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汶川震灾中的公民行动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7月08日14:27 民主与法制杂志

　　【编者按】

　　公元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蓄谋已久的地下魔鬼在天府之国撕开了一道巨大伤口。顿时，山河崩裂，生灵泣血，一场空前劫难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

　　从四川汶川地震发生的那一刻起，以军队、武警、专业消防队和医疗队等为主的国家救援力量就迅速奔赴灾区。与此同时，一场民间力量的动员也发生了，除了捐钱、捐物、献血等等，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和民间组织自发涌向救灾第一线，亮出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志愿者。

　　这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次志愿者集中亮相，潮水般的人间大爱抚慰着同胞们的血泪悲伤。不少有识之士将今年志愿者行动的大爆发称之为我国的“志愿者元年”。

　　志愿者的崛起，究竟是遭遇惨痛灾难的短暂激情？还是走向公民社会的关键节点？志愿者的存在，为这个国家带来了何种变化？还将改变什么……我们相信，当剧痛渐渐平息，思考和追问“志愿者现象”及其精神遗产，乃是对此次劫难不可或缺的一种纪念。

　　《志愿者元年》专题报道之一

　　志愿者：

　　汶川震灾中的公民行动

　　- 本刊记者阿计

　　到汶川去，到灾区去

　　背起行囊，带上干粮，怀着满腔热血，听从内心的声声召唤——到汶川去！到灾区去！

　　从繁华的城市、宁静的乡村直至寂寥的边疆、遥远的海外，无数人以这样的姿态奔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从各地前往成都的飞机、火车、汽车上，满载着数不清的志愿者，也有人开着私家车、农用三轮车甚至骑着自行车上路。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自发性公民行动，也是最大规模的志愿者集结。

　　从稚童到老人，从平民到富豪，从学生、职员、医生、工人、农民、教师到明星、自由职业者、家庭妇女、下岗人员等等，几乎一切可以想象得出的群体都出现在灾区。但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年龄、身份、职业、地域、贫富、地位等标签统统失去了意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一夜流行的共同名字——志愿者！

　　为了这次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行动，有人放下手头的生意，有人干脆辞去工作；有人与素不相识的同路人结成小分队；有人瞒着担惊受怕的家人；有人举债而行，也有人身携数万元边走边捐直至差点无钱回家……

　　在汶川，在映秀，在北川，在绵竹，在青川……在每一个苦难降临的地方，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投入了搬运物资、护理伤残、消毒防疫、维持秩序、走访灾民、心理救助等琐碎事务。在余震不断、道路阻绝的险境下，一些随时准备献身的志愿者留下遗书，或在衣服背面写下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径直奔向废墟和深山，用简易之极的工具，用鲜血磨砺的双手，加入抢夺生命的行列。

　　没有报酬也没有名分，乐此不疲的志愿者们却有着从未有过的满足；每天只能露宿废墟旁，吃方便面吃到流鼻血，却把帐篷衣被、热饭热菜先送到灾民手中；爱干净的城市白领忍受着多日无法洗澡的煎熬，心灵却被洗涤得纯净如处子；娇弱的女大学生累哭了，流下的却是宽慰的泪水……这是灾难中孕育的伟大情怀，打开了一幅感动全世界的心灵画卷。

　　当政府“正规军”奋战一线时，无数志愿者“游击队”开辟了救灾的“第二战场”，民间力量与国家力量的互动配合，创造了高效的救灾效率。而志愿者更加灵活、细致的救援方式，则有效弥补了政府无暇顾及的救灾盲点。

　　陈光标，民营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董事长，以1.8亿元慈善捐款名列2008年中国慈善榜榜首的“中国首善”。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陈光标不仅捐出八百多万元，还迅速调动起一支由120人、60台挖掘机等大型机械组成的救援队，震后一个多小时就从江苏、安徽两地出发，星夜兼程，与时间赛跑，与生命赛跑，13日中午即抵达都江堰，随后分赴茂县、绵阳、北川等重灾区。这是震后第一支到达灾区的志愿者团队，几乎与军队的速度比肩。而在救援工具极为匮乏、连军队也是轻装上阵的救援初期，这支队伍所带来的数十台大型专业机械，犹如雪中送炭，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难怪陈光标成了许多人眼里的“最牛英雄”。

