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调查:警方与黑帮关系密切成公开的秘密

　　瓮安之乱

　　以女中学生李树芬之死为导火索，贵州爆发的“6·28”群体性冲突将小城瓮安推上了风口浪尖。死因争议背后，长期积聚的干群矛盾、警民矛盾才是更为重要的推手。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7月3日下午的“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所指，“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

　　记者◎魏一平 摄影◎黄宇

　　7月3日，贵州，牛场。这里是从贵阳前往瓮安的重要中转站。

　　令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县级市福泉与瓮安同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虽为近邻，但班车并未直接连通。从贵阳去瓮安，通常的选择有两个:一是直接从贵阳至瓮安，但汽车班次较少;二是从贵阳至福泉，再往北到两县市交界处的牛场，换车到瓮安。这样一来，虽然瓮安位于贵阳东北不足180公里处，但因在区划上属于黔南州，交通亦稍显不便，单程约需4小时。

　　“6·28”事件后的第5天，瓮安县城的社会秩序已经基本恢复，沿街商铺均已照常营业。但异常处仍然显见——县城主干道上，不时会有列队整齐的武警战士手持警棒巡逻，把守在银行及政府各部门的战士背对站立，警惕地注视着不同方向。每个路口都有警察24小时轮岗值守，佩戴“平安瓮安”字样红袖标的当地政府工作人员随处可见。街道上拉起了密密麻麻的横幅，当地电视台和高音喇叭里循环播放政府的相关政策，敦促尚未归案的不法分子尽快投案自首……与此对应，较为隐秘的变化是，夜晚的街道上虽仍旧霓虹闪烁，但据当地群众反映，“热闹”已经变了味道——“骑着摩托车出来砍人的混混儿少了，牵着狗出来散步的百姓多了。”

　　在瓮安的3天里，记者先后走访了玉华、草塘、天文、玉山、龙塘、雍阳等乡镇，试图探寻“6·28”事件背后的瓮安之乱。这恰似一个罗盘，以矿产资源等经济利益的争夺为核心，以移民安置、建筑拆迁、土地征用等矛盾为辐射，夹杂在其间的亲朋人情，将相当一部分矿主、政府官员、警察、江湖兄弟与学生娃纠结在一起，织成了一张网。而李树芬之死，不过是这数不清网眼中的一个罢了。

　　玉华:小城矿都

　　从瓮安县城出发，沿山间公路西行，半小时后，可见一小片民居掩映在群山间，即为玉华乡。乡派出所位于地势最高的一个山坡上，是乡上仅有的几栋楼房之一，俯瞰着散布在周围的破旧平房，格外显眼。虽然从人口和面积上说，玉华在瓮安县23个乡镇中算不上显眼，但在经济上，这里却是瓮安的重镇之一，只因矿产资源丰富。

　　过玉华乡后，柏油公路变为崎岖不平的砂石土路，车在运煤车掀起的尘土间颠簸一个多小时后，才能到达死者李树芬家所在的雷文村。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四口之家，父母常年在家务农，跟当地大多数村民一样，以种植烟草获得的微薄收入供应孩子的学业。据李树芬的一位直系亲属介绍，李树芬从小乖巧懂事、性格活泼，与哥哥李树勇的感情很好。3年前，从玉华中学毕业的李树勇考取瓮安二中，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李树芬即跟随哥哥到县城读书，后考入瓮安三中。“兄妹俩寄宿在县城一位远亲家里，平时父母给的零用钱都是由妹妹保管，哥哥花钱要跟妹妹要。”

　　为节省来回路费，加之交通并不方便，兄妹俩并不经常回家。瓮安县城与雷文村之间的这段山路由数不清的陡弯组成，通常不足百米就有一个，突然从树丛后面拐出的大卡车呼啸而过，都是矿上的运输车。透过车窗向外望去，翠绿的群山间，冒着浓烟、喷着火舌的矿场烟筒开始密集起来。同行的司机师傅告诉我们，这里是瓮安县矿山最集中的地区。

