联执委,美国代表团哈里森第一个上前祝贺。

  中国代表团将这些点滴都报告给了中央,但没有接到新的指示。比赛进行得波澜不惊,平静中,又酝酿着某种涌动。队员们用比赛的输赢,以及对待比赛的态度,表达着和“友好国家”的友谊,宣告着和“反华集团”的坚决抗争。

  所有人都以为本届世乒赛将会在平静中收场。直到上演了那次“偶遇”。

  “偶遇”开始中美外交的萌芽

  科恩和庄则栋的合影,第二天,登上各大报纸头版

  各参赛队在同一个馆里训练。一天,中国队正要开始训练,一名美国队的队员来到了中国队中间。长发披肩,乱糟糟的头发上还扎一条发带,非常显眼。许多人认出来,他就是美国队那个“自由散漫”的科恩。

  科恩毫不发怵,对中国队队员说,“能一起练会儿球吗?”当时的梁戈亮,还是首次随队参赛的小运动员,也是中国队此役的“秘密武器”。为了不影响别的种子选手热身,梁戈亮自告奋勇,陪科恩练了近20分钟。

  能和中国队的高手练球,科恩打得很高兴,练完表示感谢后,科恩离开了训练馆,中国队员也坐上大巴准备去比赛馆。这时,一个身穿“USA”队服的外国人闯上了车,许多人认出了,这人正是科恩。

  原来科恩只顾和梁戈亮练球,没能赶上美国队前往比赛馆的大巴,就冒冒失失闯上了中国队的车。车上突然蹿上一个美国人,大家都愣住了,禁不住议论纷纷。科恩面对车门站着,表情非常尴尬。

  这时,坐在后排的庄则栋站起身来,朝科恩走去。其他队友赶忙扯庄则栋的衣袖,“别去,别惹麻烦”。

  此前,庄则栋已经连续三届取得世乒赛冠军,见过世面,说起话来也非常得体。

  “你好,欢迎你坐我们的车去比赛馆。”

  “谢谢。”

  “虽然美国政府对中国不友好,但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了表示中国运动员对美国运动员的友谊,我送你一幅杭州的织锦作纪念。”庄则栋说。

  一席话,打破了科恩的尴尬,却在无意中展开了连接两国的一座桥。当然,诸种意义都是许多年之后的评价。说着,庄则栋拿出了前一晚在鲁光那里领的“小礼物”——出发前,代表团为队员们准备了一些折扇、织锦等礼物。

  大巴抵达体育馆,一下车,就被记者团团包围。敏感的记者们嗅到了中美关系解冻的一丝前兆。科恩兴奋地拿着织锦,和庄则栋合影。第二天,这张大幅照片登上了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

  由于当时的中美关系过于敏感,出国前,代表团有明确的纪律规定:赛前不主动交换队旗,但可以握手致意。庄则栋的这次大胆“越轨”,在当时还是非常令人不安的。晚上,庄则栋愁眉苦脸地来到鲁光屋里,“坏了,以后我别想出国了。刚才团领导找我谈话了,说我把事情弄大了,叫我以后不要和美国运动员照相了,到此为止,不再发展”。

  孰料第二天,科恩高调回赠了礼物,并又拉着庄则栋拍照。庄则栋只得礼貌配合。

  “庄则栋关键时候能这么做,和周总理长久以来对乒乓球队的教育分不开。周总理鼓励队员间的交往,鼓励民间沟通,要不卑不亢,友好往来,虚心学习。”说起总理的教导,如今年近花甲的梁戈亮还是一套一套的。

  “1969年开始,总理就要求我们乒乓球队恢复训练,随时准备迎接外事任务”。当时年纪尚轻的梁戈亮,并不明白“外事任务”的含义,跟着同屋的老大哥庄则栋一起坚定地点着头。如今看来,周恩来早早在乒乓球队埋下的外交种子,到这次偶遇,乒乓外交的芽终于破土而出了。

  值得玩味的是,多年之后,庄则栋作为中国外交史上的功臣,仕途一番顺风,曾官至国家体委主任。科恩却逐渐被人遗忘,在困窘中,早早谢世。

  最佳外交途径

  无论什么比赛,中国队总是赢得少,平得多

  事实上,伴随着中苏关系骤然恶化,特别是1969年“珍宝岛事件”以来,中国即有意从僵持的中美关系中解脱,以牵制现实威胁最大的前苏联。基于类似考虑,美国也有与中国交好的意图,双方一直在寻找机会。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曾邀请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这也是对美方的一次暗示,不过,美方似乎并未领会这种东方式暗示。

  代表团立即将在日本发生的一切,报告了中央。并且请示关于美国队要求访华一事的意见。4月6日,国内来函,称“访华时机尚未成熟,可以留下他们的通讯地址”。4月7日,所有比赛即将结束。当人们以为中美的初次试探结果已成定局时,转机出现了。

  据当时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在决定不邀请美国访华的文件发出之后,毛主席还一直在思量。夜里一觉醒来,主席突然改变了决定,对身边的吴旭君说,“打电话给王海容(当时的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毛泽东的表外甥女),邀请美国队访华”。因在此之前,主席定下规矩,吃了安眠药之后他的话不算数,吴旭君犹豫再三,没有动。过了一会,见吴没有动静,毛主席问道:“小吴,你怎么还没去?”“不是说吃完安眠药之后的话不算吗?”“算,赶快办,来不及了。”

  吴旭君这才着了急,连忙通知了外交部。消息传到日本时,美国队正准备离开。副团长宋中立刻驱车赶往美国队下榻的酒店,正巧碰上美国乒协国际部主任哈里森在招手叫出租车。听到宋中向美国队发出了访华正式邀请的消息,哈里森又惊又喜。

  就这样,1971年4月10日上午10时,斯廷霍文率领的美国乒乓球队跨过深圳罗湖桥,作为文革后第一批踏上中国领土的美国人,翻开了中美历史新的一页。

  在当时中国外交所处的恶劣环境中,中国领导人创造性地选中了体育这一突破口,并获得极大成功。“小球推动大球”的创举传为美谈,也成为体育和政治相得益彰的最佳注解。

  之后,中美成功建交的经验被推广为中国应对全世界各国的外交手段。1971年内,中国乒乓球队在港澳作汇报表演,访问阿联酋、古巴、智利、加拿大,并举办了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之后,男女篮、羽毛球、田径、足球队纷纷出访,成为了中国“外交攻势”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些比赛中,基于政治的考量,无论什么比赛,中国队总是赢得少,平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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