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文玩收藏热

　　□ 法眼观察 □

　　有人说中国现在是全民收藏热，文物古玩收藏成了仅次于炒股的又一大“群众运动”。这话或许不假。在这场“运动 ”中，自然会有人大起大落，也有人小打小闹；有人成功，也会有人失败；有人欢喜，也会有人懊恼，总之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其中。

　　(本刊记者)李郁/文

　　“淘宝拣漏”——收藏热遍及南北

　　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每天人山人海。近5万平方米的市场里，4个大棚和周边几百个固定商铺满满当当全是各种各样的工艺品，逛市场的人摩肩接踵。

　　市场管理人员说，每逢节假日这里的客流量达六七万人。

　　“潘家园的人气高，原因就是一个，人们都想在这儿淘到宝，拣到‘漏’。”著名民间瓷器收藏鉴赏家白明说。

　　白明现为一家杂志的副总编辑。他痴迷瓷器收藏20多年，建有个人瓷器博物馆。他说的“拣漏”是收藏界的行话，意为低价买到别人不注意的珍贵文玩。

　　中国收藏年度金榜组委会和《收藏界》杂志社开展了一个“民间国宝评审”活动。活动开展两年多时间，报名参加的收藏者多达4000人。这个活动在宁夏的一次现场鉴宝中，有350多位持宝人前来鉴定宝物。

　　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民间收藏十分活跃，全省现有收藏协会21个，会员多达5000人。2005年，浙江举办了7 0场文物拍卖会，拍品多达4万件。

　　据统计，全国现有文物拍卖公司170多家，年拍卖额达150亿元。

　　收藏界人士估计，全国参与收藏的人数至少有三四千万，有人甚至认为多达7000万。

　　“收藏应该是一种个人爱好，一种兴趣。”国家文物局原顾问、中国文物管理法起草执笔人谢辰生说，“眼下的收藏热，有许多不正常因素掺杂在里面。”

　　谢辰生所说的不正常，主要是指有的人收藏目的不纯，有的以收藏为名搞投机买卖，有的造假骗人，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美国的《财富》杂志在半个世纪前曾断言，艺术品收藏将成为最赚钱的投资产业。在我国，民间也有这样的说法：“ 粮油一分利，百货十分利，珠宝百分利，古玩千分利。”

　　业内人士说，在收藏热中，喜爱艺术、陶冶情操者应是大多数，但冲着古玩的巨大利益、想一夜暴富者也占相当大的比例。不过，近年收藏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那就是逐渐减少盲目，趋于理性。

　　“不冤不乐”——收藏界不打假

　　“大多数人收藏是跟风。”白明说，“其实收藏不应该是大众的事，而是‘小众’的事。”

　　据说，历史上民间收藏有5次高潮，一次是北宋，一次是明代，一次是清乾隆时期，一次是清末民初时期，再就是当前近几年这一次。5次收藏热中，前4次基本上只局限于达官贵人或商贾富豪，只有当前这次参与人数最多，最广泛，几乎包含了社会所有阶层。

　　白明说，收藏艺术品、字画、古玩，需要有深厚的历史、艺术和专门知识支撑，否则就会上当，吃亏。因为就目前市面情况看，真品太少，假的东西太多。

　　白明曾让人蒙过。他花4万多元想买一套明代“太师椅”，却被“忽悠”买了一堆赝品。白明的一个朋友花60多万元买了200件玉器，在白明看来，全是假货。

　　尽管赝品泛滥，收藏界却不兴打假。一般的规矩是，吃亏上当自认倒霉，“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咽”。

　　这里的原因有几个，一是你来淘宝，你认为是宝物，你才买；买完又后悔，说明你眼力不行，“打了眼”，丢人败兴，不能张扬。二是买了假货，他自己却不认为是假，谁说也不信；别人觉得不值钱，他自己却当无价宝。三是收藏的规矩古来就是如此。过去收藏买卖大多是一对一，东西买走，再回来找，人家不认，就像现在银行规定“钱款当面点清，离柜概不负责 ”一样。譬如明末清初北京的古玩“鬼市”，凌晨天色朦胧时交易，买了假货，找谁去？

　　有专家也认为，收藏毕竟是个人爱好，无关国计民生，造假买假，“周瑜打黄盖”，无碍大局。

　　因此，尽管造假卖假盛行，有不少媒体也在呼吁规范文物市场，但只是外行替人着急，收藏界本身打假的呼声并不高。有的人甚至就是要体验在买卖真假古玩过程中的酸甜苦辣，把这些当作一种人生乐趣。

