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社会”的象征意义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开/广东东莞报道

　　这座在中国乡村知名度最高的城市,20多年来一直为无数的农村青年提供着看似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

　　东莞塘厦镇东兴大道的两旁,一条街上都是振兴围村的出租楼房。

　　这是一个典型的东莞式村庄,村民们在自家宅基地上把房子盖到六七层高,再分割成鸽子笼般的单元,廉价租给来东莞谋生的人群。楼与楼之间建得很紧凑,很多楼阁墙面张贴着“对外出租”的告示。

　　湖南人曾远忠(化名)是这一带的二手房东,他手里有38套单间,这让他每个月能有近2000元的收入。

　　不过最近,曾远忠郁闷不已,往年天天有人打问房子的情景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了。这两个月以来,曾远忠那些每月130～150元的单间,只见搬出的,不见入住的,剩余的4套单间已经鲜有人问津了。

　　“人见少了!”虽然远离工业区,但曾远忠还是清楚地感觉到了变化。

　　“减人”的城市

　　密密麻麻的大巴、中巴、小巴川流不息,不断地吞吐着操各种方言的青年男女,这些长途汽车不仅来自东莞市的28个镇,也来自国内许多省份……东莞每一个长途汽车站,都是这样一幅纷乱景象。这座在中国乡村知名度最高的城市,20多年来一直为无数的农村青年提供着看似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

　　5月9日中午,东莞塘厦镇林村新太阳工业城,各工厂之间的道路上到处可见三五成群的工人。18岁的李辉和20岁的张兵都来自河南,他们在东莞已经换了几家工厂了,到元帮电子厂打工只有几个月时间。同样消瘦的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拿着1000多元的月薪。他们的工友大都来自河南、四川、云南、广西等地。

　　工人需要工厂,工厂也需要工人,林村新太阳工业城的工厂,天天都在招工,工人的平均工资也涨到了每月1200元左右。

　　据相关资料统计,面积2465平方公里的东莞,目前生活着800万民工。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移民,大部分都不能获得户口成为本地人。20多年来,东莞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县平地而起,成为“世界制造工厂”。而这些民工仍被隔离在本土社会之外,他们更像游离者,在东莞的工厂里工作几年之后,再脱离而去,就像他们不曾来过。

　　但从今年开始,民工从东莞“脱离而去”的速度,将越来越快。

　　5月27日,东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参照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改革出租屋征收税费的相关政策,把税费多少与租住人员多少捆绑起来,以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的经济手段推动新莞人回乡创业。

　　东莞能容纳多少人口?这个凯恩斯式的宏大问题,正在成为东莞最热门的话题。一位东莞市委人员说,今年以来的东莞全市大会小会上都提到“减少人口”一事。

　　4月3日召开的东莞市领导干部大会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志庚要求各部门、各镇一定要做好统计,精确计算具体要转走多少人,转走多少企业。而副市长梁国英透露,“目前,东莞600万人最合适”,这意味着东莞人口将削减一半,也就是说,东莞两个人中就要走掉一个。

　　东莞市要“转移低素质人口”的决策早已做出。政府官员、专家多次在不同场合作出同样的表示:东莞已难以承受人口之重。环境、资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等现有条件已容纳不了千万人口。

　　其实,人口的极度膨胀并不是东莞一地的苦恼,整个广东都面临着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巨大人口压力。到2007年,广东省常住人口达9449万,仅次于河南位列全国第二,而实际管理人口的数量更跃居全国第一。这样的人口基数,使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等社会资源已经无力承载。在东莞,大量的生活垃圾甚至让生态环境陷入崩溃边缘。一直以来,廉价劳动力作为东莞模式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居然越来越成为东莞的“负担”。

　　不过,东莞是一个制造业基地,放眼东莞的工业流水线,大都是来自内地的、年轻、有初级文化水平、没有家庭负担的打工者。撵走了这些人,如何保住东莞的能量?东莞,究竟是200万人的城市,还是1200万人口的城市?似乎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东莞减人”的消息一出,就引来争议。

　　谁是“食利者”

　　走进东莞塘厦镇诸佛岭村,你会看到一排排的别墅群,风格统一,规划得整整齐齐。按照东莞的市场价格,这些别墅每栋在200万到300万之间。而他们的主人,正是诸佛岭村的村民,这些别墅群落是他们的农民新村。

　　诸佛岭村在塘厦镇不是富得拔尖的村子,但也能够算得上相当富裕了。跟东莞各镇村的情况一样,诸佛岭村的村民收入主要来自于物业租赁和村(社区)集体分红。而据报道,东莞市富裕的村子每年每人可分到10万左右。

　　没有人怀疑,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东莞民间积累了庞大的财富。据银行界人士表示 ,2006年底东莞市银行存款总额为3400亿元,其中至少1000亿是个人存款。如果加上东莞居民投资在房地产、股票上的资产,东莞民间财富的总量有数千亿之巨。

　　这些就是“东莞模式”留给本地人民的第一桶金。而东莞百余万户籍村民,也正因此被称为“食利者阶层”。

　　许多人认为,农民变成“食利阶层”,房屋可以继承,“股份”也按人头给,一些富裕地区的下一代一出生就含着“金匙”,一些学者则指责,东莞人是种房子的,租出去赚了钱之后,种更多的房子。

　　有了第一桶金的东莞村民,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不思进取”。除了种房子,东莞居民能够介入的产业,最初始的是生活服务业,比如开发廊,开食店。直至90年代开始,他们进入酒店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

　　“食利者”也并不都是富裕的。贫富差距在他们中间一样存在。

　　塘厦镇蛟乙塘村居民赵叠寿就是“食利者”中的异类。赵叠寿的家是两间破败的瓦房,屋内低矮狭窄,住着一家三口。这跟同为塘厦镇的诸佛岭村的别墅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在其屋后,有6间更为破败和潮湿的简易砖房,据说是用来出租的,房租每月80元,但已经很久没能租出去了。

　　由于蛟乙塘村的开发程度比较落后,去年村里分红每人只有2300元。而村里提供的两个扫大街的名额,赵叠寿的老婆抽签也没能抽中。迫于无奈,她在门前已经卖出去的土地上,开了几分菜地,自己种菜卖菜,每天能有20多元的收入。

　　赵叠寿原本是个“搭客仔”,每月开摩的能赚三五千元。东莞禁摩,赵叠寿又没能当上村里的联防队员。由于没有劳动技能,去工厂做工每月工资也只有六七百元。他宁愿闲在家里。

　　“食利者”阶层的优越性没有发生在赵叠寿的身上,他似乎是东莞20多年飞速发展过程中遗忘了的人。当然,被遗忘的不止赵叠寿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