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不解决产权问题

　　对承包派的反驳是这样的：

　　承包不解决产权问题，承包的主体必须是产权清晰的、投资主体明确的市场主体。承包制不解决这个问题。

　　在中国，企业承包制合同的甲方和乙方并非平等主体。发包方是政府，政府有三重身份：政府不仅是运动员，还是裁判员，他可以撤换运动员，不仅如此，他还兼比赛规则的修改者。

　　还应当指出，企业改革同价格改革之争是同一层次的问题，而同承包派之争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是较低层次的问题。

　　《南风窗》：在整个80年代您坚持了所有制改革和股份制理论，这一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得到全面推行。您如何看待您的坚持？

　　厉以宁：简单一句话，我主张重新构造有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我写《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发表自己的系统观点。这是我经历的第一场大争论，就是关于企业改革优先还是价格改革优先，我的观点非常鲜明。

　　第二场：

　　政策目标之争(1993年~1998年)

　　《南风窗》：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冲动和经济过热。

　　厉以宁：邓小平南巡之后，当时投资很热，要克服物价上涨。是失业问题更重要还是通胀更重要？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我提出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1、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2、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3、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这些观点反映于我的《未来型发展理论》一书中。我认为当时的中国经济怕冷不怕热，只要人们有工作岗位，只要工资及时加上去，经济过热些也没有问题，老百姓还能过。不解决失业问题，有一点通胀就很可怕，社会就难以稳定。这场争论主要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进行。

　　《南风窗》：我国2007年CPI上涨4.8%，2008年一季度高达8%，您当时的观点是否也适用于目前？

　　厉以宁：中国经济稍热一点，没有多大问题。经济冷下来了，问题就多了。这个论点至今仍适用。但现在的情况已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现在情况不同，对通胀需要综合治理。90年代主要是投资导致过热。所以只要紧缩就管用。现在单纯紧缩不管用了。一是，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5万亿美元，占款过多；外汇储备在90年代远远没有这么高。其二，人民币在逐步升值，使得外资、热钱不断涌入，造成物价上涨。其三是自然灾害，雪灾造成农产品供应紧张。其四，国际油价粮价上涨。要综合治理此轮物价上涨，单纯靠压投资规模、紧缩不能解决现状，要有所保有所压。因为紧缩无法增加供给，而且对国际油价、粮价的上涨不起重要作用。目前，在综合治理中，必须注意就业问题，因为失业压力一直存在。

　　第三场：

　　资本市场评价之争(2001年~2003年)

　　《南风窗》：第三场大讨论应该就是始于2001年的股市大争论吧？

　　厉以宁：对。涉及资本市场评价之争。我认为当时股市不是没有问题，但是不能推倒重来。中国的股市不能因为具体问题而全盘推倒。我联合了萧灼基、董辅礽、吴晓求和韩志国同吴敬链展开了这场股市大争论。吴敬琏认为中国股市是个大赌场，全民炒股是非正常现象，中国股市的市盈率过高。

　　《南风窗》：中国股市此后进入了长达4年的熊市。您如何看待近期的股市和未来走势？

　　厉以宁：为了调节市场，中央会根据市场情况采取措施的。实际上，去年的5·30调控就有些不妥，因为对股市进行了过度的打压，人们的信心开始消散。6月份以后政策趋于稳定，从这时起，股市大体上没有什么问题，也不需要再对股市进行打压。今年年初，人民信心又因通胀而动摇。我一直讲，短期股市不可预测，但大盘没有改变，因为经济还在增长，人民币还在升值。通胀对股市是双重影响，货币紧缩不利于股市，但资产价格在上升，股价应该涨。从中长期讲，中国股市是没有问题的。只要股市看好，大小非流通股一出来就被吸收了。股市下跌后就不好办，大小非解禁和非流通股减持又不能悔改。所以要让股市慢慢上升，以动员更多的资金吸收新上市的股票。

　　第四场：如何理解新工业化道路之争(2004年~2008年)

　　《南风窗》：第四场大争论呢？

　　厉以宁：第四场争论主要在新工业化道路过程中要不要发展重化工业，我的主张是：中国是个大国，不能跳过重化工业发展阶段，但技术可以跳跃式发展，但发展阶段却不可跨越。吴敬琏主张跳过重化工业阶段。这个争论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南风窗》：我注意到，从本世纪初开始，你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民营经济。

　　厉以宁：发展民营经济实际上还是所有制改革的一部分，仍然是跟所有制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所有制改革包括三个内容：1、国企改革；2、组织新的集体所有制、产权量化到个人的集体所有制，即新公有制；3、引导家族企业走向现代企业制度。

　　三大层面推进经济改革

　　《南风窗》：回首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改革还有哪些不足？

　　厉以宁：第一个不足之处是：城乡二元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国有企业体制和城乡二元体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两大支柱。改革开放30年来，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城乡二元体制实质上未被触动。至今只能说略有松动，主要表现为：农民可以进城务工，可以把家属带进城镇，城市中的企业可以到农村组织农民生产等等。农村承包制虽然是改革初期的重大制度创新，但它是在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的前提下推行的。因此，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已经成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任务。第二个不足是：国企改革需要深化，行业垄断没有破除，需要突破“玻璃门”现象。第三个不足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进展太慢。实际上根据我们国家财政的实力，可以在社会保障上做得更好。今后改革应从上述三方面来着手。当然，还应做到政府职能的切实转换，使政府成为服务者，同时要减少审批，多采用经济调节手段。

　　《南风窗》：在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方面，您有何建议？

　　厉以宁：应该允许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流转，允许农民宅基地的置换，允许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抵押。无论是农民承包的耕地入股、农民宅基地的置换，还是农民以承包地、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作为贷款的抵押物，都需要有法律上的明确界定。既然这些都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过程中有必要及早解决的问题，完全可以先在各个改革试验区范围内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即使有些做法同现行的法律有不一致之处，或者找不到现行法律的依据，也不妨碍继续试点，只要事实证明是对的，就可以修改法律或制定新的法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我目前最关心的是贫困地区的脱贫问题，这一问题就跟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有关。

　　《南风窗》：未来中国改革需要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

　　厉以宁：三大层面。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当前最要紧的，我认为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同时对人民关心的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保障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企业方面来说，企业应该尽更大的社会责任。对个人来说，应该加强信用教育，如果一个社会处在信任危机中，这个社会将没有发展前途。

　　最后，我想谈一谈改革的前景。一定要继续解放思想，才能使改革深化。中国经济前进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都将在改革与发展中逐步解决。对此，我是充满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