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艳艳事件：沉重打击中国泳坛

　　在中国体坛，受兴奋剂毒害最深的莫过于游泳项目。2000年5月，屡遭兴奋剂重创的中国泳坛再次爆出重大新闻——200米个人混合泳世界纪录保持者、世锦赛冠军吴艳艳涉嫌服用兴奋剂。

　　吴艳艳是在济南举行的中国游泳冠军赛暨奥运选拔赛上，被查出服用兴奋剂的。在此之前，吴艳艳一直因为身体原因状态低靡，济南的冠军赛无疑成了吴艳艳能否进军悉尼的最后一次机会。这次比赛，吴艳艳在她的强项200米个人混合泳的比赛中，一改近年来的颓势，游出了2分14秒02的成绩，名列当年世界第3。在短短的时间内成绩提高如此之快，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

　　2000年5月底，游泳队接到通知，吴艳艳被告之A瓶尿检结果呈阳性，谜团随之被解开，吴艳艳服用的是当时国际上非常流行的兴奋剂：诺龙。由于吴艳艳一直拒不承认服用禁药，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又对其B瓶尿样进行了检测，结果同样呈阳性，吴艳艳服用兴奋剂事件“罪证确凿”。

　　随后，中国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将此事上报国际泳联，按照国际泳联和中国泳协的有关规定，吴艳艳被处以禁赛4年的处罚。吴艳艳就此退役。

　　一个多月后的悉尼奥运会上，中国游泳队颗粒无收，甚至连奖牌也没摸到。

　　逆风：湖北女子举重队集体服药事件

　　进入新千年后，随着硬件条件的提高，中国反兴奋剂工作取得较大的进展，一批违规运动员纷纷落马。

　　2001年3月，中国田协宣布了对服用兴奋剂的男子短跑选手周伟(江西)和杨春雷(吉林)的处罚决定，两人均被禁赛两年，其中周伟是当时名声显赫的中国男子“百米王”。

　　2001年10月，因涉嫌服用禁药，著名女子跨栏选手刘静被处以禁赛两年的处分，无缘九运会。

　　2004年1月13日，是中国反兴奋剂工作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398号国务院令，正式颁布《反兴奋剂条例》，并于当年3月1日正式实施。我国也由此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专门立法规范反兴奋剂事务的国家之一。

　　正当中国体育的声望日益高涨之时，却又发生了湖北女子举重队集体服药事件。

　　2005年1月底，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湖北女子举重队6名运动员在训练中集体使用违禁药物。经调查发现，从2004年12月开始，湖北省体育局重竞技管理中心教练刘少军开始组织、指使湖北女子举重队6名运动员集体使用违禁药物。中国举重协会随即决定对奚汉祥、刘少军给予终身取消教练员资格的处罚，对集体使用违禁药物的6名运动员以及参与集体作弊的另外6名运动员给予停赛2年的处罚，对于湖北举重队给予停止参加国内外比赛一年的处罚。

　　闹剧：孙英杰兴奋剂案

　　2005年十运会，“孙英杰兴奋剂案”爆发，这位中国中长跑名将也成为中国反兴奋剂以来所查处的最大牌明星。

　　十运会女子万米决赛后的兴奋剂检查中，孙英杰A瓶尿样呈外源性雄酮阳性。随后，中国田协作出处罚，孙英杰被停赛两年并罚款一万元，孙英杰的主管教练王德显被终身禁赛。

　　正当人们认为这起兴奋剂案已经尘埃落定时，却又爆出更大新闻。据媒体报道，兴奋剂事件发生后，孙英杰委托王德显对与此有关的人员进行了周密调查，发现青海省体工队运动员于海江在孙英杰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05年10月16日中午在孙英杰平时习惯饮用的猕猴桃果汁饮料中放入“强力补”。孙英杰称，她10月16日参加2005年北京国际马拉松比赛后，例行的尿检正常，并没有外源性雄酮，事隔33小时后却发现了兴奋剂，因此，于海江的“强力补”是造成孙英杰被处罚的直接原因。

　　孙英杰于11月15日向五大连池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于海江对其名誉损害并要求赔偿。五大连池市人民法院于12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此案，12月16日一审判决原告孙英杰胜诉。但中国田协随即表示对孙英杰的两年禁赛处罚不会因为法院判决而改变。但此事前后一波三折，疑点丛生，最终又不了了之，成为一出闹剧。

　　孙英杰禁赛期满后复出，但表现一直不如人意，在今年6月举行的田径奥运达标赛上，孙英杰排名倒数，无缘北京奥运。

　　丑闻：辽宁鞍山田径学校兴奋剂事件

　　如果说孙英杰还有“误服”的可能，尚值得同情，那么时隔一年后的辽宁鞍山田径学校兴奋剂丑闻则恶劣得多。

　　2006年8月8日，由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国家体育总局监察局等单位组成的兴奋剂检查组，对在东北某地训练的辽宁省鞍山市田径学校运动队进行了突击检查。检查组在运动队驻地发现该校一些人正在给多名运动员注射违禁药物，还在现场收缴了大量促红细胞生成素、丙酸睾酮等违禁物质以及一次性注射器，并在该校校长邵会斌的房间内查获大量上述违禁物质。经查，使用违禁物质的多为该校准备参加辽宁省第十届运动会的青少年运动员。

　　国家体育总局在随后的新闻公报中说，此次事件，涉及鞍山市田径学校有组织地给青少年运动员集体使用违禁药物，责成辽宁省体育局立即组织调查，进一步查明事实真相，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

　　但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是，当事人该校校长邵会斌只受到“双开”的行政处理，并没有司法部门追究“处方药何处得来”、“是否属于组织青少年集体服药”等相关法律问题。