　　令人感动的还有成都出租车司机群体。地震发生当天深夜，大雨倾盆，都江堰大批伤员因车辆紧缺无法运出，成都电台向出租车司机发出呼吁，许多平日里可能为一两块车资、为“绕路”问题而与乘客争执的出租车司机没有丝毫犹豫，上千辆出租车打开“双闪”应急灯呼啸而去，在漆黑的夜晚放射出一道壮观的生命之光。这一夜，在成都与都江堰之间湿滑的高速公路上，许多成都“的哥”“的姐”忍住饥饿和疲惫，冒着余震的危险多次往返，悲伤的泪水和伤员的血迹沾满了车座。这一幕幕血泪交织的人间情义，让正在都江堰现场心急如焚的四川省副省长李成云潸然泪下。

　　在灾区、车站、机场等地，还集结着大批私家车车主。从宝马到奥拓，从卡车到面包车，无数平日里用来休闲、上班、做生意的私家车，纷纷贴上“志愿者”“自愿支助”等自制标语，等候召唤或主动请缨，一趟趟无偿运送救援人员、伤员灾民、应急物资。

　　而在车辆无法进入的交通阻断区，出现了这样的场面：一批批或独立或结队的志愿者背着沉重的背包，冒着余震、飞石、滑坡等莫测的凶险，在险峻的山路甚至绝路中披荆斩棘，苦苦跋涉十几小时甚至几天几夜，给大山深处的灾民送去救命的口粮和药品。途中实在背不动了，就卸下一部分物资放在路边，力所能及地继续前行，素不相识的后来志愿者自会默契地捡起、继续接力。

　　究竟有多少志愿者云集四川灾区，或许将永远成为一个历史之谜。据中国志愿者协会统计，约有二十万人次的志愿者响应该组织号召奔赴灾区。共青团四川省委的统计则表明，截至5月19日，通过共青团系统报名的志愿者已达106万。而在官方或半官方的招募渠道之外，通过各种NGO(非政府组织)、网络等渠道动员的志愿者，以及纯粹自发前来的“个体” 志愿者，数量更为庞大。被广为认可的一个估算数字是，各类志愿者总数超过300万人。

　　一些细节似乎更能生动地说明问题。灾难发生后的几天内，成都红十字会、共青团市委等机构门前人山人海，前来报名的志愿者排成几列，蜿蜒成数百米的长龙，登记人员忙得手臂酸软，24小时无法歇班；在安置大批灾民的绵阳九州体育馆，第一批志愿者使用的标志是白帽子，仅仅半天就分发完;只好紧急赶制黄丝带，亦很快告罄;于是又向社会征集红布料，仍然供不应求，最后只好把5厘米宽的丝带一撕为二“节约使用”。

　　更多志愿者没有使用红丝带、黄丝带、绿丝带之类的标志，而是把志愿者这个理想主义的标志，深深地刻在心里。

　　公民社会的脊梁

　　汶川地震之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晓何谓“志愿者”。

　　起源于19世纪西方宗教团体慈善服务的“志愿者”，英文原词是“volunteer”，在香港等地也被译作“ 义工”，是指不计物质报酬，基于良知、信念和责任，自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自上世纪80年代起，在西方国家已生存了一百多年的“志愿者”概念开始引入中国。1994年年底在团中央指导下成立的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成为其标志性事件。据统计，在汶川地震前，中国已有约八千万人参加过各类志愿者活动。但不可否认，过重的“官方”痕迹和“组织” 动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道德感召力，导致许多志愿活动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志愿精神亦无法深入人心。

　　按照历史的本来逻辑，中国志愿者的大规模亮相原本被安排在今年8月的奥运会，但不期而至的灾难却提前了时间节点。而且与以往一些“官方化”、“组织化”的志愿行动相比，这波志愿者大潮更为纯粹的民间性和自发性，也进一步抵达了志愿精神的内核。

　　汶川地震，开启了中国的“志愿者元年”。这是人道主义、人性光芒的一次井喷，也是公民责任、道德意识的一次觉醒。在承受了物欲主义、信仰缺失、道德迷惘、人性冷漠等种种苦闷后，一场巨大的灾难激发了一次精神的“革命”。汶川地震震裂了大地、震坍了房屋，却修复了社会的道德裂痕、竖起了国民的人性丰碑。浩浩荡荡的志愿者大军表明，中国人并不缺少善良的同情心、悲悯的情怀和温暖的友爱，也勇于与自己的国家和同胞共同担当苦难。扶贫济困、守望相助的美德没有丢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结也没有死亡。当这些根植在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传统道德资源与生长在西方文明土壤上的志愿者理念相撞击，爆发的便是感天动地的人间大爱。而在更深的层面，这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进步、精神积淀的果实。三十多年前唐山大地震发生时，社会环境不允许民间力量的生存，也看不到志愿者的身影，灾难不仅摧残了生命，也留下了国家现代性和国民精神的残缺。而今，当同样的灾难再次降临时，这些历史缺憾已彻底弥补。

