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恶意营造“街头闹剧”的阴谋

　　一个恶意营造“街头闹剧”的阴谋

　　随后的2008年1月，境外出现了新的“藏独”活动组织。

　　1月1日和1月25日，7个“藏独”组织在印度新德里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所谓《“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倡议书》，并在100多个网站上开始传播，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内藏区渗透。

　　以“藏青会”主席次旺仁增为首的临时筹备小组，负责全面协调及资金筹集。活动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制造舆论、招募人员阶段；二是行动阶段，从3月10日开始，挑起各种事端；三是联动阶段，举行全球性的抗议活动；四是肇事阶段，直接在中国境内尤其是境内藏区以各种手段采取行动。

　　2月15日至17日，“藏青会”等组织联合在达兰萨拉举办培训班，对“运动”负责人进行培训。

　　2月21日至26日，开始招募人员。

　　2月27日，达赖集团“九·十·三运动”向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紧急申请了资金，作为“应对危险时期的资金”。

　　此外，达赖集团还专门对2月前后偷渡出境的300多名藏人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他们冲闯边境关卡或秘密潜入境内做准备。

　　3月10日，101名达赖集团的核心成员正式从达兰萨拉出发，发起了所谓“挺进西藏”运动。同一天，一伙“藏独”分子在希腊点燃了火炬……这恰恰成了“3·14”打砸抢烧事件的前奏。

　　“实际上他们去年年底就在谋划了。”谢刚政告诉《环球》杂志，这个活动包括几个内容：从3月10日开始所谓“挺进西藏”运动，预计一直走到8月初的奥运开幕前夕；鼓动全球藏人在3月10日请假一天，举行抗议游行，暴力冲击中国驻外使领馆，破坏奥运火炬在境外的传递。

　　从这个脉络上来看，布鲁塞尔会议策划的“当官方的奥运火炬抵达目的城市时，着力突出西藏问题”，不仅与“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成了后者的一项内容。

　　“虽然所有的内容都已付诸实施，但是说穿了它就是一场街头闹剧。”谢刚政一针见血地说，“它就是为了吸引世人的视线，恶意制造轰动效应。”

　　一切表象迷惑背后的巨大阴谋

　　在破坏奥运火炬传递的背后，其实还有着更大的计划。

　　4月10日，美国国会研究处发表了该机构亚洲问题专家克里·邓博(邓凯丽)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题为《西藏：问题、前景及美国政策》。报告指出，“运动”提出的“要求”除了一些“藏独”主张外，甚至包括“取消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3月1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在一篇题为《敏感时期的敏感事件》的社论中指出，“藏独”分子之所以选择奥运年，就是想借助这个举世瞩目的时机，突出和放大他们的政治企图。

　　四川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游祥飞认为，“这与80年代以来达赖提出的‘中间道路’有直接的关系。”

　　所谓“中间道路”，取表面之义，常被误解为介于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与达赖集团谋求“西藏独立”之间。但是在一次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达赖的弟弟丹增曲杰却直接解读了其本意：“我们先求自治，然后把中国人赶走。”

　　达赖集团的重要人物嘉乐顿珠对“中间道路”的解释更为具体：“首先在‘中间道路’下实现‘大藏区’自治，再过20年后，在‘大藏区’范围内举行全民公决，决定西藏的前途。第一步先让西藏在‘自治’的名义下半独立；第二步过渡到‘西藏独立’。”

　　游祥飞说，达赖集团的所谓“中间道路”打了一个“中间”概念，给人以极大的迷惑性，而其本质就是要实现“藏独”。谢刚政则指出，达赖现在制造轰动效应，引起国际关注甚至国际干涉，是想以此向中央政府施压。而2008年北京奥运，恰恰被达赖集团视为一个谋求“藏独”的时空平台。

　　“要认识达赖‘流亡政府’的实质，可以看看它的所谓‘宪法’。”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洪记指出，从1960年达赖集团颁布的“流亡西藏宪法”到1991年重新炮制的“流亡藏人宪法”，尽管增加了“和平”、“民主”这样的词汇，但其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谋求在西藏恢复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政教合一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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