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拐点十问：两国专家共同求解未来

　　应日本首相福田康夫邀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7月7日至9日出席在日本举行的八国集团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五次出席该对话会议，也是今年内胡锦涛第二次踏上日本的土地。

　　对中日关系来说，2008年无疑是非常特殊的一年。从中国国家主席5月初的“暖春之旅”到两国的“地震外交”、日舰来华、东海问题取得突破性共识，再到下个月包括福田首相和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来华出席奥运会，联合构成了中日关系在2008年的五大拐点。

　　而应该怎么看待中日关系面临的新的历史机遇，中日双边关系发展的前景会如何？《国际先驱导报》就相关问题邀请中日两国专家来共同求解。在中日交往过程中，相互了解永远是最重要的，而对话则是实现了解的基本前提

　　中日关系今年应该说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拐点上。

　　国分良成：首先，请允许我对在5月12日四川大震灾中遇难的人们表示深切的悼念。

　　你所说的日中关系的转折点，我认为可以再往前追溯，大约从两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进入21世纪之初，日中关系处于低谷，世界上不少人认为日中不和是这一地区最为危险的因素。欧美的一些舆论甚至指出日中两国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认为日中间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最近两年间，日中关系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改善。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日中两国具有自行解决地区问题的意志和能力。不仅如此，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对话与各种交流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两岸和平共处的局面正在变成现实。这一点对发展日中关系也非常重要。台湾和历史认识一向是影响战后日中关系的两大问题。应该说要完全克服这两大问题尚需时间，但是我们已开始获取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战后日中关系正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后战后日中关系”。

　　刘军红：首先应该看怎么理解历史性拐点。中日关系在今年出现好的迹象，向好的方向发展，是值得肯定的。现在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两国交往的加深，客观上也要求中日战略性互惠、政治互信、政策上协调，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的确是一个拐点。

　　马挺：这次转折始于2006年，其标志是安倍首相访华成功。为挽救濒于破裂的中日政治、外交关系，中日双方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当时那种险恶的气氛中，中国高层能够及时拨乱反正，毅然决定邀请安倍首相访华，表现出了历史性的高瞻远瞩。

　　胡锦涛主席5月份访日，签署了中日关系第四个文件。但这不意味着第二次转折的完成。因为这次转折是在更深层次上的转折，更带有根本性，不能企望一朝一夕就有显著效果。

　　7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已经是今年第二次到日本了，福田首相也是就任后不久就访问了中国，您如何看待中日高层频繁互访的深层意义？

　　国分良成：先回顾一下1980年代的日中关系。跟现在相比，1980年代两国间的贸易、投资以及人际交流要少得多，但相互间的印象良好。那时虽然也发生过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但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两国领导人之间存在着维护两国良好关系的共同的意志和认识。不仅是领导人之间，两国的民间也存在畅通无阻的沟通渠道。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目前的日中关系。两国间的贸易、投资、人际交往要大大超过过去，两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和深度。但是一旦领导人之间的密切交往被中断，那么整个日中关系就直接受其影响。庆幸的是，随着这几年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活跃起来，整个日中关系也重新变得牢固起来。由此可以指出，为了日中两国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停止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流。

　　刘军红：去年底福田首相来访以及今年春天胡锦涛主席访日，都是早就定下来的政治日程，有更大的历史意义。而这次胡锦涛到日本参加八国峰会，以及福田参加奥运会开幕式，也有很强的历史意义，是中日政治关系改善的表现，表明中日关系在向顺畅的方向发展。

　　马挺：我们如果反过来省视一下，几年来，因为一个只应局限于意识形态范畴的问题发展到两国高层互不来往，而给中日两国各自及双边关系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就可以知道，自古以来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和交往的邻国首脑的频繁互访，是何等重要。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通过网上聊天，就算加上视频，也不敢保证找到可靠的朋友。还是要真正见面，交谈，才能敲定。国家高层也是一样，不围桌而坐、促膝谈心，是不可能真正了解、认识对方的。

　　对于中日友好民意基础的稳定性和牢固性，您有何看法？今后，如何避免迄今为止因历史问题以及相互不信任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马挺：不稳定也不牢固。这是因为“时过境迁”。时间的推移和两国文化、社会、体制的迥异，特别是年轻一代接受的教育也有根本的不同，所以，以价值观为中心的，包括历史观在内的各种观念，都有或大或小的差异。有差异是必然的，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一致。当双方的年轻人开始成为主流舆论，这种差异就会影响(现在已经在影响)民意了。

　　同时，如果注重正常的交流，相互尊重对方的价值观，了解、理解，进而谅解对方，就有可能形成良好的民意基础。而像迄今为止有关历史问题的争论，超出了应该局限的范围，正好起到了反作用，扩大了双方的不信任。