　　对于志愿者的理解，还应当置于2008年的特定语境下。原本以为这是一个令人憧憬的奥运喜庆年，但接踵而至的南方雪灾、拉萨骚乱、圣火遇阻、列车出轨、手足口病等事件，却使国人情绪充满了悲情，其中不乏理性的爱国诉求和忧患意识，却也夹杂着盲目的仇外情绪、狂热的民粹主义思潮，而后者正是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危险能量。但中国的幸运在于—— 尽管为此付出了惨烈代价——当汶川地震这一更大的灾难来临，复杂莫测的国民情感终于找到了“安全”出口。以志愿者为代表的公民行动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懂得如何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也懂得如何践行公民责任和普世价值。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奔波在灾区的“80后”、“90后”志愿者，这是曾被批评为极端个人主义、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一代，不少人只图追求物质和享受、不知关心他人和公益，或者是言行偏激却披着“爱国主义”外套的“愤青”。但成千上万年轻志愿者的涌现，却极大改变了世人的忧虑，更让人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而许多青年志愿者也在这样的磨炼中，收获了宝贵的人生感悟。一位在都江堰担任志愿者的大学生在博客中真诚地写道：“这3天是我二十多年来过得最震撼、也最有意义的3 天，这段经历将是改变我一生的无价财富，它教会我开始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教会我关爱别人，也教会我感恩……”

　　为了感谢志愿者，北川提出要立一块碑，将所有支援过北川的志愿者名字镌刻其上。一些机构亦在近期发起评选优秀志愿者的活动。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件“美事”却遭到了许多志愿者的强烈反对。“将立碑的钱省下来重建家园吧，我们不需要鲜花和掌声。”“每个志愿者都是建立公民社会的基石，没有特殊的志愿者。”在这些内心呼声的背后，表达了是一种清醒的理念：志愿者并不是为了换取荣誉，也不是值得炫耀的英雄主义，而是淡泊名利、大爱无疆的自觉追求，它足以构成中国公民精神成长史的灿烂一页。

　　“中国原来是这样的!”“从此，中国不复是原来的中国了。”外国传媒纷纷用这样的口吻表达感叹和敬意。美国《时代》周刊指出：“人们对普通中国人更有信心了，信任他们拥有建立一个更具美德的社会的能力和责任感。”“这场全国性的悲性宣泄，让人们不再相信中国缺乏公民精神这种观念。”

　　相当数量的海内外舆论断言：中国已进入公民社会。这样的判断显然还为时过早，但公民责任意识和志愿者精神的勃发，的确触动了许多人的精神世界，并将深刻滋养社会的价值观念。至少我们可以肯定，汶川地震是中国加快进入公民社会的一个历史拐点，而在灾难中成长并成熟起来的志愿者，必将成为未来公民社会的脊梁！

　　当理想主义遭遇现实

　　5月26日，四川有关部门在感谢志愿者的同时，恳请志愿者另择时机前来。这与半个月前的热诚欢迎志愿者的姿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实问题早已出现。5月15日和16日，通往都江堰的高速公路上堵满了数十万辆志愿者私家车，导致政府派出的救援车辆难以通过。在什邡，一些志愿者纷纷驱车前往灾情严重的红白镇，有的甚至开着QQ、拉了两三箱矿泉水就上山。这使本来就已遭受重创的山区道路更加脆弱，有些路段一堵就是半个多小时。对“时间就是生命”的灾区而言，这样的志愿行动得不偿失。最后，当地有关部门只得通过设路卡、发通行证进行控制。

　　在余震不断、天气闷热的情形下，潮水般的志愿者不断涌进涌出，人身安全、食宿保障等等也都成了问题，并极易引发疫情，有“帮忙不成反添乱”、甚至成为“外来灾民”之嫌，“劝退”只是一种不得已的策略。

　　其实，灾区并非一概婉拒志愿者，挖掘机操作手、医护人员、心理救护等专业性志愿者就极其紧缺。灾后初期，从各地赶去的车友、山友、无线电爱好者等等，就为救灾作出了巨大贡献。可惜，绝大部分志愿者都不具备足够的专业技能。

