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会不以辩题先天优势作为输赢评判标准

　　白岩松：

　　咱们都参加过很多场的辩论会，辩论会从来不以辩题先天的优势作为输赢的评判标准，如果这样的话辩论就没法辩了，如果大家这个时候不解放思想，而是直接拿出十七大报告都已经变成了现在叫又好又快的发展，天然就认为重庆经济发展应该着力在好这块，就赢了，这辩论就没法辩了，就要听听双方彼此的看法，辩论本身的魅力。

　　另外我相信，对于重庆这样一个相对西部地区的人来说，在全国统一一个大的方针是又好又快，怎么去做好又好又快，各个地区有各自的解读和看法。所以这种辩论也反映了重庆自身的一种矛盾，这种心理我在全国很多经济稍欠发达的一些地区经常听到，他们就在说，是的，现在应该提倡又好又快，但是我们作为已经有一些落后的地区，如果这个时候一味说好而忘了快行吗？所以另一方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它是有针对性的，反映了重庆在面对又好又快这样一个大的方针下内心的一种考虑，甚至是左右犹疑，但是有这样的一场辩论，大家不就是把这种潜在的东西更加明白的跟百姓进行一种沟通吗？

　　主持人：

　　我特别看重的是刚才短片里面所呈现出来的，作为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在结束辩论之后上台的点评，刚才以又好又快为例，中央十七大的报告里面都写出来了，好字在前，快字在后，但是他的这个点评着重发挥、看重的是重庆自己的特色，要把快放在好面前。

　　白岩松：

　　其实这个我们也在说，有的时候总是因噎废食，或者说因为政策的一个变化之后，大家简单地去解读它，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为什么呢？是不是过去提快的时候因为有很多人不提好，所以快才会出问题，现在一提好在先，但是永远别忘了，又好又快是并连在一起的，又会担心有很多的人只提好而忘了快，中国能不快吗？

　　主持人：

　　你说的这些话不是双方都已经解释清楚了吗？他把这个过程展现在百姓面前，不是一个很好的政策普及吗？

　　白岩松：

　　没错，这个时候你就会听到，薄熙来再上去解读的时候也是两面话都说了，我们选择的只是一面，他还是有一些娱乐精神，平常你很少见到一个书记点评完，自己一乐，然后拿起矿泉水喝两口，这也是一个让大家感觉略有一点不熟悉的官员的形象。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辩论赛中，可以让官员更好地复原为人，而不是一个官员既有的某种形象，语言也复原为作为一个人特有的某种语言的个性色彩，而不是一个官话、套话的色彩，请问官话、套话在辩论会当中能赢吗？输定了。

　　主持人：

　　我们再来看谁在关注这样的一场辩论比赛。网络都已经拥堵了，说明有无数的老百姓在看，那么百姓在看这样的一场辩论比赛，他们看的是什么？看的是热闹还是看的是门道？

　　白岩松：

　　我个人的感觉，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所有的观众和网民们其实是评分的老师，所有的官员包括薄熙来在内都只是参考的学生。我很想问这样一个问题，这样的辩论是说给谁听？说给官员自己听？还是说给百姓听？是在考谁？是在考参加辩论的官员？还是参加点评的薄熙来？还是关注这件事情的百姓？我觉得是对官员的一种考评，甚至对薄熙来自己都是一种考评，你能不能以一种更喜闻乐见的方式，不是一个大家想像中书记的方式，进入到这种改变了的思想解放的新的喜闻乐见的方式中，我觉得他做的还可以，从他的身体的大范围反映的语言，包括讲完自己一乐，喝水，包括自己参加点评，而且还有一个小细节，有一个领导还是专家上去进行点评的时候，薄熙来说你那太长了，这可不是做报告，这样的语言是有新意的，以后恐怕再有这样的语言的时候，老百姓也可以说，你这是做报告，会不会改变我们很多官员习惯了的报告腔呢？

　　主持人：

　　是否有了这样的一场讨论在前，提供了这么一场大讨论，由辩论可以引申为讨论，讨论正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土壤，对未来重庆市在真正采取它要采取的未来发展措施的时候，会不会在民意方面提供一个很好的土壤？

