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发布全球施政指标报告 赞扬中国政府效能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26日01:42 东方早报

  早报记者 周云

  中国政府改革的步伐正在加快,亦得到世界认同。

  昨天,中国国务院通过了“大部制”改革部分方案。世界银行也于24日发布2008年《全球施政指标报告》(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控制腐败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其中有些国家总体施政情况的衡量指标已经与富裕国家不相上下,尤其是中国,在“政府效能”方面得分很高,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但与此同时,几乎同样数量的国家的数项施政指标出现倒退,导致十年来全球施政的总体质量并未取得多大改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告诉早报记者,治理(Governance)这个概念是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一种多元管理概念,针对政府主导下的统治而提出的,它强调的是公民、社会、媒体的参与互动。世行是希望通过这个报告所作的评估,在治理方面起到引领、导向作用,以增加各国政府管理的透明度和民主性。

  施政优劣不以国家贫富论

  关于施政状况,报告作者的定义是:在一个国家内行使权力的传统和制度,包括:政府的选择、监督和更换流程;政府有效制定和实施政策的能力;公民及国家对经济和社会关系管辖制度的尊重。根据这个定义的要素,报告定义了六个施政状况指标,分别是发言权与问责制、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以及腐败控制,对全球212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综合考查。

  报告显示,无论收入高低,都有施政良好的国家。包括斯洛文尼亚、智利、匈牙利、拉托维亚、立陶宛等十多个新兴国家在主要施政指标方面的得分都高于希腊或意大利等工业化国家。

  “有些国家在施政上正在快速进步,其中包括非洲国家,说明需要设立一个‘非洲乐观度’指标”。世行学院施政部主任、参与撰写报告的丹尼尔·考夫曼说。不过他同时也承认,国家间的差别非常大,“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都认识到,良好的施政和控制腐败是持续增长和分享型增长的重要前提条件,取得这些进步是改革的结果。”

  任建明也指出:“治理水平不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经济欠发达国家是有可能在短期内,在治理上取得改善,超越发达国家的。”

  不过,报告承认,另一些国家的施政指标在恶化,如津巴布韦、科特迪瓦、白俄罗斯、厄立特里亚和委内瑞拉等。还有许多国家施政情况没有明显变化,因此过去十年全球施政总体质量并无多大改善。

   “大部制”提升政府效能

  在关于中国的章节中,中国在“政府效能”方面得分达到61%,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在“法制”和“管理质量”方面接近中等水平。世行发展研究部高级经济师魁恩表示,报告对中国的评估基本符合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认知。“中国表现良好的一个方面是政府效率,得分为60%-70%,表明全球65%左右的国家在这方面落后于中国。”他说。

  分析指出,随着中国发展,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提升政府效能的措施和法规,比如“大部制”改革,实行大部门体制是发达国家通行的做法。此外,中国政府2007年提出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对政府而言,这部法律不仅要求行政系统增强紧急动员能力,它更确立了一种基于紧急事态的考量标准。这一系列动作为中国在“政府效能”方面获得高分起到作用。

   是改革改善了施政

  报告强调,从施政和发展的关系来看,改善施政能够促进发展,而不是首先需要发展才能够改善施政。

  报告显示,改革能够改善并且的确改善了施政,尽管有些国家的起点非常低。例如加纳、印度尼西亚的“发言权与问责”指标;卢旺达的“政治稳定性与杜绝暴力”指标;阿富汗和埃塞俄比亚的“政府效能”指标;格鲁吉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监管质量”指标;塔吉克斯坦的“法治”指标;利比里亚的“腐败控制”指标等。而且,改善施政有助于消除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

  在任建明看来,腐败问题依然构成严峻挑战。“目前,全球反腐合作总的趋势是在加强。但我认为多数国家腐败仍然十分严重,只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称得上比较清廉。医疗、司法、建筑等方面的腐败对民主、公平、正义和全球利益都造成了很大损害。”他说。

  世行的《报告》到今年已经是十年内的第七版,成为全球决策者和民间团体衡量政府施政水平的一个重要依据。

   世界银行六项施政状况指标定义

  发言权与问责:一个公民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选择政府,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媒体自由。

  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政府因为违宪或暴力手段(包括恐怖行为)而丧失稳定的可能性。

  政府效能:公共服务的质量、政府服务的能力及其相对于政治压力的独立性;政策制定行为的质量。

  监管质量:政府提供稳健的政策和监管制度,借以创造条件促进私营部门发展的能力。

  法治:社会成员对社会规则的信心大小和遵循程度,包括契约执行、财产权、警察和法庭的质量,发生犯罪和暴力的可能性。

  腐败控制:利用公权牟取私利的程度,包括轻微和严重的腐败行为,精英和私人利益集团“把持”国家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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