　　灾后的心理救助，尤其暴露了专业志愿者的匮乏。在茂县，一位有着心理学硕士背景的志愿者叹道：“我就像一个赶场子的！”短短几天内，他所在的心理救助团队疲于奔命，接触灾民无数，却如蜻蜓点水，难以深入他们的内心。另一方面，尽管已有越来越多的心理救援队到达灾区，但许多临时培训的志愿者因方法不当，一遍遍揭开受灾者的心灵伤疤，反而造成第二次伤害。

　　大量志愿者各自为战，脱离政府的指挥协调，也加剧了无序和混乱，降低了救援效率。在一些位于交通要道两侧的灾区，各种食品、饮料已堆积如山，志愿者还在源源不断地运送。更典型的一例是，来自北京的一批志愿者，每人背负三十多公斤的救援物资，千辛万苦攀爬进彭州的一个小山村，累得几乎体力虚脱，却发现这里所有的灾民已被部队救走。

　　更大的困惑在于，不少志愿者似乎并不理解志愿精神的真谛。绝大多数没有专业救援技能的志愿者只能被分派从事搬运物品之类的简单工作，这显然不符合一些人“到废墟下救人”的英雄主义情结，于是就陷入了“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 的困境。而一些缺乏耐心、“雄心”受挫的志愿者，要么不打招呼直奔危险地区，要么转身打道回府。

　　少数志愿者甚至不乏“到灾区体验生活”之类的猎奇心理，或者沉溺于“自己被自己感动”的虚荣心。一位曾经从成都驱车前往青川的青年志愿者在博客中坦陈：“一路上，同行的几个志愿者兴高采烈，叽叽喳喳，不停地拍照，山体滑坡的地方尤其让他们兴奋莫名。情绪高昂的司机也说：‘真想拍几张特别的山崩照片，得个奖，就出大名了’……”直到目睹灾区惨状，他们才从刚才的“兴奋”转成自责。

　　还有一位来自山西的年轻志愿者小姜，一到广元就向当地提出条件，在宾馆给他开间房，再提供一间培训志愿者的大教室。要求没被满足，小姜又成立一个“中国‘5·12’抗灾志愿者组织”，自封主任，还让其他志愿者凑钱开房，设置了 “抗震作战部”之类的机构，四处宣扬自己是“省外志愿者的管理者”，还要求参加政府的救灾会议，弄得当地有关部门哭笑不得。

　　极少数人甚至以志愿者之名行“灾区旅游”之实，在废墟上大摆造型，狂拍照片。个别明星“志愿者”涂脂抹粉到灾区作秀，也引发了公众的反感和批评。

　　一方面，一些志愿者的组织性、素质能力堪为人忧。另一方面，当志愿者大批涌来时，一些政府部门似乎也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建立沟通和合作。在一些接待点，许多满腔热情的志愿者苦候多日仍未被安排工作，一些人只好黯然离去。

　　个别不愉快的事情也严重伤害了志愿者的情感。几位山东农民志愿者驾驶农用三轮车奔赴灾区，一路上却不断遭到冷嘲热讽：“农民救什么灾？”“小三轮太土了吧”；一位志愿者开着还没过磨合期的新车申请到深山送物资，有关工作人员却说：“汽油费你自己出啊？”这让志愿者又伤心又气愤：“新车都舍出去了，还在乎这点油钱吗”；在江油市，一位志愿者不小心将一勺消毒水泼到四川省卫生厅一位工作人员身上，结果被当场殴打辱骂。尽管事后处理了相关人员，但已然引起了公愤；在重庆，一位女医生见灾区医护人员紧缺，未经单位批准就跑去当志愿者，结果返回后被炒了鱿鱼……

　　尽管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一些可喜的变化已经出现了。

　　近年来，蓬勃生长的NGO训练、集结了一大批具有相同理念的志愿者。另一方面，借助QQ等现代交流工具，网络世界也结成了许多具有社会责任的“公民群落”。日积月累的民间资源，终于在一个悲情时刻喷薄而出。

　　汶川地震发生后，无数散布各地的NGO和通过网络组成的临时性民间组织迅速吹响了“集结号”。在北京，8家知名NGO紧急召开联席会议，启动志愿行动；在广东，网络上出现了地震救援志愿者QQ群，两天时间就在省内各地区扩大到 11个QQ群，上千名志愿者加入这个临时性网上民间组织，统一协调后分批奔赴灾区……

