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满语消亡速度加剧 专家称百年内可能消失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30日16:20 广西新闻网 (来源:新世纪周刊)

  满语:未来百年的存亡

    在满族人几乎完全忘记了这一本民族文化传承工具时,3万多锡伯族人把原本属于满族的语言和文字保留了下来。但是这3万余人处于一种时空高度压缩、不再天高地远的开放年代,由于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经济快速启动时期特有的社会影响,使得作为“满语活化石”的锡伯语也已出现了明显的消亡征兆。为此,国内外学人极为关注其命运。

  满语拯救者

  -本刊记者/杨东晓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200余万件满文档案,整理编目工作几代人也做不完

  吴元丰每天早上7:15从他马甸桥附近的家出发,7:40左右到达位于故宫西华门内侧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他的办公室。办公室上有枚铜牌:满文部。

  每天8点之前的这段时间,满文部主任吴元丰都用来查收和回复信件,考虑布置部门一天的工作。除了翻译整理并研究清朝留下的200余万件满文档案,他的部门也承担着接待满文档案方面的利用者和满文文史专业大学实习生的工作。吴元丰本人还就定向培养满语文人才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过报告,并在中央民族大学办过一个“满文文史”班。

  200余万件满文历史档案急待开启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1000多万件明清两代的历史档案中,满文档案有200多万件,对于这么庞大数字的历史档案,吴元丰说这要几代人才能整理编目完,翻译成汉文就更不用说了,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他们这一代人,每天即使只是打开卷宗,到退休也无法全部展开。

  出生于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的吴元丰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二代满文档案专业人才,19岁那年,他被招进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满文干部培训班学习。

  那是1975年,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和一个偶然的机会,决定了他此生从事的事业。

  此前的1972年,中美坚冰被打破,美国总统尼克松飞越大洋来到北京与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双手相握。这一年,病中的周恩来陪同第一位来华的美国总统游览了故宫。

  看到故宫各殿上用满汉两种文字题写的匾额,尼克松问周恩来中国有人研究满文吗?周恩来总理回答有,当时陪同总理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也回答有。周恩来确实知道中国有人研究满文及其档案,因为他在60年代初亲自批准过这样一个满文班,故宫里可能留有一两位毕业生,但他此时可能并不知道这批人在哪里。

  1972年的冬天,这批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满文专业人才,有的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有的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而此时还有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由于中苏即将进行谈判,中国急需满文人才翻译研究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1 689年9月7日)中俄之间缔结的第一个条约《尼布楚条约》以及当时的各种文件。这一条约由清政府全权使臣索额图和沙俄全权使臣戈洛文签订于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使用的文字是满文和俄文。

  于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第二个满文班开始筹备,周健人打的报告,并且请示过毛泽东主席。于是第一届满文班的老师和第一届满文班毕业出来的学生,陆续从牛棚和他们下放之地回到故宫。

  这个班之所以设在故宫而非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就是因为当时各大学正在半工半读。而封闭在故宫的学生可以一心读书。

  来自察布查尔的师生

  对于察布查尔县第一中学高三学生吴元丰来说,这个机遇之于他真是太偶然了。一个来自北京的学术机构到这个以满语为生活用语的锡伯族自治县招生。满文班招考的条件第一条就是家庭出身要好,当然还包括学习好、家里子女多等。招考者心里明白,名额中的6名高中生考取后,就不可能再回到察县工作,也不可能为家里尽什么责任了。他们一生都要在内地、在一个看似枯燥封闭,但却通往无限深厚的历史隧道里与满文打交道。

  学习好、兄弟姊妹多,吴元丰都占了,但是他的家庭成分比贫下中农高一点,然而非常偶然的是,有位被挑选参加招考的男同学,他的家里不舍得让孩子跑得那么远,所以吴元丰就考取这个名额。与他一同考入故宫满文班的还有5位同学,一共3男3女6位高三学生从此走上一条与满文、清史和满族史打交道的生涯。

  吴元丰的夫人郭美兰是同期考入的3位女生之一。

  “刚来的时候不懂文字,但语言一听就懂,我用了两个月就学会了文字”,吴元丰回忆自己接触满文的过程。

  除了6位自幼说满语的察县锡伯族学生外,1975年的这个班还招收了15位北京和东北的学生,他们中间有满族也有汉族,但是都没有满语基础。21位同学没有寒署假地学到了1978年从这届“满文干部培训班”毕业。