　　白岩松：

　　其实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得很直接，可能针对具体这样的一个问题，老百姓究竟怎么讲，我看的不仅仅是这个方面的问题，我倒是觉得另外的一些因素很好玩儿，比如说这次比赛参加的选手，我看年龄好像不像是级别更高的官员，而是一个相对很年轻的，可能有过大专辩论或者一定口才很好的经验，我倒很想看到副处级、处级甚至副局级、局级也能坐在这儿辩论辩论，我很想看看他们的表现如何，对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还有，官员们习惯了说一样的话，中国古人说过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能够和睦相处，但是拥有各自的不同，小人才同而不和，非常相同，但其实很不和睦。辩论是天然的用规则捍卫了大家可以和而不同的，你们可以和睦相处，但是陈述不同的意见，官员们可以表达更多的不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大的进步，这个思想的解放比有的时候具体的某个事件和某个论题说对了或者说错了，对重庆的未来可能更有积极意义。

　　主持人：

　　我们稍后会继续关注在重庆的这场电视辩论比赛。

　　主持人：

　　重庆进行的电视辩论被认为是解放思想的一种尝试，其实改革开放30年以来，在这样的一个关节点上，有很多地方都在进行着思想解放的更多的尝试。

　　解说：

　　广东要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首先必须要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这是2007年12月1号，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干部会议上发表的一番讲话。

　　三周后的12月25号，中共广东常委十届二次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甚至以充满忧患意识的灾难电影《日本沉没》来唤醒经济总量连续23年居全国第一的广东，“再不解放思想，广东经济总量第一的排头兵位置将难保”。据当时记者现场统计，汪洋在近两个小时激情洋溢的讲话中至少有22次讲到解放思想。

　　今年二月，昆明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在市里的专题讲座上因打瞌睡被市委书记仇和当众点名批评，两天后蒋被勒令辞职，此事一出，舆论一片哗然。

　　已被海内外关注多年的铁腕人物，最富争议市委书记仇和再次成为新闻舆论的焦点。

　　两个月前，仇和空降昆明，很快掀起了新一轮的“仇和风暴”。就在“打瞌睡事件”之前，2月16号，《昆明日报》用四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市职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接受社会监督，此举一出，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争议，而这只是仇和诸多昆明新政的一部分。

　　仇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我们现代新昆明建设一定能够做到一年一个样，三年、五年能够大变样。

　　解说：

　　改革的结果有待时间的检验，但仇和新政背后所彰显的无疑还是对解放思想这一理念的果敢探索。

　　今年3月27号，南京电视台现场直播了一场特殊的演讲答辩，16名市管副职干部每4人一组，PK原空缺或正职拟交流的四个职位，南京市政府特别组织了200多名干部代表、知名企业代表和基层群众代表，让他们到现场参加候选人的PK大会，参与的每个人都可以向候选人提问。

　　在南京通过公推公选方式产生市政府组成人员人选是第一次，现场直播演讲答辩和民主推荐也是第一次，尽管还是有人质疑这种形式的透明性，但不少人也认为直播选官还是为未来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为制度创新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王奇(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

　　他们勇敢地走上竞职演讲台挑战自我、接受评判，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是今天的主角，我们向他们表示敬意。

　　解说：

　　2008年，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第30个年头，解放思想再次成为时代的关键词汇。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认为，当下的思想解放就是要突破传统的发展理念和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完成从经济人到和谐人的转变。

　　30年前，思想解放成为我们开创未来、锐意进取的法宝，30年后的今天，它的背后究竟又承载着怎样新的意义和期待？

　　还权于民是新一轮思想解放的特质

　　主持人：

　　刚才我们也从电视辩论说到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到底是群众的事儿？还是说是领导层的事儿？

　　白岩松：

　　我觉得首先是中国在改革进程当中一个阶段性的挑战，就是你不得不面临这样的一种挑战。这一次大家称之为第三次思想解放，以改革30年作为一个基点，一开始的一次思想解放其实围绕着《光明日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解决了一个我们要不要改革的问题，和该不该改革开始的问题，最后拉开了中国改革的一个大门，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是一个中国全新时代的开始。

