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解放思想 体制创新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顾

　　文/高尚全

　　我主张以民为本；有同志提出：“以民为本”还有政治概念，因为有的人不是民，干脆扩大范围，就叫以人为本。最 后，中央决定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范围比以民为本更大

　　编者按：

　　从1978年迄今，整整30年。

　　为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和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举办了“中国 经济改革三十周年大型周年公开系列讲座”，并授权本刊“观点”栏目独家刊发。

　　从1978年12月份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已有三十周年。胡锦涛同志讲今年要隆重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为 什么要隆重庆祝呢？因为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卓越，是伟大的转折的开始。一个伟大转折是“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另一个是揭开了改革开放的新章程。

　　为什么要隆重庆祝

　　三中全会之所以重要，它的背景包括：

　　第一是思想理论上的转折。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通过打破“两个凡是”，进行理论创新。

　　1978年5月10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动态经验》上发表，11日《光明日报》 署名“特约评论员”转发该文，随后《人民日报》、新华社均发了稿件。但当时情况很复杂，有一位重要的中央领导同志对这 个文章进行了批判，说这篇文章，在思想上是反动的，理论上是荒谬的，组织上是砍旗的。当时有很大压力。后来小平同志找 了中宣部部长，说“我原来不知道，后来听说这篇文章有争论，我看了一下，看了以后觉得这个文章是马克思主义。”小平同 志又进一步说了，“我们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停留在表象上是很危险的，没有创新，停滞不前，最后就会亡党 亡国。”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了这篇文章。这样一来，在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打破“两个凡是”，树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如果没有这些，恐怕也没有我们现在的形势。

　　第二，组织上给老同志进行了平反，当时耀邦同志大量走访、平反，为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第三，实践上的准备。由于存在几种思想指导，情况比较混乱。万里同志当时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说，“我当 第一书记的时候，安徽省28万多个生产队，基本上解决温饱的只有10%，其他人均收入只有60块，还有20%只有40 块。”他深刻感觉到农业要恢复，要发展，必须要打破左的干扰。所以，最后小岗村按了手印，写了血书，把农业生产搞上去 。原先极左思想的指导下，作为农业大省的安徽，要饭的最多；但后来农业发展了，都说“要吃米，找万里”。安徽省从实践 上打破了极左思想的禁区。

　　以上三个方面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国内背景。当时的国际环境，也要求我们开好三中全会。三中全会主要的功绩 是“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要发展生产，要改革开放，这是它的历史功绩。这是我想讲的“为什么” 要隆重来庆祝。

　　怎样庆祝？我原先提出“五个一”工程，第一，中央召开高层次会议，总书记讲话；第二，开高层次的理论研讨会； 第三，出版相关主题丛书；第四，大型展览；第五，拍一部好的电影、电视片。现在看来，除了展览，其他的几项都在筹备当 中。因为明年是建国60周年，这两个展览要合并进行。

　　三个重要中央文件的主要起草过程

　　作为主要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三次重要决定，分别是，1984年10月份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 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三次是2003年的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

　　第一次决定在1984年10月份。当时背景是农村打破了极左路线，农业大丰收，农民的积极性得以提高。过去农 民没有积极性，因为他不知道为谁干活，劳动和自己没有联系，但实行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解决了这个问题。 农民交一部分粮食给国家，剩下的留给自己。劳动和收入联系在一起，所以农民积极性提高。

　　农业生产发展，要求城市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包括农药、化肥、农业机械等，但城市还保持旧的体制——第一政企 不分，第二平均主义，第三不重视商品生产、不重视价格规律。1978年12月试图改革，国务院曾发过三个关于改革的文 件，但是改革方向不明确，都在“管理权”的问题上做文章。因为原先体制过乱，地方、企业没有积极性，中央一捅就死，一 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捅，反复循环。实际上体制上没有解决问题。

