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左统前辈：台独运动最早是地主阶级发起

　　陈明忠：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

    吕正惠 陈宜中

　　陈明忠先生，1929年出生于高雄冈山一个大地主家庭。日据末期，考上高雄中学，因在学期间备受日本同学欺凌，才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开始“抗日”。毕业后服役，被迫构筑工事，因脱逃，曾遭关押。光复后，就读台中农学院(中兴大学前身)。“二二八”事变期间，加入起义队伍，并参加谢雪红二七部队的敢死队，在埔里的乌栏桥战役中最后一人离开战场。

　　1950年白色恐怖期间被捕，判刑10年。1960年出狱后，因其优异的化学知识，曾到制药厂工作，后升任厂长。1976年再度被捕，被控接受中国共产党命令，在台阴谋叛乱。狱中备受酷刑，坚不屈服。经海外保钓学生及其它特赦组织大力营救，终由死刑改判为15年徒刑，1987年保外就医。陈先生与林书扬先生(被关34年7个月)，为目前台湾“左统派”(左派+统派)中最受尊敬的两位前辈。

　　国民党来台接收大失民心之后，台湾的反国民党力量主要是向左转，支持当时处于内战中的共产党。50年代的白色恐怖统治，目标就是要清除岛内这一反抗力量。这些左派，大约1/3被枪毙，2/3被关押，主要的精英很少幸存。被关押的左派，出狱以后成为被遗忘的一群，生活在茫茫黑夜之中，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成了问题。1987年陈先生第二次出狱之后，他们组织了“台湾政治受难者互助会”，然而其时台独势力业已成形，他们无法再有影响力。后来，他们组织了“中国统一联盟”(联合一些非左翼的民族主义者)及“劳动党”，也很少产生作用。

　　这批老左派的难题之一是，他们很难流畅地表达自己的看法。除了必须努力了解他们在狱中时外面所发生的变化之外，他们的语言表达也大有困难。他们大半接受日语教育，在年富力强有机会全力学习中文时，却关在狱中至少10年，丧失了最好的学习机会。他们最知名的代表，林书扬先生和陈明忠先生，可以讲国语、写中文，但他们的国语发音跟中文风格都和一般人有差距。长期以来，很少人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也有强烈的无力感。

　　下面的访谈是50年代反国民党左派一次非常完整的观点表达，涉及台湾、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的许多重要议题，充分表达了像陈先生这种老一辈左统派革命者的观点，可供其它人参照、思考、讨论，应该说有其深远的价值。

　　“二二八”不是台湾人的悲情

　　问：陈先生，您的经历非常特殊，我们今天的访谈，事先没有设定一个问题表，您想怎么谈就怎么谈，请从您最想说的谈起。

　　陈明忠(以下简称“陈”)：我想先谈“台湾人的悲情”。民进党说，“二二八”是台湾人的悲情。这根本不对。以我的经验，台湾人民在日本的统治下，没有任何尊严可言，这才是真正的“台湾人的悲情”。我因此知道自己是“清国奴”，是中国人，才开始起来反抗，我的一生从此就改变了。

　　日据时代，台湾人是二等国民。我的思想改变是从高雄中学开始，当时我们一班50个人，只有10个台湾人，其它都是日本人。我经常被骂是“清国奴”，动不动就被打，我搞不清楚为什么。后来，我才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对我冲击很大的事情是，有一次我和一个日本同学打架，事后来了十几个日本人打我一个，最后跟我讲一句话：“你可以和内地人(按：日本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赢。”不是说一视同仁吗？我一直以为我是日本人，但台湾人和日本人打架却不可以打赢，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的脑筋开始产生混淆，两三年以后才知道原来我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思想才整个转变过来。

　　在日据时代作为台湾人，真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我们是二等公民，甚至是三等公民(因为还有琉球人)。我家是大地主家庭，我每天有牛奶喝，但因为在日本人面前没有尊严，才知道尊严最重要。我家的佃农在我面前也没有尊严，就像我在日本人面前一样，所以，我开始反抗日本人的统治，也开始转向社会主义。所有的台湾人，在日本人面前都没有尊严，那我们台湾人是什么东西呢？难道这不是“台湾人的悲情”吗？

　　问：那您怎么看待“二二八”？

　　陈：“二二八”是反抗国民党的恶劣统治。“造反有理”，这是人民的哲学。二二八是反抗，不是悲情。

　　问：您反抗日本人，又反抗国民党政府，这有什么不同？

　　陈：当然不一样。日本人是外国人，他们瞧不起所有中国人(包括台湾人)；国民党是中国人的政府，它是一个不好的政府，我们是反抗一个我们自己的不好的政府。当时从大陆来的人，好坏都有。台中农学院的外省老师，包括院长(就是校长)，学问好，思想开明，我就很尊敬。我不但不反对他们，还保护他们。