　　第二次思想解放在1990年、1991年慢慢有了苗头，到1992年南巡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高峰期，解决了姓社、姓资等等困扰大家的一些在改革行进了十几年之后的一个问题。

　　到了今天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我们还需要思想解放吗？其实依然面临着很多的阻力。如果我们翻开十七大报告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对改革30年印象深刻的人都会看到十七大报告里头的头几段话，那么着力地强调我们一定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就能够感觉到背后也是有一定阻力的，这是一部分。

　　还有一个，大家拥有了一种改革继续向前走的焦虑的透明天花板，好像已经有一个透明的天花板在阻拦着大家前进，我们好像什么都做了，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为什么叫透明的天花板？一些很无形的东西已经在束缚我们，不仅仅是一种改革阻力的问题，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恐怕在体制创新、民主进程、还权于民，这样的几个因素在十七大报告当中其实都有非常清晰的阐释，政治文明为什么如此明确地提到所有人的面前？为什么用了两个章节？一个是在其中一个章节谈到社会主义民主，在党建里头有大量民主的具体举措推进的东西，然后以人为本，还权于民。

　　刚才那个片子看到的很多东西都跟这样的进程紧密相关，我个人的看法，这是这次思想解放一个很重要的特质，突破透明天花板去完成政治文明构建当中，同时在民主进程当中最后有一种机制的新的突破，还权于民。

　　主持人：

　　我觉得咱们应该好好分析一下思想解放这个词本身，因为解放这个词跟科技创新一样，也是有等级的，比如说小打小闹的创新也是创新，但是这个解放，比如说刚才我们通过发生在重庆的电视辩论，它只不过提供了不同的观点，而这种不同的观点对一个政策的执行是题中应有之意，我们能不能把它看作它本身就是思想解放？

　　白岩松：

　　我觉得这都是思想解放进程当中各种各样的尝试，并且打有这次思想解放的某种烙印。比如说广东的省委书记汪洋很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想要让更多的官员说真话就是允许他们说错话，这对长期以来的为官之道有很大的反弹，如果我们很多的官员更多的敢于陈述自己的真话，是不是一种新的政治文明的标志呢？

　　南京在进行公推公选，比如说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其实是在还权于民，让过去可能是红头文件和上级任命的一种任命官员的方式，现在变成了众多的人参与，决定他是不是可以当这个官员，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有这样的话，将来的干部是要由上级党组织推荐和群众推荐相结合，并且有很多干部的任免重大事项实行票决制，民主也被大量的去阐释，去提出。

　　这些看似分割在各地的小动作加在一起的时候，都具有这样的几个特征，带有新的政治文明的色彩，还权于民，民主色彩在增加。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辩论会，更多地听到官员不同的声音，不同就需要一种包容，不能因为你说的话跟我不一样，我就要打击你，不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公开地阐述在大家面前，而且让老百姓整个完全的介入，这个时候官员的身份不像过去那样，他也恢复到我是一个观众，顶多我上去的时候是一个点评者，我的意见都不一定说的是对的，因为电视机前的人们也睁大了雪亮的眼睛，这一切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主持人：

　　我觉得站在改革开放30年这样的一个门槛上，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在任仲夷和袁庚他们那时候的思想解放，恐怕我们今天不能跟他们比拟，但是站在这样的一个门槛上，我们应该做出这代人应当有的一种思想解放。

　　白岩松：

　　改革30年，我们仅仅是完成对过去的一个纪念吗？我觉得它应该成为一个新的起点。其实从现在不管是十七大报告也好，还有这一两年的很多动作，包括一些地方官员新的尝试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思想解放就是要突破重大的束缚，一开始解决了是不是要改革的问题，然后解决姓社、姓资的问题，这一次就是政治文明的建设、民主的推进、体制的更新等等这些更大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把政治文明也纳为各个地区的“GDP”，这个GDP是加引号的，我们不能只计算经济的数字，它的政治文明可不可以有更快速的跃进，来带动整体的升高，我觉得已经成了摆放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面前非常让人好奇并且兴奋的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