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步改革：农业企业化

　　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农民与企业因农产品买卖关系不断出现问题，出现了因市场价格变动，企业或农民不按原合同价格履约，甚至毁约等情形。因为农业产业化的利润分配还是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的，遇有市场波动，很容易出现矛盾。这时，从生产关系层面孕育并出现了第三步改革：农业企业化。在90年代末的淄博临淄等地，出现了土地入股、农民合伙、龙头企业租赁农民土地搞种植养殖等情形。这时伴随城市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的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开始步入低谷。不少农民企业家把乡镇企业挣的钱转手投资农业生产，有的大面积承包荒滩，承包荒山，农业企业化就是这样萌发的。所谓农业企业化，就是按照现代企业的理念和机制来改造传统农业，把各种要素按企业要求重新优化组合，这就能解决农民与企业之间的矛盾，提升农业效益。今后的趋势是，推进农业企业化，升级农业产业化。

　　记者：国家针对农村的改革和开放，制定了哪些具体重大的政策变革？为什么要制定这些方针政策？这些政策起到了什么作用？

　　高焕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以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政策好不好、适用不适用要看它能否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要求。从上层建筑这个层面看，国家实行的涉农的若干重大政策调整，确实起到了促进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因为适应了农民的要求，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第一步，从1979年起，国家将农产品收购价格提升30%，农产品的大幅涨价，使农民得到了实惠，从而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使生产发展了，农民收入增加了。

　　当农村改革逐步推进的时候，城市中的改革却步伐很小，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农村经济的活跃程度超过了城市。此时的市场极度饥渴，各种商品非常短缺，几乎生产什么都能赚钱，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一层面的改革迈出了第二步，1983年，中央号召鼓励农民发展乡镇企业，此后，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萌发成长。山东的乡镇企业有了发展，胶东地区走在前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乡镇企业为市场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改变，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占到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同时，乡镇企业的崛起也培养了一批农民企业家。伴随着乡镇企业的悄然兴起，农村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空前涌动，人口素质得到了提高，农村社会阶层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本世纪以来，中央对三农问题非常关注，到2000年以后，这方面的改革迈出了第三步，国家相继推进了农村的税费改革，取消了“三提五统”。减免农业税，“农民种地再不用交税了”，中央政府郑重宣布全国农民从此免交农业税，这是中国自有阶级社会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当然，不排除这种情形在历史上短期局部也偶尔出现过)，这是历史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改革。

　　记者：30年来，农村的改革和开放使得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缩小城乡差别上，产生了哪些变革？起到了什么作用？

　　高焕喜：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一个均衡的发展，有地区差别、城乡差别、产业差别，归根结底还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因此，农村的改革必须解决城乡差别问题，协调城乡关系。从社会关系、城乡关系的层面看，这方面的改革也走了三步。

　　第一步，允许农民进城进行自由贸易。在改革开放以前，社会管理很严，市场自由交易也是不允许的，不允许农民到城里自由买卖农产品。放开城市市场，允许农民进城贸易，既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又活跃了城市市场，这是城乡进行交流和互动的开始。

　　第二步，到了1984年左右，随着乡镇企业的繁荣，国家进一步放松人口的流动，允许农民进城务工，进一步冲破了分割城乡的就业樊篱。在这之前，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人口的就业流动很难，农村人要“跳出农门”进城，只有上学、参军、招工三条路可走，而能够真正实现进城梦想的农民少之又少。给予农民在城里的就业“打工”权之后，农民真正有了通过自身的工作而改变命运的权利。这时，一个叫“民工潮”的新词汇开始出现，这股人潮的涌动深刻地改变了城市，也深刻地改变了农村。过去农民进城做工连想都不敢想，现在农民工和城里人虽然还不能完全平等，但毕竟使农民有了更多机会。

　　党的十六大以来，这一层面的改革走到了第三个阶段，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融入了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五个统筹”、“新农村建设”都是这种“统筹城乡”思路的体现。目前有不少城市已经取消了城乡户口的差别，而户籍制度是城乡分割的根本的制度约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取消城乡户籍制度差别将是历史的趋势。在社会保障、就业教育等政策上，国家正在将农村居民统一纳入、统筹考虑，以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别。

　　因此，农村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三个层面看都分别走了三步，这三个层面及三个层面中的三步是互相交叉交融、互相依存依托、又相互促进、促动的，这三个层面的改革共同构成了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