　　1984年10月份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贡献在什么地方？就是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去不能提，只能说计 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那一年我是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的所长，参加了第一次中央文件的起草。当时我调查发现哪个地方发展了商品生产， 哪个地方经济发展就好，老百姓就比较富裕，所以我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不完整，应该加一句“只有商品经济才 能富中国”，并且主张把商品经济写进去。起草小组50多人，大家七嘴八舌不赞成，说不能这样写：商品经济怎么能写，是 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不能写商品经济。后来经过争论，他们让步，说只能写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我 说既然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应该有商品经济吗？

　　当时我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开会，请一些思想上比较解放的经济学家参加。他们的认识比较一致，主张在理论 上要把商品经济写进去，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要商品经济，不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了。我们也讨论了十二大“计划经济为 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认为这两个概念不对称，因为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要计划经济，而市场调节只是方法。我把这个讨 论结果送到中央，中央看了以后做了批示，同时提出来，商品经济的概念马红教授也提出过，理论界在推动这个事情。

　　当时中央一个主要领导同志，给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应该要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来小平同志画 了圈。经过上下结合，中央全会的讨论，最终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上去了。提出“商品经济”这样一个概念，是我们改 革历史的重大突破。

　　然而，当时市场经济的概念还没有形成，“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个印象在人们头脑中相当深刻，即便 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来是理论上的重要创新；但问题没有解决，有人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

　　后来小平同志做了南方谈话，讲到“社会主义应当也要有市场调节”，“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调控”，不是社会制度属 性的问题。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来了，江泽民同志也征求一些同志的意见。后来十四大提出了中国改革 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明确，不搞计划经济体制了。

　　十四大提出了目标。关于具体怎样建立，1993年中央提出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 的决定》，这个决定认为市场经济主要包括：第一，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要建立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第三 ，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第四，要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体制；第五，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当时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五根支柱初步建立。

　　这个决定讨论过程中，我负责市场体系这部分。其中，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写不写入《决定》有争论。

　　资本市场的提出有障碍。过去认为资本市场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解放以后就不用“资本”这两个字。资本市场如 今大家都有共识，但是当时提出不容易。

　　劳动力市场提不提？有人说劳动就业市场就好，我觉得应该提出劳动力市场，做了一些准备。起草小组发表意见以后 ，我把意见写给李岚清同志，他们都赞成。但是起草以后还是有不同意见。后来中央常委讨论、汇报的时候，总书记说，“提 出劳动力市场能不能被接受？”我说：“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家不是都接受了吗？”第二天，我找负责起草 小组的温家宝同志，他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但是能不能上也没有把握。”后来组织上把这个材料看了一下，总书记批给几 个常委，几个常委没有不同意见，就写到中央的文件里面。

　　第三个中央决定是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次中央决定有什么重 要的突破呢？一个突破，就是把股份制提到重要的位置上，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其次，国有经济，应该有进有退 ，而且国有经济主要应该集中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当中。第三，最重要的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科学发展观，持续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

　　当时是提“以人为本”，还是“以民为本”，起草的时候我们就这个问题做过讨论。我主张以民为本；有同志提出： “以民为本”还有政治概念，因为有的人不是民，干脆扩大范围，就叫以人为本。最后，中央决定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范围 比以民为本更大。

　　这是我经历过的三个重要中央文件的主要起草过程。

　　“十三大”和“十五大”个人若干建议

　　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都对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论述 。比如说十三大的时候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把市场经济的目标初步描绘出来了。十三大报告我没有参加起 草，但是我提出建议。我希望十三大在理论上有重要突破，主要包括三点：第一点，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属性 ，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也可以有。第二点，通过经济合同来替代指令性计划。第三点，计划和市场结合，随着经济发展、改 革深化，不断从指令性计划逐步向政策性计划发展，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总理看了以后说，“用经济合同逐步取代指令性计 划，这个可以吸收到十三大当中来”。

　　我们体改委一个委员从匈牙利回来以后说“匈牙利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后来传出以后，国内马上批判，说胡说八道 ，取消指令性计划，就是取消计划经济；取消计划经济，就是取消社会主义。现在觉得可笑，但是当时很厉害，认为指令性计 划就是社会主义。