　　白明说，收藏业内有句名言叫作“不冤不乐”。

　　监督鉴定——只是一家之言

　　收藏界不打假，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文物古玩鉴定不易。

　　1986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立，起先只有54位专家学者，后来增加到七八十位，全由国家文物局聘任。这个委员会只负责对国家馆藏和发掘的文物进行鉴定，不承担社会文物鉴定工作。一般省市也都有文物鉴定委员会，也不面向社会服务。还有一些重要海关设有文物鉴定站，专为文物进出境把关，也不面向社会。而社会上其他文物鉴定机构多数是民间自发形成的。

　　前些年，民间鉴定机构比较多，但随着人们收藏逐渐趋于理性，盲目购买古玩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变，到鉴定公司要求鉴定的人大为减少，许多鉴定公司经济上无力支撑，逐渐被淘汰，目前剩下的已不多了。北京市经工商登记的鉴定公司或中心 39家，业内人士认为目前能维持经营的也就十来家，全国不过几十家。

　　“来鉴定的都要找知名专家。”一家鉴定公司的职员说，“所谓知名，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上过中央电视台‘鉴宝’节目的。没上电视台，不管你是否有能力一般都不认。”

　　当然，即使是专家，有时也有“打眼”的时候。

　　有一位先生看上一件古董，卖家要价100万元，这位先生请专家鉴定，认定是真品，就买了下来。后来又经多方鉴定，结论都是赝品。这位先生一气之下将专家告上法庭，官司却打输了。法院的理由是，古董鉴定很大程度属于主观判断，结论有差别是正常现象，专家不应该承担责任。

　　事实上，专家们为一件文玩争论不休的情况也时有出现。历史学家、金石家、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先生2005年在逛北京大钟寺文玩市场时淘到一把剑，他认为是古越王勾践的名剑，想捐给故宫博物院。但不少专家不予认可，说是赝品。有的人甚至说：“我家还有好几把呢。”结果直到史先生去年底去世，剑也没捐成。

　　文物古玩鉴定肯定是有标准的，但这种标准不具有刚性，不易量化，一般人也不易掌握。再则，文物古玩多属于艺术品，很难有统一标准，用政策法规强行规范也不现实。

　　然而，业内人士也承认，专家与鉴定公司联手作假也是有的，只是不好认定而已。一次，有人著文说“良心才是文物古玩鉴定的最后防线”。

　　因此，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如何介入文物鉴定的工作，人们也各有看法。有的人认为不宜介入，有的认为应该介入。谢辰生老先生倾向建立鉴定人员资格制度，但他认为这一制度的建立要从长计议，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自然，真正实行起来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撤下“国宝”——文玩拍卖须把关

　　去年11月，有4件被宣传为“国宝级文物”的拍卖品，突然被北京市文物局停止拍卖，后来其中3件又被指为赝品，第四件真伪待定。后来本刊记者从国家文物局得到的消息是，待定的青铜器是拼接成的，半截是赝品，半截真伪待定。

　　这4件拍品是北京皇朝·诚铭国际拍卖公司推出的，据说由台湾中华文物学会从2位台湾收藏家手中征得，是抗日战争后从大陆流传到台湾的。皇朝公司对4件拍品进行了广泛宣传，从去年9月底开始，许多报刊、电台、电视台都发布了消息，刊载、播发照片，并且估价高达7000万元人民币。不久却成了一文不值的假货。两个月之间，变化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北京市文物局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撤拍是文物拍卖审查中经常做的，但一般撤拍都发生在报批环节。这次是拍卖公司违规，先宣传，后报批，而且宣传力度很大，但他们的宣传是违规的。”

　　这位负责人说，按规定，文物拍卖前要报批，要经文物管理部门审批后才能进行预展宣传。而皇朝公司不仅没有报批就宣传，还说是出土文物，这就更违规了，出土文物是禁止流通和拍卖的。后来，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文物进行鉴定，发现是赝品。

　　预拍文物撤拍是经常发生的，单2005年，北京就有25件拍品被撤拍。2007年4月，北京市文物局会同工商局现场查处了北京中嘉立信拍卖公司对8件拍品的拍卖。8件拍品标明是明清代文物，有一件所谓明代犀角标价12万元，但专家现场鉴定全是现代仿品。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中嘉公司根本没有文物拍卖资格。

　　北京市文物局批露，过去一年中，他们对19家拍卖公司进行了查处，这些公司涉嫌超资质拍卖和虚假宣传，禁止了 90件拍品的流通和拍卖。

　　层层审批——文物拍卖有定规

　　我国对文物拍卖一直实行“直管专营”政策，即由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认定从事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的公司的资格，除此之外的任何公司、单位和市场均不得从事文物艺术品的拍卖活动。