　　当时，我们根本不觉得“二二八”是省籍冲突。我们要反抗的就是贪官污吏。但是，贪污的人都躲起来了，倒霉的却是一般的外省人；有些外省人挨揍，还有些被打死了。不过，“二二八”的性质并不是省籍冲突，而是反抗国民党暴政，是政权跟人民之间的冲突。

　　关于“二二八”，民进党一直在制造一种印象，让人觉得，“二二八”时国民党在台湾进行大屠杀。依我的了解，“二二八”死的人，大约在1000上下。1950年我被捕时，在狱中跟台湾各地的难友聊天，了解各地的状况，据我当时估计，大概就是这个数目。后来，民进党成立了“二二八”赔偿委员会，列了一大笔经费，到现在钱都还没领完。据我探听，因死亡或行踪不明而领赔偿费的不超过1000人，而且其中有一些还是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领的。民进党完全不公布这个消息，还继续炒作，实在很不应该。

　　白色恐怖是国民党镇压人民，不分省籍

　　问：有些台独派说，“二二八”是台独运动的起源，您不同意吧？

　　陈：好多人(尤其是台独派)说，“二二八”是台独运动的起源。这个说法我不同意。

　　光复以后，台湾人热情欢迎祖国军队的到来，可见他们对日本的统治有多反感。后来看到祖国的政府这么糟，才开始想，要怎么办？然后大家才了解到，原来我们的祖国有两个：一个是共产党的红色祖国；一个是国民党的白色祖国。既然压迫我们的是国民党，是白色祖国，于是年轻人就开始向左转，向共产党那边靠拢。当然，当中有些人像我，在日据时代本来就已有社会主义思想；但是，也有些人是因为反对国民党的暴政，才转向共产党的。所以，当时在共产党里面有这两种成分，一种是日据时代就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还有一种是“二二八”以后对国民党不满才向左转的。在第二种里面，有些人日后因为反国民党而变成台独，李登辉就是一个典型；不过在当时，即使是第二种人，也是向左转的，而不是主张台独。

　　根据后来警备总部的资料，“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党员只有72个人；但到了50年代白色恐怖全部抓完之后，共产党员统计有1300多人。从这个对比，你可以看出“二二八”以后年轻人向左转的大趋势。

　　问：您对白色恐怖有什么看法？

　　陈：国共内战国民党失败，撤退来台湾。当时我们认为，“解放台湾”是迟早的事，但没想到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竟然侵犯中国主权，开入台湾海峡。有了美国保护，国民党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就开始大量逮捕、屠杀反对他的人，特别是潜伏的共产党地下党员。

　　我要特别强调，白色恐怖，是国民党对于人民的恐怖统治。凡是被认为有可能反对国民党的人，不分省籍，也不管有没有证据，就一律逮捕。我被捕以前，大概是1950年的5、6月间，报纸报道地下党领导人蔡孝干投降的消息，他呼吁所有地下党员出来自清。当时蔡孝干所供出的共产党员共有900多个，主要是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系统，加上别的系统(包括搞情报工作的)。受难的共产党员共约1300人左右。可问题是，按照谢聪敏引用“立法院”的资料，整个白色恐怖时期因涉及匪谍案件被捕的人数就有14~15万人，可见其中大多数人是被冤枉的。

　　另外，根据台大社会系范云的估计，在14~15万受难人当中，约有40%是外省人。当时外省人占台湾总人口数也还不到15%，由此可见，外省人受害比率非常高。所以说，白色恐怖不仅是本省人的悲情，更是外省人的悲情。所谓“台湾人的悲情”来自于“外来政权”的统治这种泛绿阵营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正确地说，白色恐怖应该是“白色统治阶级对所有被统治阶级的恐怖行为”，是国民党对所有台湾人民(包括外省人)的恐怖统治，与族群矛盾没有关系。

　　政治态度向左转

　　问：陈先生，您愿不愿意谈谈，“二二八”以后您政治态度的改变？

　　陈：“二二八”前后，我对国民党这个政权已经彻底失望。但当时我听说，大陆还有一个共产党，是主张革命的。后来，我就知道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毛泽东说，中国是处在半封建、半殖民的阶段。一方面，我们受制于封建传统，譬如，中国还有很多大地主，许许多多的佃农整年劳动，却一直处在饥饿边缘。另一方面，我们又受帝国主义侵略，备受外国人欺凌，毫无民族尊严，譬如，台湾的中国人就一直受到日本人的欺压。毛泽东认为，既然中国的农人、工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这四种阶级的人，占了中国绝大部分人口，这些人应该联合起来，一方面打倒封建的大地主阶级，另一方面打倒受到外国收买的买办阶级，这样中国才有前途。我突然了解，国民党政权就是封建大地主和买办阶级的总代表；他们只占中国人的极小部分，却仗恃着美帝国主义的支持，肆意欺压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包括台湾人)。这样，我就了解国民党为什么会以这种恶劣的手段接收台湾；同时也了解到“二二八”的反抗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不认识整个中国的状况。这样，我就转向了“新民主革命”。