  到了2000年,又一批学生考入了为翻译研究满文资料而定向培养的满文班,这次他们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有两位来自察布查尔县自幼说满语的学生考入这个班级。顾松洁是其中一位女生。

  25岁的顾松洁2007年刚刚研究生毕业,她的研究生方向是满族史,目前在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古籍研究所工作。她来北京学习满文比吴元丰晚了25年,这个特殊需要的班级中间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时间跨度,是因为1987年曾经招考过一期,但是在下海的大潮中,这个班的学生几乎全被巨大的潮汐裹携而去,只剩下几位甘愿在这个清苦而寂寞的领域坚持下去。“所以,我们班就成了实际意义上的第三届”,顾松洁说。

  “西北的孩子们,能在北京学习都知道珍惜知足,大城市的孩子谁愿意吃这个苦?这么清贫的学术研究单位,没几个人能长期干下去,我教过七八个学生,学了几年最后还是离开了这个专业,培养了不一定能搞成,还是要尽量培养他,实在搞不了,就让他走,但他毕竟学会一些民族文化。”吴元丰对于满文专业人才的流失痛惜而无可奈何。

  “我们的屈六生老师是教过吴老师的,王小虹老师是吴老师的同班同学”,顾松洁向《新世纪周刊》提到的这两位老师,分别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和第二批满文专业人才。1961年那个解放后第一届的班由周恩来特批在民大(当时的民族学院)开办,当时安双成、关孝廉、扎英梅三位老师都是从锡伯族调来的。这个第一届的班招了3名锡伯族学生,也有满族和汉族。他们在文革后归队,为中国满文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届学生1965年毕业后,有两位老师和两位学生留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一、二届满文班的师生成为新中国满文教学、研究的最基本的力量。在一档馆满文部19位工作人员中,包含汉满蒙回锡伯等几个民族,其中锡伯族5名、满族4名。

  传承锡伯族

  察布查尔县成立于1954年,现在这个15.9万人口的多民族自治县中还有2万多锡伯族人口。

  在这个多民族区域,多年来人们的日常用语是本民族语,哈萨克族说哈萨克语、维吾尔族讲维语、俄罗斯族用俄语,锡伯族使用的语言是他们在1764年从东北盛京(今沈阳)带来的满语。

  察布查尔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是锡伯族之所以能保存满语的原因之一,北边伊犁河栏着,南边有乌苏山挡着,西边是国界,处在这种封闭的状态下,汉文的优秀文学作品,也在这里被翻译成满文,汉族文化在锡伯族中不仅起到了教化作用,同时也促进锡伯族人学习满文。

  尽管在20世纪40年代末“三区革命”时,锡伯人对满语进行了改革,减去了一个使用频率很低的元音,但是满语与被命名为“锡伯语”的语言,无论在文字上还是语音上,仍然相差无几。

  日本学者在很早的时候就观察到这一现象,现在就读北京语言大学的博士生松永源二郎在日本西京大学读硕士时研究方向是双语教育,松永注意到他的前辈冈本雅享、丸山孝一等在论述双语教学的专著中,专门以中国新疆的察布查尔县作为标本。

  松永源二郎于2004年8月11日来到被他的语言学前辈称为“翻译民族”的锡伯族自治县察布查尔,用社会学的方法在这里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田野调查,调查涉及130人。

  调查中松永源二郎发现,锡伯人不仅普遍掌握锡汉两种以上的语言,少数人能够掌握5到6种语言,它们是汉语、锡伯语(1947年以后,锡伯语被命名)、维语、哈语、俄语和蒙古语。

  顾松洁也提到,她50多岁的父亲就通锡汉维哈4种语言。而通4种语言的人,在50岁左右的锡伯人中比较常见。察布查尔县有8个锡伯族乡镇,她的家在八乡,当地方言是“扎克齐牛录”。

  事实上,锡伯族作为翻译民族的现象古已有之,并且得到了清廷的重视。由于地缘的关系,17世纪时繁衍于嫩江和松花江流域的锡伯人从地域上看,正处在满蒙中间。所以锡伯人同时精通蒙语和满语,这两者都属阿尔泰语系。吴元丰查到了清史档案上的记录,康熙二十八年,跟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时,俄罗斯人懂蒙语,但不懂满语,因此翻译就需要既懂满语又懂蒙语的锡伯人当翻译。康熙三十一年以前,60%~70%的锡伯人使用蒙语。其余一部分使用满语。由于藏传佛教的影响,锡伯族中也有使用藏语的。17世纪开始,锡伯人已经进入双语时代。