　　刘军红：民间态度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前提还是看双方的交流是不是足够充分。每一个人对中日关系理解的程度都不一样，对对方的了解也存在多样化的潮流。在这种情况下，完全要求民间充分理解政府间的互动是不现实的，这需要双方加强交流。交流形式不断丰富，就可以避免一些不信任。如何认识到中日之间的差异，并且接受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这是很重要的，不能简单地去求同。简单求同，尤其对民间求同，是不现实的。

　　国分良成：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国内政对外交的影响与日俱增。冷战时期，由于敌友分明，国内政治对外交的影响有限。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国内政治对外交的影响大大增强了。日中关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随着全球化以及各国开放政策的深入展开，国内政治和舆论在日中关系中的影响与日俱增。两国国内有各种不同的主张本身无可非议，重要的是两国领导人作决策的时候，不该被那些徒有声势的极端主张或意见左右。为达到这样的目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任何情势下都要保证领导人间的对话渠道畅通。与此同时应努力加强民间交流、尤其是青少年交流，这对巩固未来的两国关系基础非常重要。

　　今年年初的“毒饺子”风波，给出现转机的中日关系带来了很大冲击，您如何看待两国关系中的这种脆弱性？媒体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请分别谈谈两国媒体需要反思的地方。

　　国分良成：有一种观点认为饺子事件本身并不重要，我则认为这并不正确。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食品问题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尤其在日本，尽管已经进入了商品饱和的时代，但人们对食品的关心却越来越高。日本人并不仅仅是对中国产品严厉，有关美国产牛肉的疯牛病问题在日美关系中也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如同最近的美韩关系。

　　当然媒体也不应该只为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而渲染这一类问题，但是至少可以推测今后的日中关系中这一类有关日常生活的问题，将比政治性问题出现得更频繁。

　　刘军红：最主要的问题是，双方对彼此的市场规则，老百姓对食品安全本身的认识还有差异，这需要政府以协定的方式达成一致。

　　开始报道此事时，日本媒体把它当作热点，好像终于找到“新闻亮点”了。这既是媒体商业性的习惯，也不能排除那种潜在的认为中国快速发展会“威胁”日本，甚至借题发挥。日本媒体不能一提到中国问题就热炒，热炒有时候就变成了“恶炒”。中方媒体则除了惊讶日本人为什么把小事情夸大之外，实际上对对方了解的也不是很充分，报道的时候也是一窝蜂的一个论调。

　　马挺：饺子事件发生后，日本媒体的炒作狂潮是前所未有的。不但是商业媒体，就连在中日关系最险恶的时期，还基本保持正面公正报道中国的公共放送NHK，也一反常态，极尽混淆事非、蛊惑煽动之能事。

　　日本主流媒体都在中国驻站。四川大地震，日本电视、报纸等主流媒体，第一时间就纷纷派员深入现场采访，有关消息在电视黄金时段占头条新闻达一个月之久。但中国的大媒体，到底在日本投放了多少力量呢？偶尔有几个大手笔跑到日本来，蜻蜓点水一下，回去说上几句“我们所不了解的日本”之类的话，以其“昭昭”，最终还是使人昏昏。这次的“岩手、宫城大地震”，有多少中国媒体深入日本灾区采访，从灾区现场直接报道呢？我一条也没看到。说到反省和改进，没有捷径。派一批人来，踏踏实实在日本人里待上几年，就会有起色。

　　从长期的“政冷”到2008年中日互动“井喷”现象的出现，您认为其原因何在？

　　刘军红：日方有种说法形容现在叫“官热民冷”。我不太主张用使用这种形象的卡通式说法突出某个局部特点。一直以来，中日之间政治和经济交流都很多，如果说有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多半是因为媒体报道不够充分。

　　国分良成：“政冷现象”开始缓解是从2006年10月安倍首相对中国的“破冰之旅”起。其后陆续有了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的对日“融冰之旅”，同年12月福田首相的对华“迎春之旅”。今年5月份则是胡锦涛主席的“暖春之旅”，进一步推动了日中关系的改善。两国关系是经过这样的步骤逐步改善起来的，今后应当继续坚持、加强这样的努力。

　　小泉首相执政时期，围绕历史认识问题两国关系陷入了低谷。那时，一方面日本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和自身经济的停滞不前没有能够很好地调整心态。另一方面，中国尽管已经成为了大国，却也没有准备好在国际社会上做出与其实力相符的姿态。这样在两国关系需要调整的时期，双方的这种心理状况所呈现的矛盾，就在最为脆弱的历史认识问题上集中反映出来了。我想这也许是小泉首相执政时期日中关系陷入低潮的主要原因。

　　马挺：这是一种“薄积厚发”。与盲目反日一样，盲目“哈”日，其基点同样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强行解释对方的行动。结果是，钟摆摆到一头，又摆回来。到了日本“军机援华”，被媒体一炒，满天的赞誉就一风吹了。这种现象应该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好题目。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