　　“二二八”之后，很多台湾青年都有这种觉悟。譬如，我高雄中学的学长钟和鸣，毕业后考上台大，后来放弃不读，和一群朋友偷渡到大陆，去参加国民党的抗战。光复后回到台湾，当基隆中学校长。“二二八”之后，他也是因为觉悟到，要救中国只有参加革命，所以他加入地下党，不幸被捕。那时候还没戒严，被判感化，但他不服感化，结果被国民党枪毙。

　　我还要再讲一点。“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民进党竟不以为耻；承认美国的治外法权，国民党也不以为耻。他们都是一样的，不必“龟笑鳖无尾”，一样都是美国的奴才。台湾哪里有光复？以前是日本的殖民地，现在是美国的殖民地。

　　你们知道吗？台湾戒严时期的政治犯里面，台独政治犯是不判死刑的，因为美国不准国民党把他们判死刑。最有名的是云林县的苏东启，他想要去军援仓库抢武器，先和高玉树商量，但高玉树知道不会成功，就去密告；所以苏东启一去抢就被抓起来，可是没有枪毙，判了无期徒刑。台独派只有一个被枪毙，但那是例外，其它的台独派都没有被枪毙。

　　那个时候，台独派都是台湾人，而国民党不杀台独派。如果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敌人是台湾人或本省人，怎么会不杀呢？国民党抓台湾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从来没手软过，杀他们也毫不犹疑，这证明了什么呢？难道这也叫省籍矛盾？

　　再说一句，90年代台独派势力最大的时候，民进党批起左统派(不论省籍)毫不留情，国民党批左统派也是如此。在这里，他们是内部矛盾，左统派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因为，民进党和国民党都是美国的奴才，他们都没有中国立场。台湾表面上光复了，但实际上是美国的殖民地；这是战后台湾人最大的悲情，就像战前台湾人最大的悲情，是被日本人统治一样。我这一辈子在台湾，还没有当过真正的中国人，这是我最大的悲哀。

　　台独运动是地主阶级后代搞出来的

　　问：国民党政权毕竟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当年老蒋几乎完全用他带过来的外省菁英统治台湾，所以还是种下了省籍冲突的祸因，以至于台独派日后不断炒作族群。您能不能进一步对台独运动做更细部的分析？

　　陈：刚刚说到，“二二八”一直被讲成是台独运动形成的原因，我认为时间不对。“二二八”是1947年的事情，开始有台独政治犯却是在1960年左右；在那以前，只有廖文毅等几个人是台独政治犯，其它通通是红帽子。王育德在日本成立台湾青年会是1960年，美国台独联盟的成立是1970年，和“二二八”相距太远了。“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的年轻人是向左转，而不是转向台独。

　　台独的概念是从土地改革才开始。当然，土地改革是应该的，但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看法就不一样。我自己家里是地主，有好多亲戚也都是地主；他们的感觉是：国民党在大陆根本不做“耕者有其田”，来台湾才向台湾人下手，是要把台湾地主的势力消灭掉。

　　同时，土地征收的价钱也差很多。台湾是两期稻作，中间种杂粮，但是征收土地的计算方式是以两期的稻米收成来计价，中间的杂作不算。国民党一方面用战争末期的粮食价格作为计价标准，让土地变得很便宜；另一方面又把市面上只值一两元的四大公司(台泥、台湾农林、台矿、台肥)股票，高估为10元来作补偿。这一来一去，原本20元的东西变成1元，所以很多人不满意。

　　地主不满意，可是没有办法。因为白色恐怖，反对的话就会被抓起来，所以什么都不敢讲。但是因为他们家世好，早期到日本、美国的留学生都是他们的子弟。在海外台独人士当中，台南一中和嘉义中学的校友比较多；一半以上的台独干部，都是这两个学校的毕业生。因为最好的土地都在嘉南平原，嘉南地主的子弟就变成了海外台独的主力。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林献堂。在日据时代，他领导台湾文化协会反抗殖民统治；他曾经因为去大陆访问时说了一句“我终于回到祖国”，回来后被日本流氓当众打耳光羞辱。这么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一旦阶级利益受到伤害，便放弃了民族意识。土地改革后，林献堂跑到日本去，还曾支持邱永汉搞台独。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有县市长选举以来，第一个党外的县长是台南市的叶廷珪，因为台南是地主窝。

　　还有，地主阶级一方面因为“耕者有其田”拿到四大公司的股票，又经营中小企业发达起来，于是渐渐形成势力。台湾内部的中小企业家，和在美国的台独组织，这两股力量一合流，台独就发展了起来。所以，台独运动事实上是台湾土地改革的结果，是地主阶级的运动。这是我个人长期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我第一个讲的。可惜我以前收集的数据都散失了，但这个题目可以好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