　　在以往诸多灾难性事件中常常缺席失语、至多只是星星之火的NGO等民间组织，在汶川震灾中骤然燃成了燎原之势。其反应速度之快、参与数量之多，都发生了历史性的飞跃。而与那些自发前来的“散兵游勇”相比，NGO麾下的志愿者也往往具有较强的合作精神和专业能力。

　　各种合作和沟通机制也开始尝试。5月13日，成都、北京、贵州、上海、云南等地的一些NGO及志愿者成立了“ 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为各种志愿行动提供信息服务。而此前一天、即地震发生的当天深夜，在几家NGO的倡议下，分布在天南海北的数十家NGO已经通过网络成立了松散型联盟，从了解灾情、筹备物资、现场救援再到派发赈灾，各NG O根据不同地域和专长各尽所能、取长补短，形成了分工合作的链条。

　　在成都，5月13日还出现了一个“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成为各路NGO的大本营。震后数日，就有 13家NGO派出志愿者到该办公室集中，另有一百多家在外围源源不断运来各类救援物资。

　　在灾难的风雨洗礼中，志愿者、NGO等民间力量正在迅速崛起，成长的烦恼依然不少，但前行的步伐已势不可当。

　　《志愿者元年》专题报道之二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位于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迅速组建医疗队奔赴灾区。供职于该大学的本刊特约记者欧阳晨雨经过四次申请后，终于在5月24日获准加入这支救援队伍。在灾区，他与许多志愿者有了近距离接触，记下了感动，也记下了困惑。本刊特选发4篇与志愿者有关的“战地日记”，这份真实的原生态记录，让我们对志愿者心生敬意的同时，也祈盼这个正在成长中的公民群体能更快地成熟起来。

　　志愿者，我为你骄傲”

　　——一个灾区救援者的“战地日记”

　　- 欧阳晨雨

　　5月25日

　　部队医疗队的驻地在安县中学。灾难过后，教学楼上的大钟停摆在14点28分，但持续不断的余震，又让分针下滑到了14点30分的位置。每当抬头看到这个苦难时刻，再巡视周边倒塌的废墟、断裂的大桥、撕裂的青山以及“死城”般的气氛，心头总会悲伤无比，泪水无数次地悄然涌出。但看到正在抢修水电、道路的救援人员，以及三三两两的志愿者背着沉重的行囊途经此地，翻山越岭运送救援物资，又让人生出无限的希望和感动。

　　先期到达的战友告诉我，前些日子曾有七八位志愿者来到驻地，帮助抬运、护理伤员，极大地减轻了医疗队的压力。随着伤员人数的减少，他们已转向别的地区开展志愿活动。不过，目前仍有3位来自安县中学的小志愿者一直坚持着。其中两个小女生负责帮厨，我问她们：“平时在家干不干家务活？”“爸妈舍不得，从来没干过。”一个小女生飞快地回答，但她很快接了一句：“但是我们愿意当志愿者！大家都来帮助我们，我们也要出点力！”

　　另外一个初三小女生负责消毒。每天，她都会带着喷雾器，一个人“孤独”地守候在学校门口，随时给外出返回的救援人员喷洒消毒。这是一项十分考验耐心和细心的工作，但她一直默默坚持着。中午时分，我利用“特权”，特地拿了几个卤鸡蛋和一包方便面送给她，这在条件艰苦的灾区算是丰盛的午餐了。疲惫了一上午的小女生大吃一惊，随即连声感谢。“其实真正要感谢的是你们！”这是我的心里话。

　　5月28日

　　今天，驻地来了两位年轻的女志愿者。一位叫林娟，30岁，北京市一家涂料公司驻成都分公司的职员。另一位叫李丽，21岁，来自深圳的自由职业者，也是林娟的好朋友。

　　林娟她们送来了一些药品和食品，但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她们送来的几张地图，这对医疗队的救援工作将提供巨大帮助。

　　林娟告诉我，5月12日地震发生后，她在成都家中彻夜难眠。第二天早上，她直奔成都市红十字会，报名成为一名志愿者。当她打电话告诉父母即将奔赴灾区时，虽然得到了曾是军人的父亲的支持，但担忧女儿安全的母亲却在电话那头当场哭了起来。

　　母亲的慈爱让林娟的内心酸楚不已，但她已顾不上许多了。当天下午，她就和5名志愿者组成一个小分队，被派往交通阻断的彭州市人民医院。在那里抬担架一直抬到半夜时分，浑身沾满了血迹。为了让疲惫不堪的医生们能喘口气，他们又咬牙坚持，主动轮流替医生值班。由于当时食物极其匮乏，忙碌一天、饥肠辘辘的志愿者每人只分到一个拳头大小的饭团。