　　十五大报告我也参加起草，负责所有制结构部分。十五大提出几个基本点，第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 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大家注意，一个是基本经济制度，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小平同志讲过 100年长期不变，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是作为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第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该而且可以 多样化。过去单一化，认为社会主义除了国家就是集体的。第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 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我在讨论中提出，两种模式，一种是百分之百的国有，一种是一个企业国有20 %，我说后者控制力更强，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而且，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同 时，国内企业都是一视同仁、平等竞争。这几条很重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十五大关于所有制理论的创新是分不开的。

　　另外提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我看了原先起草的部分，就问“怎么没有人权，怎么没有自由？”结果回复我说， “没有地方了”。我们过去批了自由化以后，不敢说自由，认为自由是资本主义的。后来我做了发言，说应该把自由和人权写 上去。

　　我讲了三条理由，第一，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你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权，不要回避。第二，宪法肯定自由的权利 ，为什么十五大不能说？第三，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所向往的，是一个趋势，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应该主动把这个旗帜 举高高的，不要回避。当时也没有讨论，温总理回去想了，觉得我讲的有点道理。第二天起草小组开会了，总理首先讲了，昨 天尚全同志的建议解决了，在第几页第几行加上去。去年，总理在两会回答记者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民主、自由、法制、 人权、平等、博爱是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念，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讲了这个以后，社会上反映很好。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若干特点

　　集中起来回顾，会发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几个特点：

　　第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过程，也是解放思想的过程。这一条我觉得很重要，我们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重大创新，都 要以解放思想作为先导，有这么大的变化，都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带来的。

　　第二，小平同志的理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每当争论不休的时候，小平同志就出来讲话。小平同志说，判断的标准 应该是三个，一个，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第二，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第三，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提高。所以小平同志说 “不争论”，这是个伟大发明。当时我们搞了几十年，不知道社会主义是怎么样的，所以不可能争论清楚，一味争论的话只能 把时间耽误掉，不能改革开放了。

　　第三，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是围绕了所有制形式争论。1995年山东省的书记、省长，邀请我给山东五大班子 讲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当时我发了一个问卷，说假如有人偷公家的东西怎么办？有三个答案：第一，装作看不见，第二，和 他斗争，第三，你偷我也偷。结果220人装作看不见，只有14人和他斗争，其他都是你偷我也偷。这个问题说明所有制的 形式和工人的利益，没有密切联系。

　　我参加十五大的时候，有少数老同志写信说深圳华为公司是资本主义。后来我到了深圳调查。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陪 我一起调查，我们发现华为采取职工持股，国家没有投入，它是靠资本市场，靠职工的努力发展起来，是劳动者和资本结合。 原来认为只有国家投资才是社会主义，民间投资是资本主义的。华为没有国家投资，但是它贡献很大，解决了七万人的就业， 缴给国家大量的税金，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

　　我还调研过一个浙江飞跃集团，生产缝纫机的企业。老板原来给杭州钢铁厂打工，后来修皮鞋，他有一个内在冲动， “我为什么不能造缝纫机？”于是300块起家造缝纫机，造出来以后参加广交会，谁也不理他，不让他进去。他翻墙进去后 被逮住了，第一罚款，第二罚站，说他私人投资，不是搞社会主义，没有资格参加广交会。我去那个企业两次，朱镕基总理也 去过，对他评价很高。他300块起家，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解决了几千个就业岗位，缴纳税金大概2.8亿。

　　第四个特点，意识形态的障碍比较多。每次政策出台，总要先问姓公姓私。困难时期，我参加中央河北调查组。农民 那时不能养猪，不能养鸡，不能搞自留地，也不能养牛，连水车也不能买，为什么呢？因为水车是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只有共 有才是社会主义。我去了以后，说水车不光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要鼓励购买。现在看来都是笑话，但是当时障碍很多 。

　　只有解放思想，改革深化，这些障碍才会越来越少。-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曾担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主任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