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给中国的启示

　　带给中国的启示

　　由此可见，西方慈善事业的发展主要还是有赖于民众的力量和制度的保障。

　　公民意识和公民行为是西方慈善立足之本。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中国要达到这个程度，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程。不过，将传统融入现世，可能是中国式慈善的方向之一。

　　杨团列举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两大标志性事件，一个是1998年的抗洪救灾，另一个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慈善事业写进了中央决议，写明“社会保障由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构成”——这是他去年的观点，换作今年，应该还要算上抗震救灾。

　　这些例子可以看作是全民慈善意识提升的写照。

　　曾担任过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常务副秘书长的杨团曾对这20年的中国慈善事业做过这样一个总结：观念有进退、制度未突破——观念上，进的是全民慈善意识普及，退的是慈善的民间性；对慈善事业的定位开始是政府工作的重要补充，后来就变成社会保障重要的组成部分。慈善的属性和做事的方式越来越官方化，成为政府主导的社会公益事业。

　　他预言，将来非公募基金会的大批出现会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拐点。

　　现在对于想在中国登记注册的NGO、NPO来说，最大的难题是找主管单位，主管单位都是政府或者准政府机构，例如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找了中国卫生部作它的主管单位。杨团对这些NGO、NPO的建议就是“绕道走”，寻找其他途径来合法保护自己的权益：一个方法是利用网站，它也是一个组织，备个案就能开展活动；第二个就是基金，因为基金不算正式企业，可以挂靠在各级组织下面。当然，也不排除企业登记和香港登记的方式。

　　NGO(非营利性组织)信息咨询中心董事长商玉生一直关注着我国NPO组织的发展。他曾经在2003年的《中国青基会通讯》第8期发表了《我国基金会的现状及体制分析》。

　　文中认为，从中国基金会基金来源及基金运作的效率看，中国基金会资产规模小、本金少；基金本金保值增值渠道单一、风险大、限制多、效果差。“中国基金会中，以巨资投入设立、利用本金开展工作的资助型基金会不多，而且由于基金增值困难，致使这种基金会工作很难；而以项目筹资的“过路财神”式的基金会相对来说，还都能开展工作。这种基金会多数属于运作型基金会，即自己筹资，自己进行项目运作。这必然造成工作成本高，和有时会发生监管不严等不良现象。而且也存在可持续性问题。

　　从基金会发展趋势上看，建立必要的本金并逐年增加，对基金会的长期发展和战略目标的实施是必要的，所以，一些过路财神型基金会也在用心扩大本金，至少能作到有一定数量的本金沉积，以便增加使用运作本金的收益开展工作的能力。(来源：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