　　第二天，林娟所在的志愿者小分队又赶往彭州市小圩洞、龙门山镇和白水河一带，此时他们已学会为伤员做一些简单的包扎救护。但由于缺乏抢救设施和药品，眼睁睁地看着不断有伤员死去。“一个孩子早已死去了，母亲却紧紧抱着尸首，不愿松手。”说到这里，林娟泪水盈盈，仿佛又回到那些令人心碎的场景。

　　其实，林娟和我们医疗队已是“老相识”了。5月18日，林娟和12名志愿者“转战”到安县急救中心，负责护理二十几个伤员。守护一夜后，一些重伤员的生命体征已极其微弱。就在危急时刻，我们医疗队赶到了急救中心，精疲力尽、几近绝望的林娟犹如见到亲人，忍了一天的泪水哗然而出。

　　没日没夜的奔波和志愿服务，让林娟看上去疲惫不堪，但问起她累不累时，她真诚地回答：“想到那些苦难中的人们，浑身就像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眼神，纯净如水。

　　5月31日

　　今天中午，在执行完任务返回途中，路过了绵阳市九洲体育馆。这个温家宝总理曾亲自造访过的著名避难所，如今已转移走了大批灾民，所安置的灾民人数由最高峰时的3万多人下降到不足7千人。但许多志愿者并未离去，仍在这里坚持提供志愿服务。

　　一个40多岁、留着络腮胡的汉子，正在广场入口处大声吆喝着维护秩序。这位来自山东的志愿者姓赵，同行的还有 4位志愿者。这支志愿者小分队来四川已经快20天了，如今3个在绵阳，另外两个在广元和青川。偶然联络时，谁也不提回家的事，都互相鼓励着要坚持到底。

　　下午，林娟再次出现在驻地，她的肤色又晒黑了很多，一个劲儿地问我们还需要什么。当医疗队领导希望再提供一些高质量的地图时，林娟如接圣旨般高兴，一口承诺会专门到成都的相关印刷厂跑一趟，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前几天与林娟一起来的李丽并未现身，林娟告诉我，李丽因家里有急事，前两天飞回了深圳，但很快又赶了回来，如今在永安镇的一所帐篷小学里为孩子们进行教学辅导和心理救助，日子过得辛苦而充实。

　　林娟已度过了半个多月的志愿者生涯，好在她的台湾老板很欣赏她的义举。林娟进入灾区后第三天才和老板联络上，并没被炒鱿鱼。其间不断请假，老板也不断续假，最多只是在电话里嘀咕一句：“抗震救灾啥时结束啊？差不多也该回来工作了吧？”

　　林娟说，一个出色的志愿者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起码的医护救援常识；二是野外生存经验；三是心理素质过硬，意志坚定。不过，在巨大的灾难面前，这些条件往往被忽略了，而参差不齐的志愿者素质，也让她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就在前两天，成都市红十字会安排林娟带队，带领30名志愿者前往安县老县城安昌镇开展志愿服务。到达目的地后，由于余震不断，险情频发，有18名志愿者集体打起了退堂鼓。架不住他们的“强烈要求”，林娟只好安排两辆车将他们送回成都，半支队伍就这样散伙了。

　　不过一个叫张敏的19岁柔弱女孩，却让林娟深为感动。在成都出发时，原来选定的志愿者中并没有张敏，但她拉着林娟死缠烂打，坚持要求到安昌镇。林娟无奈之下只好带上她，而她也争气地坚持到了最后。不过，伤员满地的惨状让张敏受到了极大刺激，再加上缺乏救护常识，她还受到了个别工作人员的冷嘲热讽，这一切让这个曾经热血澎湃的女孩变得情绪十分低落。林娟对这个小妹妹又心疼又无奈，只好找来两位心理医生，希望能帮她走出困境。

　　6月1日

　　到北川擂鼓镇执行任务，在路边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场景，成箱成箱尚未开启的矿泉水和方便面堆积如山，居然与建筑和生活垃圾混在一起。一位骑三轮的当地老人告诉我，各地志愿者送来的救援物资实在太多了，擂鼓镇这个小地方根本消耗不完，只好堆在路边，时间一长就可能变成垃圾。