　　资料表明，拍卖业，包括文物拍卖，在世界上起源很早，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十八世纪时，欧洲拍卖业开始兴盛。而我国在鸦片战争后才出现，而且只局限于上海、广州、北京几个大城市。直到解放前，拍卖商行都没超过30家，业务量也很有限。解放以后，在北京有过一些零星的木材拍卖活动，到1958年，全国拍卖行全部关闭歇业。28年后，19 86年，广州成立了第一家国营拍卖公司，拍卖一些罚没充公物品，才算重新恢复拍卖业，但绝无文玩类物品的拍卖。

　　中国拍卖业协会副秘书长王凤海说，第一次真正的文物拍卖应该是1992年北京举办的“中国文物艺术品国际拍卖会”。那是为配合“中国黄金旅游年”举办的一次拍卖会，买家主要是境外收藏家和游客。这是北京、乃至中国大陆境内首次举办的正规文物拍卖会，是一次里程碑式的拍卖。至此，中国大陆才算真正有了文物拍卖。1993年以后，拍卖业，包括文物拍卖，才成规模地开展起来，近几年发展尤其迅速。

　　截至2007年，全国有拍卖公司近4000家，从业人员2万人，年成交额3000多亿元。其中，真正具有文物拍卖资格的公司仅233家，年成交额超过160亿元。

　　为规范文物拍卖，国家文物局于1994年4月就出台了《文物境内拍卖暂行管理办法》，2003年6月，国家文物局发布《文物拍卖暂行规定》。按这项规章，文物拍卖企业必须具有一定资质，经省、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才能从事文物拍卖。每次拍卖文物，必须将拍品上报省、市文物局，并经专家鉴定，再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方能进行。

　　记者在北京市文物局见到一份文物拍卖报告，所有拍品照片都印制成一本精美的铜版纸画册，全为彩页，并有详细的说明。

　　进行一场文物拍卖要经如此复杂的报批手续，不少文物拍卖企业对此颇有怨言。记者采访了一家拍卖企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说，组织一次拍卖几乎要脱一层皮。不仅费时费力，还要花大笔经费。拍卖不光文物部门管，工商、税务、文化甚至公安部门都要管，一般小的公司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负担。而且上档次的拍品越来越少，一般拍卖会很难形成规模，聚集人气。因此，不少拍卖公司要求放宽管理。

　　北京文物局官员证实，北京目前有文物拍卖企业81家，实际进行拍卖业务的只有50来家。近年，文物拍品每年都下降五六个百分点，直接影响拍卖业务，有的企业可能会自生自灭。

　　一些文物收藏界人士诟病文物拍卖假货多，很多文物拍卖企业拍假、假拍，为赚钱而不择手段。不少拍卖企业为打知名度常常虚假报成交额，虚假宣传炒作。但是大多数负面说法都说现象，不愿或举不出多少实例。不过，说到底，文物买卖毕竟是少数人的事情，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关心的人的确也不多。

　　“宽严适度”——文物政策有好评

　　文物部门的官员大多不情愿接受记者采访，不愿多谈文物管理工作，更不愿意让他们的名字见诸报道。但从他们不多的言谈话语里仍可感觉到，他们认为，目前文物拍卖管理是严格的，由各种规章制度卡着，不会出太大问题。

　　一位文物管理官员说，文玩买卖本身是很个性化的事情，而文物拍卖尤其公开化、讲究公平，自然会形成多方监督。文物部门只要适度管理即可，不需要对存在的问题持悲观态度。

　　国家文物局原顾问谢辰生谈到文物政策，习惯强调一点，就是我国的文物政策一直贯彻始终，没有进行过大的修改，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对文物有很大损毁，是社会混乱所致，不是政策发生变化。对文物管理，我国一向从严。

　　“我们的文物政策一直是稳定的。”谢辰生说，“即使是文革期间我们的文物政策也没有多大改变。文革中毁坏文物是群众运动的偏差，不是政策变化。”

　　“我认为目前文物管理部门执行法律政策不错。”《收藏界》杂志社社长高玉涛说，“宽严适度，感觉还行”。其他一些收藏界人士亦有同样的评价。

　　《收藏界》是陕西的一家杂志，2005年，在以该杂志为主发起的民间国宝评审活动中，已发现了4件国宝级文物。高玉涛说，整个活动完全自主，没有文物行政管理或其他部门的限制或干涉。

　　国家文物局相关部门婉拒对目前民间收藏状况作出评价。有关官员说，他们正在作调查分析，以后可能会有报告向社会发布。至于政策制度方面的变革，更需在进一步调查研究基础上才可能作出，目前无法预测。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中就包括收藏品。要采取进一步管理措施，必须慎重，必须讲究行政艺术，必须给群众的收藏活动创造条件，而不是带来不利影响。

　　“盛世兴收藏。”收藏兴旺是社会政通人和的一个重要标志。维持目前的状况，继续执行适度宽松的政策，或许是当前民间收藏管理一个不错的选择。来源：法制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