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包产到户一锤定音

　　初回农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劝，要杜润生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但另外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间问题。这让杜润生坚信，这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农村工作中不可回避的争议所在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上海

　　再过一个月，就是杜润生老先生的95岁生日了。在他的90岁生日那天，同事朋友们为他组织了一个庆祝会，老爷子发言，开口就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活90岁。”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老年精神生活的总结和理想，可惜夫子没有活到更久，没能道出一个9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怎样的情怀和思考。

　　杜老先生90岁之后念念不忘几件事。

　　“我现在脑子里面有两个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农村人口的转移，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现在我把这个愿望移交给诸位，希望在15年内解决这个问题。”

　　连毛主席的话都敢怀疑

　　1950年初，中共决定召开全会讨论土地改革，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年方37岁，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的杜润生被两次召到中南海。这是杜润生解放后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多年后杜润生反思土改，他说，在土改中消灭富农的政策需要重新评估，“我们应承认，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依法执行，留下了不利影响。中国经历了长期的皇权统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老家山西太谷的杜润生本人就出生在破产的富农之家。

　　杜润生在土改中的表现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1953年，杜润生上调北京，担任刚刚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职。邓子恢任部长。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成立农工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推行后来的农业合作化。

　　然而在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和杜润生都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他们主张不要太着急。杜润生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即使贫农有生产上的困难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私有权拱手相让。而当时毛泽东的想法是先改变所有制再发展生产。

　　农工部不断强调在中南局土改以后给农民提出的“四大自由”——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毛泽东批评这一提法，“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

　　毛泽东对农村的改造思路依据是资本主义前期的工厂手工业过程，即从个体手工业变成手工工场。但杜润生私下认为工业和农业不一样，土地是分散的，不可能把大家聚到一块土地上。

　　杜润生将自己的想法透露给时任农工部副部长的陈伯达，陈伯达非常不悦，他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他认为杜润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不尊重马克思。“我给他(陈伯达)留下一个很不谦逊的印象。那时我刚从下边上来，比较愣，连毛主席的话都敢怀疑。”

　　1953年由于粮食出现严重短缺，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决策：统购统销。这一政策伴随着合作化运动，彻底瓦解了农村的商业网络。随后的两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工部“像一个小脚女人走路”，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在之后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被迫分别做出检讨——邓小平曾转述毛泽东当时的原话：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靠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

　　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一年时间，中国农村就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从1953年起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时间就完成了。而邓子恢和杜润生却因言获罪，几年以后，中央以农工部“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彻底撤消了这个部。

　　发愁粮食吃不完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被解除职务的杜润生本来要被放到基层，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惜才，将其留下。1956年杜润生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工作，直至“文革”开始被下放“五七”干校。

　　虽然在科学院岗位上度过了20载光阴，但杜润生“对农村问题总是念念不忘，一面自我检查，一面作为旁观者，不断反思，向历史实践寻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

　　与政治上陷入低谷的杜润生相比，当时的社会生活呈现出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小社并大社、全民办工业等运动之后，又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首先是一个生产大发展运动，组织一支农业生产大军，发展生产力。在合作化运动中，毛主席曾几次说，合作化后，“15年超英，30年赶美。英国是地球上的富裕中农，美国是地主富农”。

　　杜润生记述说，“大跃进”时期，一次毛泽东问科学家钱学森：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食？钱学森从纯科学道理上讲，如果把植物所接受的太阳能都转化为粮食，一亩地产4万斤粮食是可能的。毛泽东相信了亩产万斤的“卫星”，于是，包括杜在内的负责农业的领导都被找了去，中央开始研究粮食多了怎么消化的问题。

　　“得出的结论是，只要亩产达到1万斤，中国无论是吃、是用，还是酿酒，任何办法都无法有效处理那么多粮食。”最后还是毛主席一锤定音，“三三制”！即只用耕地的1/3种植农作物，1/3休闲和种植绿肥，1/3种树种草。

　　杜润生回忆录中写道：那时在北戴河的人们，白天游泳，晚上跳舞，一派乐观气氛。

　　同样负责农口工作的廖鲁言说：现在情况是科学家跟不上农民，农民远远走在他们前头了。而杜润生则将其山西太谷老家的农民请到北京来了解情况。农民说：现在上报统计都是假的，用的是移植法，几十亩地的红薯都移到一亩地里。

　　为此，杜润生自己专门到天津郊区考察，“地里每一行都是拉着电线用电灯照明，庄稼密植度大得进不去人，一看就是假的。”

　　“文革”初始，有过被“大炮轰”经历的杜润生成了科学院党组中第一个被打倒的人物。再现政坛，已经是十多年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66岁的杜润生重回农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