　　按说，各地志愿者拉来的援助物资，应当由有关部门统一登记后再分发到指点地点，但一些自发前来的志愿者并不遵循这个规定，只要看到哪儿受灾人群多，就把货物卸下了事。这就造成了一些交通便利之地物资过剩、而一些偏远乡村却物资紧缺的现象。我们医疗队几名队员曾驱车两个多小时、步行一个多小时，费尽周折到达安县陈官庄，为当地灾民送去药品等物资。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志愿者到达这个偏僻小村庄。正因为解除了乡亲们的燃眉之急，医疗队员离开时，感动万分的全村老少全部集结在村口送行。

　　在擂鼓镇，医疗队安排的4人防疫小组正冒着40度的酷热喷洒消毒，其中就有志愿者小朱。小朱是成都一所医学院的大二学生。地震发生后，他和3名同学自发组成了一个志愿者小组奔赴北川。由于缺乏救援工具和经验，他们并没有在废墟上创造出拯救生命的奇迹，只能帮助搬运尸体和重伤员。当重灾区被封锁后，这支年轻的志愿者队伍开始被“我们还能干点什么”之类的问题所困扰。讨论的结果是，3个同伴回了成都，只有不轻言放弃的小朱留在了擂鼓镇，他找到医疗队，强烈要求分配点工作。此时他的医学院学生背景取得了医疗队的信任，经过短期培训，小朱成了一名准卫生防疫队员，每天穿上厚重的防护服，背着沉重的消毒喷雾器走村串户，工作沉闷而辛苦，却无半点退缩。

　　我问小朱：“准备什么时候回家？”小朱的答案是：“不知道。”小朱说，他来灾区当志愿者并未事先征得父母的同意，现在父母已经快急疯了，一天要打来好几个电话，说是再不回家，就要过来找人。小朱低着头，扔了一地烟头，不停地用脚搓着。看得出，亲情和理想的双重夹击，让他很是煎熬。但小朱说，这是他第一次独立地作出也许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他不后悔！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为几个灾区帐篷小学的孩子们送去了很多文具和书包。如同至今仍在我们驻地提供志愿服务的那几个安县中学小女生一般，这些在劫难中幸存的孩子们，也有不少从灾民变成了志愿者。在联谊会上，他们用稚嫩的口气告诉我：灾难，让他们长大了，成熟了，让他们懂得感恩，也学会关爱。

　　耀眼的阳光下，我知道我终将告别这片土地，但那些美丽的人和事将永存我的记忆中。尽管这些人和事还存有缺憾，但我相信这些缺憾的褪去只是时间问题。此时此刻，我只想由衷地喊一声：“志愿者，我为你骄傲！”

　　(注：灾区不少志愿者只愿默默做事，并不希望留下姓名。应本人要求，文中林娟、李丽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阿计《志愿者元年》专题报道之三

　　将志愿精神进行到底

　　-本刊记者阿计

　　当抢夺生命的紧急状态转向重建家园的平静岁月，曾经云集四川灾区的志愿者们会不会人去曲终？当撕心的剧痛转向漫长的疗伤，还会有那么多关切的目光投向这片苦难的土地吗？

　　国际经验已经证明，当灾难降临，NGO、志愿者等民间力量的最大优势还不是及时救灾，而是灾后重建。政府力量虽然能迅速建起住房、学校等等，但在给予心理救助、恢复社会纽带、保护生活习俗、传承建筑样式等方面，植根于民间的N GO、志愿者能提供更为人性、细致的本土化关怀，让民众真正回归生活和心灵的平静。当然，这样的志愿行动，决非朝夕之功。

　　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发生后两个月内，约一百万志愿者赶赴灾区，灾后第一年，到灾区提供服务的志愿者累计有135万，开创了日本的“志愿者元年”；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爆发后，灾后第一年就有55万多志愿者加入重建，灾后第二年的志愿者数量更是达到60万。在飓风灾区，甚至建起许多永久性的志愿者营地。

　　现在，汶川地震灾区也走到了这样的关口。灾后重建的最大敌人，并非可能出现的资金不足等等，而是公众的遗忘。那些在悲情时刻向受难者喊出“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的志愿者们，是否清楚这些话语背后的千钧重量？

　　对于那些长年难愈的心灵创伤，如何才能给予持之以恒而不是昙花一现的心理救援？对于那些失去亲人的幸存孤儿，如何才能让温情的关怀始终伴随他们的成长？对于灾后紧缺的医疗、教育等专业人员，如何才能年复一年地输送支援力量？对于灾后重建的规划选址、灾民安置等等，如何才能提供全方位、全天候的专业服务？对于捐赠资金、赈灾物资的运用，如何才能实现随时随地的跟踪监督……所有这些悬念，都需要NGO、志愿者们在灾后一如既往地担当起公民责任。这是一场爱心长跑和责任接力，而不是“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

