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

　　本刊记者 赵灵敏

　　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创造的经济奇迹，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的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曾发表调查论文，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在他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落后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种模式。

　　那么，如何看待这个总结？在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形成背后，到底有哪些被忽略了的因素？经济的高增长能否持续下去？本刊记者专访了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

　　“北京共识”，太早了

　　《南风窗》：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保障体系、法治、责任政府等是经济发展的必需要素，但中国在所有这些都付之阙如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经济奇迹”，那么，中国创造了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吗？您如何评价“北京共识”？

　　陈志武：制度经济学的那些结论，不是针对模仿性高的制造业而言，因为制造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不高。比如，儿时在湖南农村，偶尔会和小伙伴因为偷吃别人家的黄瓜被大人骂。但是，也就是偷吃点黄瓜、西瓜而已，不会去偷家具、抢劫，或者抢占房子。可见对主要财产当然有严格的保护规范，只是在那个环境里，那种产权和契约权利的规范不是靠大刀阔斧的正规法治，而是靠隐形的规则。当生活、交易的范围局限在熟人之内，平时的产品和财产也基本都是有形的实物，那么，实物的“实”本身就为财产和交易关系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有没有刚性的非人格化的法治不是决定性的。

　　但，要发展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等契约性经济，建立知识产权体系，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我们总说中国制造业的利润太低，钱都被西方品牌拿去了，但反过来想想，为什么中国做不出自己的品牌？这是因为中国的产权保障体系太差了。

　　我有个在美国做律师的朋友，专做专利诉讼代理。他告诉我，在国内如果你买一个公司的产品(比如，电脑)后要起诉厂家，到了法院，即使你出示发票证明你是真金白银买的、而且出示的电脑也是对方公司的品牌，中国法院也不一定承认你的电脑真的是被告公司制造的，品牌商也会以电脑是假冒的为由不承担责任，法官和律师竟然也会接受这样的理由。你把这类案子告诉美国律师，他们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美国，一个人买了电脑，即使没有收据，只要是某个品牌，那个品牌商就要承担责任，赔偿消费者。当然，如果真是假冒的，品牌商可以回过头来起诉假冒者，但这是另一回事了——只要中国的司法逻辑是这样的，对品牌知识产权的保护就会继续成问题，中国的品牌价值难以培植，钱就继续被西方品牌拿去了。

　　至于“北京共识”，我觉得还太早，太着急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人各有志，有人对“北京共识”欢欣鼓舞，我无话可说。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60年，国际学术界多次犯过下结论太早的错误，也把世界导入歧途。一次是对苏联早期模式的过分推崇。1930年代，苏联的经济也是以1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而西方则正在经历大萧条，巨大的反差让许多人开始推崇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左派经济学家都认为资本主义的丧钟因此敲响了。

　　从1940年代开始，凯恩斯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的加强政府干预和管制的理论，在包括西欧和美国在内的市场经济国家得到推行，许多二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学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但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这种国有或者管制经济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不得不重新开始私有化。这才有了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夫人对英国经济的改造，也有了之后20年全球范围内的私有化高潮。之所以这么多国家都走了一个来回，就是因为当初针对苏联的经济模式过早下了错误结论，给世界带来恶果。

　　另一次是关于东亚模式。我1986年刚到美国留学时，几乎每个大学的商学院都在找懂日本经济和文化的学者来讲学，都在研究亚洲式政府工业政策、政府管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到1990年日本经济开始衰退之后，今天几乎没有哪个商学院还教日本管理模式或经济模式了。到1990年代中期，又是“亚洲经济奇迹”热，都去谈论东亚增长模式的优势，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又把许多人的饭碗砸了。今天的“北京共识”在未来的命运会如何？大家还是自己判断或交给历史吧。

　　《南风窗》：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而言，中国“经济奇迹”意味着什么？

　　陈志武：中国制造虽然污染了中国的环境，劳工所得也低，但确实在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增加了其他国家人们的福利，让他们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多更好的产品。但对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而言，就是另一番景象了。由于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再加上蓝领工人可替代性很强，讨价还价能力弱，在许多国家，一部分劳工的就业机会被剥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别国的劳资矛盾。比如，由于来自中国的成本压力，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的股东很愤怒，因为以前订的工人工资和福利都太高、条件太好了，所以，美国汽车业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