　　仅从玉华乡上的建筑和车辆看，并未显现富裕迹象，破败的房屋并无次序，逼仄的街道错乱交织，交通工具多为两轮摩托车。在街上“摆龙门阵”的村民如此回答我们的疑惑:“矿场占地大多是山间的村庄耕地，补偿到老百姓手里的钱很少，除了有少部分当地青年到矿上干活以外，对老百姓基本上没啥好处。”记者随机走访了邻近山路的一家矿场，据在此上班的一位当地村民介绍，这家建于4年前的矿场由福建一位老板投资，当时给村民们的耕地补偿只有每平方米9块钱，“通常的做法是，先让我们在没有标明价格的补偿协议上签字，声称一定不会亏待我们，老百姓懂得少，总以为卖地打工比种地划算，但后来的钱少得可怜，再抗议的时候已经是白纸黑字，没法子了”。

　　其实，瓮安的矿业兴盛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据一位曾在当地政府工作多年的人士介绍，瓮安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县，农业人口占全县人口80%以上，以油菜、烤烟为主的经济作物是当地老百姓的主要收入来源。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全县一年的产煤量也不过十几万吨，除了供应电厂和百姓生活自用外，几乎卖不出去。“当时煤炭价格很低，这里的交通又差，发展矿产并非县里的首选。”

　　但这一切在世纪交替之际发生了变化。2000年后，随着矿产价格的猛涨，矿场猛然间多起来，与此同时，交通设施的改善与招商引资的风行，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矿业发展。一大批福建、广东等南方老板来此投资开矿，本地的有钱人也不甘落后，纷纷投资矿产，“但由于瓮安的煤层薄，通常只有两三米厚，不适合建大矿，绝大多数都是私人小矿”。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瓮安县还是黔南州除州府所在地都匀市以外唯一一个财政上交县，后来逐渐被邻近的福泉超越。县里要发展经济，利用矿产丰富的优势是条捷径，但也最容易带来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上述知情人士感慨道。因为耕地补偿、吃水用电等种种问题，由开矿引起的矿群冲突与干群冲突时有发生。“但老百姓更多是对当地干部不满，我们相信矿老板给出的补偿不会那么低，多半是让当官的吃掉了。”不止一位村民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据当地群众介绍，死者李树芬的“干爹”谢某也是玉华乡人，曾因矿产纠纷，于去年联合本村村民跟当地公安部门发生冲突。李树芬出事后，他花钱租用冰棺保存其遗体，并雇人昼夜看护，“让当地一些公安人员很是气愤”。

　　因矿而起的矛盾还不至于此。“谁都知道开矿能淘金，一些社会上的青年混混儿便开始变着法地抢矿，方式五花八门，有的直接要求入股，有的是要求垄断运输。”一位前几年跑运输的司机师傅告诉记者，当地运矿的大卡车往往都有相应关系照应，有的甚至直接为交警所有，“否则，一个月光罚超载就赔光了”。另据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分析，“矿主一方面要通过一些官员获取开矿的便利，一方面又要寻求保护，有的政府和公安人员参与矿场，也就不足为奇了”。有时候，警察还会成为矿老板与帮派混混儿之间的调停者。就在今年上半年，当地便爆发过一次规模较大的冲突，由韩国公司和四川公司联合投资的一座矿场，在即将完工之际遭到一部分人阻挠，“拦住道路，不让大型机械通过，要抢夺矿产运输权，后来抓了几个，不过很快就放了”。

　　玉山:江湖老大

　　抓人、放人、再抓、再放……这正是当地一位警察向记者描述的工作状态，这位拒绝透露姓名的警员说起这些也有些无奈。对于当地警方一部分干部与黑恶势力的密切关系，在百姓乃至官员中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抓人是为了适当压制一下，放人也是迫于压力和利益的驱使，双方关系很微妙。”瓮安县城一位对当地情况了解较为深入的私营老板分析道。

　　要观察瓮安的“江湖”格局，就不得不从玉山说起。据当地警方通报，对“6·28”事件涉案人员的抓捕行动仍在继续，所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已经升至百人以上，涉及到当地黑恶势力中的6个帮派，其中以“玉山帮”为最多。这个在当地群众中尽人皆知的“瓮安第一帮”，因多位老大均来自玉山镇而得名。

　　其实，如果不是“玉山帮”的崛起，即便在瓮安，也很少有人会注意到玉山这个名字。这个位于县城西北20多公里处的偏远小镇，既没有玉华那般丰富的矿藏，也没有草塘那样发达的手工业，甚至连当地散布的众多红色旅游景点，玉山都没能分得一杯羹。上世纪90年代，寂寂无闻开始被打破——因为拐卖妇女儿童活动猖獗，玉山曾被列入县委“打拐办”重点整治地区的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