  满族在入关后,乾隆发现文化融合不可逆转地削弱了满语的使用后,曾将“国语骑射”当作国策,尽管满语被定为国语,但还是无法挽救满语的式微。北京城内20多万旗人很快就融化在汉语生活以及美妙京剧的汪洋大海之中。

  为了能保持本民族的本质,乾隆不仅制定了这项国策,还要求各级官员巡察“国语骑射”的落实情况。当时乾隆也发现满族人运用自己语言的能力已经很差,而锡伯族人满语说得很好。满族兵士中绝大多数已经不会说满语了,完全接收了汉语。

  东北境内的满族,也在不断地交往中更为习惯地使用汉语。到了21世纪初年,在黑龙江三家子、五家子地区仅有几位70岁以上的老人还会在个别情况下用满语交流。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关纪新一句话概括了满语在东北满族的现状:“老年人还能说,中年人还能听懂,年轻人知道有满语这么回事儿。”

  但是身处西北边陲的察县锡伯族,却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很好地保留了在满族已经失落的语言文化。

  由于这种与生俱来的语言习惯和天赋,新中国成立后每次定向培养满语文人才,国家都会首先想到这一地区和这个民族。尤其在满文传承的教学上,第一批有3位老师是锡伯族人,教材都是他们编的,锡伯族教师安双成还编写了目前最权威的《满汉大字典》和《汉满大字典》等工具书。

  三家子的插曲

  《纽约时报》的记者在读到满语已濒消失的报道后,通过翻译找到了故宫深处的吴元丰。

  吴元丰告诉他事实并不像他所了解的那样,地处西北的新疆伊犁,至今还有大约3万锡伯人在使用满族人带入中原的这种语言,在他们看来,自已民族所用的语言与满语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淘汰了一些不常用的词汇而已,连语音都只是地区间的一点差异。

  这3万人中,有2万多人居住在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

  吴元丰2006年再次回到他多次考察过的三家子,在那里,当地负责人找到了两位年逾七旬的老太太。

  那段时间老太太们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已经反感,人们喜欢拿着手中的东西问她们:报纸叫什么、手机叫什么、茶杯叫什么,她们即便回答了,问的人也听不懂。

  于是两位老太太,相互说了一句:“他懂什么?咱们不说。”这句攻守同盟吴元丰听得真真切切,他用满语告诉老人:“你们说什么我都听懂了,你们的语言我也能说。”老人很吃惊,于是双方开始用满语来沟通,接下来就是他们三人之间的谈笑风生。

  在长时间的满语对话中,本刊记者只听懂一句:“他说得不错,他说快了我就听不太清”,这是一句汉语,一位老太太用汉语告诉当地陪同而来的负责人。

  吴元丰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我说起来很熟练,而她们长时间不用,听起来有些吃力了”。

  满语的主要结构是主宾谓,动词永远在最后,变化最为丰富。但是在东北的满族村落,还偶有一些会说几句满语的人,却是在用满语的发音和汉语的主谓宾结构来组成句子。

  吴元丰告诉《纽约时报》这位记者,你还应该到西北去看看。

  就在满族的故乡东北地区渐渐融入中原文化的19世纪初,在西迁到伊犁的第二代中,有位叫渥克金的孩子,他在1 8岁时成了在册兵士。渥克金像他的前辈一样常年在卡伦(兵站),驻守边防。这种驻防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

  咸丰初年,渥克金被调防到辉番卡伦。他在驻防巡逻的间隙,把当地风情写成家书,用满文记录了一位边防军人的见证:

  “向东眺望,伊犁大河历历在目,唯不见家乡何处;转眸西睹,大漠横阻去路。”

  “虽有淑人相留款待,只因语言不谙,难俅家常,于是,又认镫乘骑,跋山涉水”。

  今天,在东北满族中几乎找不到会说满语的人时,这些经年传抄具有很高历史价值、被称为“辉番卡伦来信”的信札依然是西北锡伯族自如运用满语言和文字的骄傲。 (来源: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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