　　放在印、俄的比较视野内

　　《南风窗》：为了理解中国经济奇迹，我想可以回到最初的路径选择上。不理解最初的选择，谈共识似乎就缺少了一个基础。

　　陈志武：很多人把中国的经济成就归因于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人口红利、勤劳等因素，事实上，这些都对，它们都很重要，但不是基础性的。因为在晚清和民国，中国也有市场经济，也有被迫的对外开放，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比今天还高，人民也一样勤劳，但并没有产生今天经济意义上的成功。

　　为什么中国近30年的经济成就特别突出呢？这是因为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成熟的现代工业技术和自由贸易体系之上的，而这两方面的基础条件在晚清、民国时期都不存在。今天，中国GDP 的85%左右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包括能源、金融、制造业、运输业、互联网、电脑等等，而它们无不是来自于西方；中国的产品能流通全世界，也离不开由西方建立的自由贸易体系。所以，与其说中国经济奇迹是中国人自己的，不如说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结果。

　　当然，这只是产生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基础性条件，因为印度、俄罗斯、越南等国也拥有这些条件，但却没有产生和中国一样的经济奇迹。这是因为中国和以上几国在这轮全球化初期的国情和条件的不同，使它们各自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

　　首先，中国自1950年代以来，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人为灾难，到了1970年代末，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危机已经非常严重，再不改变就可能会崩溃，这就迫使人们进行彻底的反思。邓小平提出的“猫论”，在其它左倾社会里都可能难以被接受，但在中国却成为当年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而且改革开放也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都有保持现状的惰性，只要危机不是迫在眉睫，人们就倾向于沿着已有的路径走下去。但到了1978年左右，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当时的制度已难以维系，是糟无可糟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根本性改革的阻力是很小的。

　　而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就确立了民主制度，有权力制衡，有选举，有一定程度上的法治。我们知道，民主制度的目的本来不是为了寻找客观最好的决策，而是为了避免集权者做出坏的决策贻害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民主制度在于最小化坏决策的频率、在于维系现状、在于和谐稳定，除非社会出现危机，否则民主制度不利于大刀阔斧式改革的出现。印度独立并建立民主之后，其社会一直是左派占主流，反对市场化、反对全球化，执行的是计划经济，所以，一直到1993年前，很难选择市场化、全球化的改革路径。

　　更何况，按照世界银行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出来的数字，中国在1980年的人均GDP是440美元，而印度是668美元，在这种收入水平和没有社会危机的情况下，虽然成熟的工业技术和全球贸易秩序于1980年代早就送到印度门口，可印度的改革动力显然没有中国充足。没有中国大跃进、“文革”式的危机是印度的幸福，但也成了推迟其改革的原因。因此，印度到1993年看到中国的快速发展后，才感到压力，才开始放弃计划经济，选择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开放。

　　《南风窗》：俄罗斯跟中国比又是怎样呢？毕竟在改革前体制上有类似之处。

　　陈志武：我们先要看到，各国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无非有两种来源：内生型的和外生型的。前者主要是靠内需的增加来刺激其经济增长的引擎，内需增加后，就需要方方面面各行各业的配套发展，才能满足国内需求，美国和大部分西欧国家走的是这条路。但是，内生型的增长模式对国内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商业制度和人们的安全感有很高的要求，否则，在这些制度机制不到位的时候，内需会难以自生。

　　外生型的增长模式，其发展由外部市场的需求带动，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走的是这条路。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发展初期本国不一定要进行大的体制改革，而且见效很快。过去30年，中国通过人权状况和劳工条件，不计入成本的环境透支来发展经济，走的就是这条路。而中国之所以在1978年后能选择这种模式，是由中国的人口、劳动力成本以及基本成型的工业基础决定的。

　　可是，俄罗斯没法选择外生型的增长模式，也就不能选择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俄罗斯有2亿人口，在1980年的人均GDP是8000美元，差不多是当时中国的20倍；1990年其人均GDP大约是9000美元；而中国在1990年有10亿人口，人均GDP1300美元。所以，中国可以选择成为世界工厂，而俄罗斯则不可能，因为它没有中国那样的人口禀赋，劳动力成本也太高了。于是，俄罗斯被迫要走内生型的经济发展之路，这就要求它先从体制改革上开始，否则内需难以启动。这就是俄罗斯跟中国在结束计划国有经济时的起点差别，俄罗斯的改革路径选择不是像一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因为俄罗斯人笨，没有选择加工贸易这条路，而是因为改革之初的起点不同。他们当时比中国富很多，不知道这是俄罗斯的幸运，还是它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