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一月祭：大灾之后有大治

　　-杨 敏

　　走过五月，不诉离伤。

　　被惊恐、悲恸、震撼、感动一波波挤占心房之后，稍事平复的国人，开始将注意力从对灾难中个体命运的关注，转移到对制度建设层面的考量。

　　不容置疑，在过去的一个月间，政府自上而下强大的动员能力，与民间自下而上慷慨的济难行为，以及整个社会骤然释放的悲悯与善良，令山河破碎的川西挺过了艰难的五月，也让充满悲怆之容的中国赢得了举世尊重。

　　然而，在危机之初，我们来不及清点，到底有多少遗憾被淹没在泪水中，被丢弃在废墟下，被掩埋在孤城的新冢里。伤痛会慢慢消退，对灾难的反思却迟早要来。

　　今天，我们有没有一个震不垮的巨灾防范体系？各项制度供给又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高风险社会的要求？如果我们循着那些零星的遗憾出发，或许可以发现哪些制度补丁可以修复还不够尽善尽美的公共产品。

　　地震震垮了通讯。5月12日14时28分，北川、汶川、理县等7县对外通讯完全中断，瞬间成为信息孤岛。147个小时之后，重灾县的移动通信才全面畅通。危机中的应急通讯系统在哪里？在我们的制度设计中，卫星通讯，这一保障巨灾发生后第一时间传输灾情的系统尚存、机构尚存，但是职能丧失，以至于卫星电话这一救命工具严重短缺。汶川地震悲剧性地证明了天地合一的通讯系统的必要性。

　　地震震塌了交通。“蜀道之难”，成为胼手胝足、翻山越岭奔赴重灾区的救援队伍的喟叹。当水路、陆路全部受阻的时候，本该发挥更大作用的空中交通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着陆场。5月15日，一名网友发帖建议汶川空降七盘沟村山顶(俗称大平头)，被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中心采纳，大批救灾和食品才大量运抵震中地区。如果我们拥有足够的风险防范意识，能在地震频发地区多几个“大平头”，空中交通生命线就能最大程度上赢得时间。

　　地震震痛了水电开发。汶川地震，造成全国水库出险2380座，34处堰塞湖威胁70万人口安全。而就在今天，长江上游正着手建造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雅岩江、锦屏多梯级等巨型水电站，总发电量将是“三峡电站”的8倍以上。无节制的水电开发，在震后能否引起高度警觉？生态、气候、地质等“天变”风险，正时时考验着坚信“人定胜天”的觊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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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问不是苛责，而是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在危机之后的躬身自省。汶川震痛之后，我们才发现，至今还没有一部强有力的法律，能够在危机中支撑起协调统一、分工明确、权责匹配的风险管理体系。令人欣慰的是，在危机中透明性与回应性兼备的政府，已经推动制度建设走向前台。

　　5月22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四次委员长会议，研究修改突发事件应对法、防震减灾法，而作为构筑巨灾防范体系的顶层制度设计，紧急状态法、综合减灾法立法思路也日渐清晰。

　　大灾之后有大治，这是对“多难兴邦”四个字最为贴切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