　　应当向电影明星李连杰表示敬意。其最最令人感动之处，并不在于他所创办的“壹基金”为灾区筹得数千万善款，也不在于他为运送救援物资累得满嘴起泡，而是他所做出的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息影一年，全身心投入地震灾区的重建，为此，李连杰将损失至少1亿元的片酬。

　　有人疑惑，李连杰何必息影？如果将继续拍片所得的1亿片酬全部捐献，岂不对灾区帮助更大？这样的疑问显然无法理解——持久的爱心岂能用金钱衡量！“我现在不是李连杰，我只是一个志愿者！”李连杰在灾区反复强调的自我认同，表达的正是一种根植心灵深处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信仰的力量。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NGO、志愿者踏上了李连杰式的志愿“长征”。中国心理学会等单位准备在灾区实施长达20年的心理援助；北京等地的志愿者协会等机构推出了支援灾区的接力计划；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启动了为期一年的灾后重建志愿服务；更多的志愿者准备在明年或更长的时间重返灾区，踏踏实实为那里的民众做点事……有充分的理由希冀，在灾难中迸发的志愿精神，能够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

　　在更深的层面，志愿行动并无时空限制，志愿者也非救灾时的“专利”身份。我们更为需要的，是一个志愿者常态化的社会，一个时时洋溢温情和友爱的社会。在香港，五分之一居民都是义工，人数多达200万，香港大街小巷、地铁口，到处活跃着志愿者的身影；在美国，三成至四成的国民都是志愿者，志愿服务成为许多人的终身追求……

　　灾难来临时投身火线是志愿者，日常生活中尊老携幼、关怀弱者，不吝付出同情和爱心，守护人类的美德和良知，同样抵达了志愿精神的核心价值。而由此结成的民族共同体，乃是构筑公民社会的基石，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人人都应该是志愿者！

　　这样的社会愿景，要靠NGO、普通公民的付出，也要靠政府的努力。

　　在汶川震灾中，民间力量虽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但也暴露出志愿者素质参差不齐、组织效率普遍低下甚至某种程度的混乱无序等弊端。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说到底还是民间力量缺乏足够友好的生存空间。长期以来，一些政府部门对N GO等民间力量一直抱有本能的戒心。成立一个NGO，必须跨越许多过高的门槛，而资金扶持、税收优惠等激励机制又乏善可陈。以至NGO患上了长不大的“营养不良症”，而志愿者亦无法在贫瘠的土壤上成熟起来。

　　但NGO、志愿者在汶川震灾中的全线出击，已足以让一些有偏见的政府部门重新认识民间力量——它们并非搅乱秩序的破坏者，而是能够与政府共担苦难和责任的建设者。基于这样的思维转折，政府如何为NGO等民间力量创造更为自由、宽松的生存环境，以及构筑起双方互动、互信的良好机制，理当成为执政理念和法律制度“灾后重建”的重点。

　　就NGO制度建设而言，2004年出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虽然为NGO的成长带来新的资源，但仍然存在“ 门槛过高”等缺憾。而1998年出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过于浓厚的“管束”色彩早就屡遭诟病。如何以开放性的思维全面修订这些与NGO息息相关的行政法规，实乃当务之急。而在条件成熟之时，难产多年的社团法、非政府组织促进法等等，也应当加快提上议程。

　　在志愿服务立法方面，一些国家已经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在日本，政府对派往国外的志愿者提供生活津贴、医疗费、保险费等；在捷克，政府为每周工作超过20小时的长期志愿者支付养老保险费；在韩国，学生的志愿服务被计入学分；在美国、新加坡等地，对志愿者的精神和物质奖励也都得到法律确认……目前，我国已有二十多个省、市出台了志愿服务方面的地方法规或规章，制订一部全国性的志愿服务法理应成为下一步的立法目标，也只有借助制度化的激励和规范，志愿者这一新型公民群体才能进一步成长、成熟起来。

　　一场巨大的灾难，将中国推到了一个加速转型的关节点。志愿者群体的崛起，公民责任的苏醒，将志愿精神进行到底的意识自觉，以志愿者、NGO为代表的民间力量与政府力量的相互融合，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变革等等，都在共同孕育着公民精神的成年礼，都在逐步营造着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这是付出惨重代价后的历史契机，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应当好好珍惜、好好把握。唯如此，才是对数万亡者最好的安慰，也才是对中华民族最好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